《中国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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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人-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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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后宁王朱宸濠造反。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正德的反应不是愤怒,而是欢喜不胜。理所当然,他要御驾亲征。这一次他师出有名,群臣自然是无话可劝。可惜刚走到涿州,消息传来,叛乱已被王阳明等平定。正德好不扫兴,便压下捷报,继续“南征”。他想让王阳明把捉到手的叛王朱宸濠释放回鄱阳湖,由他自己率兵,再战一场。   

  我们时常听说什么人拿什么事为儿戏。像正德这样,能拿所有的事——包括造反这样的大事——为儿戏的,哪里还有第二人?   

  王阳明好不容易捉到朱宸濠,放是不肯放的。后来君臣妥协,在南京把朱宸濠放到一个大广场中,正德以威武大将军的身份,全盔全甲,威风凛凛,动手把朱宸濠再捉了一遍,捆绑起来,自己向自己献俘。可怜朱宸濠,造了一回反,倒被捉了两次。   

  第三件事也匪夷所思。他“南征”到扬州时,不知听了什么人的主意,下令禁止民间宰猪养猪——   

  “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既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   

  正德属猪,又姓朱,所以要禁止养猪。此令一出,天下骚扰,百姓只好将猪杀掉,或贱价抛卖,或做成腌肉藏起来。大臣杨廷和后来上过一篇一本正经的《请免禁杀猪疏》。正德的禁令,与此疏对读,更显有趣。   

  正德虽然怪,但一不疯,二不傻。所以怀疑他的胡闹,至少一部分是有意为之。禁猪的荒诞,如果说他不太可能意识不到,便可能是故意捣乱。他的一些极端举动,如放着皇帝不做而要做将军、公爵、法王,如他听到直谏,会假装要举刀自刎,以此撒赖,如他亲自做强盗去抢人。——一半出自童心,一半出自烦闷,一半出自性格,一半出自观念。   

  他的臣下显然完全无法理解这位君主的心思。杨廷和只好叹气:“事之不经,名之不正,言之不顺,一至于此,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群臣只好继续拿大义来劝皇帝,而没有意识到皇帝恰恰是被大义和责任逼反。既然做不到尽去人欲,尽守祖训,尽合大义,索性破罐子破摔,还落得个响儿。   

  常常疑惑的是,伴着这么一位君主,那时的臣子,难道除了发愁,就不大笑吗?依人之常情,笑是一定要笑的,只是不敢形诸笔墨,所以我们今天见到的史料,只是一位怪诞的皇帝,和一群愁眉苦脸的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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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天下只有一个是:张巡         

  天下只有一个是:张巡   

  什么事是以任何借口都不能做的?或者,有没有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的事?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可惜不曾仔细讨论,而且行不义与杀不辜并举,降低了这个命题的意义。再说,孟子也讲权变,这一主张在他的道德体系中到底居何位置,不能确知。   

  唐代张巡,是极有名的忠臣烈士。安史之乱,张巡固守睢阳,城破被执,骂贼而死。他的故事人人皆知,不用多说。这样一位大忠臣,乱后议封赠时,居然有争论。原来张巡守城,粮草断绝,连老鼠都吃光了,士气低落。这时张巡杀死自己的妾,把她的肉分给将士吃。以此为开端,先以城中妇女为食,食尽,则食老幼,共食三万人。城破时,百姓只剩下四百余人。许多名士纷纷请求表彰张巡,这种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张巡被追赠为大都督,立祠祭祀。至于食人一节,李翰在《张巡中丞传》中说,食人是不好的,但既非本意,且“仓黄之罪轻,复兴之功重”,——食人过小,守城功大,人无完人,不要求全责备。这便是历代的主流意见。至于杀妾及食人一节,毕竟是不太好的事,连舌长如韩愈者,在给《张中丞传》做的序文中也觉难以为言,干脆略过不提。《新唐书》的传文,也只提杀妾食妾,不提食尽城中妇孺,大概是作者觉得,妾是自家人,杀也罢吃也罢,近于以私奉公,无可厚非。   

  中国式的道德观是一张价值表,排在高处的,可以压过低处的,如果最高的一条不是“不得以人为手段”,那么,有太多的名义,顺手拈来,便可用来杀人。古代杀妻、食子之类的事,代不绝书。杀妾饷军,在张巡之前,便有三国时的臧洪,之后又有金国的乌库哩海罕。汉末有一个叫管秋阳的人,和弟弟及一个同伴,三人出行,粮绝,与弟弟共杀同伴,食而得活。孔融议论说,管秋阳爱先人遗体(自己的身体,先人所遗,爱惜是谓孝),吃同伴不算错,反正这人又不是什么至交好友,那么,不过如“禽兽而能言耳”。——孔融好为偏激之论,但他的主张,用传统的语言,竟难以驳倒。俗谚说“两人不看井,三人不出门”,信矣。您想啊,只要两个人一商量,就拥有了多数的名义。鲁迅说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幸好我们还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另一种议论,如金朝的王若虚,与人论张巡事,人问杀人“为己不可,为国何害”,王若虚说:“为己与为国等耳,天下只有一个是。”人又说“图大事者不顾其小”,王若虚说:“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其他如王通说的“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王夫之所说的“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袁枚说的残忍的原因纵然不同,残忍总是残忍。正是这些议论,使人读史时仍存一些信心。   

  清代王士禛,讲过一个鬼故事,说的是张巡妾的后身向张巡的后身索命。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故事里说出这样一句话:“君为忠臣,吾有何罪?”读此知人的同情心,虽经千年碾磨,终于不灭。不过纪晓岚又反驳说:“古来忠臣仗节,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几,使人人索命,天地间无纲常矣。”——一点错也没有,本来就是那样。   

  明代有一部戏曲,叫《双忠记》,须读此剧,才知如何“仗义杀人”。剧中张巡要杀妾,心中不舍,可见是有情有义的汉子;然后,那位娘子不待张巡开口,自己先猜出来,又免去了张巡的启齿之难。下一步,张巡表示“心凄切,心哽咽,不因王事何忍别”,听着倒像是要自杀,他的妾则很知大义地说“臣死君,妾死夫,理所当,情何辜”,对这位吃人夫君,不但不埋怨,反而要“今生未了,又结来世缘”。——敢情被吃一回,还不过瘾。许多事情,都如《双忠记》之于张巡事,涂饰一番,便成高节,成大义,成美谈。新文化运动时,大家都骂礼教杀人。其实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以及将惨状叙述为妙事耳。顺便说一句,《双忠记》在京剧和粤剧里还在唱,尽管版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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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勿语中尉正承恩:严延年         

  勿语中尉正承恩:严延年   

  假如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盗贼也没有,岂不是政治清明,社会完美,大同盛世、大大同盛世?假如这么想,你就错了。没有罪恶的社会一旦出现,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恶的能力被统治者独占了。幸运的是,人类的政治还从未曾达到过这种极致,尽管有许多次都相当地接近。   

  严延年任河南太守,“野无行盗”,庶几太平。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多杀人。他的朋友看他杀戮太重,写信劝他,他回信说:河南当天下咽喉之地,又承周代余弊,坏人多好人少,怎么不可以痛加铲除?为了树威,他把各县的死囚集中到郡府行刑,血流数里,河南人恐惧战栗,背地里叫他“屠伯”。   

  西汉的酷吏,往往有立致太平的政声。郅都做济南太守,如狼牧羊,郡内道不拾遗;义纵治南阳,吏民重足一迹,其治定襄,以前的坏蛋都改行做了官府的帮手。王温舒做广平郡的都尉,外地的盗贼不敢过境,及做上河内太守,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夜里连狗叫声都听不到;尹赏任长安令,几个月后,本来嚣张的盗贼,死的死,逃的逃,长安顿时安定。其余诸人,大致如此。   

  酷吏的另一个好名声是清廉。腹诽罪的发明人,酷吏之宗张汤,死后遗财不到五百金;王温舒死后,家产不值五十金。郅都最有廉名,从不收礼,在官不拆私信,常说:既然出来给皇帝做事,家里的事,只好不顾了。   

  酷吏最大的特点——在我们平民看来,简直就是美德——是和豪强作对。酷吏之祖侯封,便是被吕后用来压制刘氏宗室。宁成也是如此,皇帝委任他做中尉,便是专门让他约束宗室。余如郅都的诛戮济南大姓,行法不避贵戚,权贵都不敢正眼看他;王温舒到广平,一下车便捉捕郡内豪强,连坐至千余家,往往族灭。张汤擅长整治诸侯王,排挫富商,锄灭豪强,也是他的拿手事。   

  严延年更是如此。他的治术,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之人犯了法,他不惜舞文弄法,为他们脱罪;豪门若欺负小民,他同样舞文弄法,必致之于重罪。这一点有些像后代的海瑞,海瑞力不能多杀人,但手段一同汉代的酷吏,其清廉也很像其中的几位。   

  可惜酷吏的功用,并不是解纾民困。西汉的酷吏,正史中有传的一共十八人,有十二人是汉武帝之臣,不是巧合。中国的帝制起于秦始皇,成于汉武帝,谓之秦三世,亦无不可。帝师李斯的理论之一,是把社会压扁。在他看来,对帝权的威胁,不来自易于胁制的小民,而来自有文才或武勇、有势或有钱的中间阶层,把“五蠹”去掉,天下就安定了。对李斯的五蠹之说,汉武帝去其二而用其三;酷吏或自以为得意,其实他到底在干什么,自己未必清楚,而是简在帝心。   

  小民从酷吏那里得到的好处,纵有也是暂时的,酷吏能去恶人于一时,却助纵恶之制长命百岁。何况酷吏绝不是秉法之人,如杜周所说,哪里有什么法律,人主的意旨就是律令。酷吏往往善伺上意,便在于此。为酷吏鼓掌的人,需得有把握自己绝无可能犯法,或者犯忌,否则不要抱怨得不到公平的对待。   

  严延年做官是在汉宣帝时。汉宣帝初政苛察,后来渐渐和缓。酷吏治郡有方,各地曾纷纷模仿,然而不数年间,老百姓更加铤而走险,盗贼蜂起,朝廷无可奈何,重视酷吏的风气,便渐渐止息。——并不是以后没有,只是少用酷吏之目了。   

  为帝爪牙,换来的名声却不好,皇帝经常要把他们抛掉,来假装好人。西汉酷吏,能善终的没几个。严延年做官时,去汉武帝已有二三十年,前辈的命运,他便视而不见,也有人替他看到。他的母亲来河南探望,看见他杀人,大吃一惊。再三劝阻无效,便告辞说:我可不忍看见自己的儿子被刑戮,我还是赶紧离开,回老家替你预备后事吧。一年多后,严延年果然被朝廷处死。   

  又严延年治河南时,邻郡的黄霸以宽恕为政,郡中也很太平,连凤凰都给面子,数次光降。不过,什么凤凰于降,以及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之类,都是汉代官场中的套话,当不得真的。         

◇BOOK。◇欢◇迎访◇问◇  

第8节:菹醢尽处鸾皇飞:李斯         

  菹醢尽处鸾皇飞:李斯   

  李斯临刑前,对儿子发出著名的感叹:“现在,就是想再与你牵大黄狗,出上蔡东门捉兔子,又哪里还能做得到呢?”李斯本是上蔡小吏,某日见到溷厕和米仓中的老鼠生活不大相同,便有所触,发愿不为厕鼠,力争上游,前往荀子那里学“帝王术”。   

  顾炎武曾说,性、命、天道这些玄远的事情,孔子很少说,今天的君子则挂在嘴边;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孔子言兹在兹,今天的君子却不大提。春秋时,新士人与政治的结合,尚无常式,进退时时失据,所以孔子要再三申论。后人讨论李斯相秦,一方(如李白)说他得到如此功名,远胜于糟糠不饱的拘儒,另一方(如柳宗元)说他贪利杀身,还不如曳尾于泥中。——出处去就,在今天早已不是问题了,至少不该是问题,但在过去,可是件大事,如何能够出而不至于背义害身,入而不至于辗转沟壑,一直令古人头疼。   

  且说李斯跟着荀子和春申君,在楚国不得为用,掉头向西,投向六国的对头,新起的强秦。秦国虽强大,尚无文化的自信,也不知如何运用自己的武力。李斯的第一课辅导,便是为秦王立下平诸侯、成帝业的大志。当时关东之士,往投秦国的本来就少,李斯所言又恰中秦王的心事,所以一拍即合,秦王便让李斯主持大计,派辩士与剑客来招募六国名士,能利诱的利诱之,不能的刺杀之。   

  二十年后秦一统天下,李斯又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力主郡县制,第二是禁止学术,行焚书坑儒之政。——李斯本是中原儒士,荀子的门生,乃禁百家,焚图书,视师道如寇仇,岂不自断后路?说起这一点,宋人通常归罪于荀子主张人性恶,学说本身便不醇。如苏轼说,荀子性格激烈,平时高谈异论,一时口舌之快,足为李斯之激。   

  其实,荀子的事业本在于将儒学改造为治术,其学说本身便包含权变的后门。且他及春申君的门下来路很杂,李斯所学,未必尽出于荀子,如他的中央集权思想,可能就有一大部分是来自同学韩非。韩非被李斯设法害死,可惜后来焚书不彻底,使我们尚能知道先秦思想的脉络。   

  李斯是个杰出的人。有点让后人难办的,是如何处理他的双重身份。一面是政治家,一面是士人。他的文才的确非常好,足以配得上他的头脑。鲁迅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不过鲁迅又加上一句“由现存者而言”,——是啊,别的士人死的死,亡的亡,只剩下他自己了。李斯对同侪的态度,既与他的治国主张相副,又未尝没有固宠之意。在权力盛时,他已生惧意。那时他儿子娶的是公主,女儿嫁的是王子,整日拜谒填室,车骑塞门,李斯叹道:荀老师曾说事不可太盛,物极则衰,不知以后我会怎么收场。   

  当年李斯西投,除干求功名外,还有一番意思便是实践自己的政治理论。如今志得意满,又不免难继之忧。秦二世时,李斯为了保命,甚至对皇帝说:明主就是要灭仁义,绝辩争,大大方方,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这种议论空前绝后,便是黄皓魏忠贤辈,也从没敢公开这么说。他还运用自己的学识,给这种奇特的主张以详细的论证。但如此阿上,也不能取容于赵高,后来李斯自知难保,索性与赵高反目,硬着头皮说些忠言,自然是想成则全身,不成也博得个身后之名。   

  后人感叹李斯之死,或说他不懂得功成身退。其实这个道理,李斯何尝不知,只是他一手奠定的格局,已没有那种水滨林下,可为他的退步了。当年商鞅出亡,想找个旅店,店主说:“商君的法令,如果收容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坐以同罪。”商鞅只好长叹自己的“为法之弊”。在这一点上,两人的境况真是相似。   

  另外,不能说是李斯一手将关东卖给秦国。举天下以奉一人,李斯没这么大的本事。六国自己先失了方寸,当年的樽俎之容,会盟之礼,扫地无余,大家尽情攘夺,不知黄雀在后。至于士人阶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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