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不能说是李斯一手将关东卖给秦国。举天下以奉一人，李斯没这么大的本事。六国自己先失了方寸，当年的樽俎之容，会盟之礼，扫地无余，大家尽情攘夺，不知黄雀在后。至于士人阶层，分崩离析，疾走先得，与李斯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秦政的集体惩罚，实在是这些人有以自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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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山厌高而水厌深：曹操（1）
山厌高而水厌深：曹操
谈曾静案时，我曾提到曾静有种迂阔的见识，以为皇帝该文人来做，而不该让“世路上的英雄”来做。其实，“我学中人”是出过一位“皇帝”的。那便是曹操。——或说，曹操并没有做过皇帝啊。是的。不过他无其号而有其实，算得上是无冕皇帝。不管他冤不冤，且按住他来说话。
曹操年轻时喜欢的三件事，是冒险、游戏和狎侮同侪。曹操一家都是老实人，对这么个孩子，想管也管束不住。史称曹操好游侠，那时世家子弟的游侠，不过是些半大孩子胡乱闯祸，惹出事来由家里承当，而对方看在家长的面子上，尽量不和他们计较，往往而成其名。
难怪那时的名士，多不说他好。在他们眼里，曹操既轻躁，还眼尖嘴利。也有说他好的，如桥玄。后来曹操对桥玄感念无已，称“士死知己，怀此无忘”。——曹操大张旗鼓地纪念桥玄，不无对别的品评者含讥带讽之意。
年少时曹操不是好学生。从顿丘令任上罢归后，他老老实实地在家读了几年书。再出来时，已经通经书，明古学，成为“知识分子”了。文士而称孤道寡的，此前有一位隗嚣。只是隗嚣不唯场面小，便是文才，也没有办法和曹操相较。
通常，政治领袖不需要特别优异的才能，不仅不需要，还最好没有。魏晋以下的皇帝都爱摆弄诗文，除了李后主和宋徽宗这两个背运皇帝，也都谈不上高明。后人每以后主和徽宗为玩物丧志之戒，但问题不只在玩物丧志。文才是文士的身基，武略是武士的食源，做皇帝的，如果对这些事太内行，臣下难免要不自安，即所谓“月明星稀”。至于乾隆与臣子争才，那是他没有自知之明，真以为自己的诗写得好，字也写得好。他的臣下，口中唯唯，心里从没觉得皇帝的天才对自己有什么威胁。
曹操的诗才，比著名的“建安七子”还要高。这就有点咄咄逼人了。文人对君主的期待，是以爱好者的身份来做文学的保护者，像曹丕那样。而如曹操，许多事情都哄不住他，实在是有些为难。倒是曹操，可以在那里傲慢地感叹“天下人相知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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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山厌高而水厌深：曹操（2）
不仅如此，曹操还可以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做一些别的皇帝做不好的事情。比如他敢诛孔融，是因为他能估计出如此做的后果，在当时以及在身后。他知道士人的弱点，他知道舆论的构成；他可以借仗他和读书人的关系，他也知道孔融和别的文士集团的关系。他处死杨修后，可以以“圈内人”的身份给杨修的父亲杨彪写信，直言“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孔杨之死，不会影响帝权与士人的合作，因为曹操自己有一半的身份就是“士”，这一身份，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留着。再看别人。嵇康之诛，便导致一大批士人与司马氏不合作。至今，嵇康之死仍然是著名的悲剧，至于孔融，人们多只记得他的“让梨”。
曹操之不称帝，和他的角色有关。“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皇帝果然是该“世路上的英雄”来做，诸葛亮再高明，做梦怕也不曾梦到自己当皇帝。后人每称道诸葛亮的“忠”，其实那是——用今天的话说——“敬业”，或守本分。曹操自明本志，声称“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其实是真话。
曹操的名声差，一大半是因为他不是皇帝。如果他做了皇帝，李世民就不好说他“有无君之迹”，许多人也只好闭嘴了。另一小半原因，则是他以士人的身份掌天下之柄，两边的好处都占到，而才能又高，用朱熹满怀嫉恨的话说，叫“连圣人之法都窃了”。
顺便说一句，《三国演义》是小说，而且是一本极其缺少历史感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看得入迷，会染上“纵横家气”。——实际上，这是一种风俗，从铁匠铺的学徒到大学里的教授，往往沾染。他们讲究的是运筹帷幄，撒豆成兵；把天下事运于指掌间来谈，仿佛面前是摆着万国图或地球仪的，所以能视五千年如盘水，二万里如掌泥，捭阖之方圆之，无不顺手。如此论史，“戏剧性”是有了，但也只有“戏剧性”而已，说来说去，还是说书的。——曹操年轻时也是有些纵横家气的，后来日渐其少，建安十年以后，就不大见得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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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兔角弓射无明鬼：司马相如
兔角弓射无明鬼：司马相如
汉代“纯文人”中，我最喜欢与最不喜欢的，都是司马相如。他的文才，自不用说；他的性格，大有可爱之处。最有意思的是“当垆卖酒”这一出，迹近无赖，然而无赖得有风度。顺便说一句，当初他勾引卓文君，是看上了卓老太爷的家产，不过结尾圆满，历代不以为乱。
司马相如是成都人，卓家在临邛。他把卓文君拐到成都，等了些日子，不见被迫做了老丈人的卓王孙送来一个大子儿。京剧里有几句词，“老爹爹百般施辣手，他那里皱双眉借酒浇愁。不如回转临邛走，开设酒店在街头”，说的就是这一段。他们回到临邛，在卓王孙鼻子前面开了家小酒馆，两人自操贱役，一个卖酒，一个跑堂。卓王孙斗不过他们，只好送上钱财，于是，像童话里说的，王子与公主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司马相如本来也出身富家，花钱谋为郎官，家产荡尽，才出此下策。他是喜好事功的人，看名字便可知道。此番有了经费，不数年，又去做官，因为《子虚》、《游猎》二赋，得到武帝欢心。以后的年头，或宦或否，逍遥自在。若到此也就好了，但他终于肠热难耐，做了那篇《封禅文》。
封禅之说，起于齐国，但当年齐桓公想封禅，管仲谏而止之，不愿意让齐国成为大家伙的眼中钉。按早期的理论，改朝换代后才好封禅，相当于取得天的授权，合法地君临大地。第一位封禅的皇帝是秦始皇，第二位就是汉武帝了。汉武帝很想成为接天贯地的名君，喜事功，好祥瑞，花样百出，心犹未足。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可以说马屁拍在了前面。
此前，封禅的事也有儒生提过，但没人能够像司马相如这样，详细而雄辩，力证汉武帝是如此伟大的君主，可以封禅，应该封禅，必须封禅，如不封禅，老天爷一千个不答应，老百姓一万个不答应。有意思的是，司马相如殚思极虑写了这篇雄文，一直藏在家里，待机而售；然而很快生了重病，便在临终前嘱托卓文君，皇帝若派使者来求书，把这一篇送上去吧。
我不喜欢的不是《封禅文》的谄谀，而是谄的方式，——先意承志。帝制下讨生活，不说些奉承话，是不可能的。但把事情想到前面，先主上之忧而忧，后主上之乐而乐，如非心性熟透，何能及此？
日前一个朋友购入一批书，我帮他搬上楼。他养的一条狗，看到我们往家里搬东西，非常兴奋，打滚撒欢，伴以高唱，我想那唱词不过是“我家好兴旺”之类。我觉得奇怪，如果主人搬来牛肉，也或许有它的份，它的高兴，大有道理；但我们搬的是书，它又不识中国字，跟着瞎高兴什么？说不定里边还有本《怎样烧狗肉》呢。
这个就是境界了。当年梁启超骂奴性，云“依赖之外无思想，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以及“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其实还有更高一层的，为言主人之所难言，事主人之所未事，奴才做到这个份上，才算有成。奴才和奴隶不同，奴隶是不得已而为，想不做而不可得，奴才则其乐陶陶，一日无主，反倒浑身不舒服。——当然，他们并不是没脑子，自甘下贱，而是自有其理由，那便是沈约说的“鼠凭社贵，狐借虎威”。所以古人早有预报，不可以因其柔媚而轻侮之，因为他们一旦遇到批评，立刻就会招来主子，指示对手所在，以及种种可恶当诛之处。
话说回来，司马相如并不是这种人。他是豪迈的人，虽然有些不谨慎，而他的才学，足以掩羞。汉朝人就是不好，也坏不到哪儿去，所以当时的酷吏，在后代便是清官，史、汉《佞幸传》中的人物，如活在千载之外，大可为名臣。至于学不及相如之万一，谄谀则倍之千万的人，更是后世才有的了。韩非子《说难》，讲到若干条揣摩功夫，相如只会一条，叫做“主有私急而强之以公义”；他不会的，还多着呢。又总则云“饰其所矜而灭其所耻”，司马相如只懂得一点儿“饰之所矜”，至于“灭其所耻”的功夫，现在随便找个文化人，都可以做他的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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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凡忠必愚：冯道
凡忠必愚：冯道
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
朝梁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
这是一首骂冯道的诗。作者是元朝的“思想家”刘因。
冯道的挨骂，在于他历仕四朝十一主，拿丧君亡国不当一回事儿。但说起来，“梁唐晋汉周，播乱五十秋”，一转瞬之五十几年，中原五次易主，如走马灯；便是同一朝里，亦君臣互噬，父子相残，一镇之内，杀帅夺旄，习为常事；各路兵将尽是虎狼之性，称孤道寡者不过沐猴而冠，借《沙家浜》里一句词，叫做“忠在哪里，义在何方”。此时能知些廉耻的，便自谓胜人一筹，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主辱臣死？从后梁的张文蔚、杜晓，到入宋的范质、吕端，一批名声尚好的大臣，都是前朝旧人，岂独冯道为然？
冯道另一挨骂处，是奉使契丹，有汉奸之嫌。不过唐代的华夷之防不像后世那么严，安史乱后，更是严也无从严起。陈寅恪曾论河朔藩镇为“胡化集团”；中原五代，更有三代是沙陀人建起来的。石敬瑭父事契丹，固然无耻，但心甘情愿给他人做奴才的，从古代到今天，难道又少了？石敬瑭不过是“皇帝”，当天下之重，格外地没面子而已。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遗患二百年，罪过不小，但他自己就是沙陀人，“汉奸”两字，用在他身上，原本不伦不类。冯道虽是汉人，立身沙陀人之朝，又当极废州裂之季，责他以“民族大义”，是以后世人之所见，责前人之所不见。他在契丹的言语，“哄洋鬼子”而已，“弱国无外交”而已；脸皮厚是真的，但脸皮不能如此之厚，他也不用去了。
冯道不以谄媚事人，而能取容于四朝，可见这个人是很滑头的。逢大事则依违两可，不得罪武人，不预废立，这大概就是他的自全之道。冯道善持大体，若说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倒也看不出来。有个人嘲笑他，如果走得快了，怀里一定会掉出兔园策来，他也不以为愧。他的好处是心胸开阔能容人，得罪他的人，他并不报复。诗人杜荀鹤的才能倒高，但刚在朱温那里得宠，便在家中气冲冲地掰着手指头，算计都有谁得罪过自己，准备尽杀之。这等倾险之徒，不如冯道这样的庸人远甚。
五代兵连祸结，黎民深被荼毒，当此之时，忠为下，仁为上。冯道慈悲为怀，活人无数，然而他的口碑居然还不如史弘肇之流的“好汉”，这只能说是老百姓做刍狗做惯了。史弘肇这种人，不逢其会，杀猪屠狗而已。但人如草芥之时，必有视人如草芥者出，选对主子，多杀人，便可为英雄。史上名气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恶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说明社会出了毛病，不是纵人为恶，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难之事。如冯道者，一平常人耳，以其平常混世界，也以其平常挨人骂。
《宋史》批评五代臣子视事君犹如拿钱干活儿，改朝易姓，就像换个东家，一拍两散，——便该如此！司马光骂冯道为奸臣之尤，理由是冯道“求生害仁”。——在司马光的头脑中，“忠”与“仁”已经分不清了。汉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为伦常之首。以忠君为大节，把它像草标一样插在头顶上，倒忘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只知吠非其主，不问善恶是非。这倒省心，最不堪时，至多落顶“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还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实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评说人物，古人也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问题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以忠为大，则义为小；以节为上，则仁为下。在司马光、欧阳修看来，冯道所做的善事，只是“小善”——如他的廉俭，如他念诵聂夷中的《伤田家诗》来感悟李嗣源，如他劝耶律德光不事杀掠，如他救下违反买卖牛皮禁令的二十人；如武将把抢来的妇女送给他，他置之别室，访得其家送回去；及随辽北上到恒山，见到被辽兵俘掠的士女，掏钱赎出，设法送归乡里。——在忠字当头的史学家眼里，大节既亏，这些小善也就无足道了。
五代的惨剧，本可换回些出息的。但宋儒纷纷而出，把观念的旧山河收拾起来，重入轮回。此后纷纷攘攘，不出矩。至明亡，才有人认真地琢磨些事情。但——仍以冯道为例——无论是王夫之，还是顾炎武、黄宗羲，都以冯道为小人，批评誉冯道为“吏隐”的李贽为邪妄。在三人者，身为胜国遗老，自然要痛骂不忠之人，好像大家都来做忠臣节士，便有万年不倒的王朝了。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此其所以翻遍坟典，拍破脑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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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鸟畏霜威不敢栖：包拯
鸟畏霜威不敢栖：包拯
读包拯事，总有几个疑惑。一是他为什么鲜有朋友；二是他弹劾张方平的上疏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三是他为什么不笑。
宋仁宗时，海内无大事，士大夫乐享太平，诗酒往来十分稠密，我们看当时的名臣，无不留下这方面的丰富记录，唯独包公，其个人生活，几乎没有指爪可寻。史书里记他平生不写私人信件，没什么朋友，与亲戚也不往来（如果鞭打有违法行为的表舅不算“往来”的话）。他流传下的文字，有早年的一首短诗，晚年一篇家训，其余全是奏议。
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是刚严峭直的典范。他从头到脚找不出一丝毛病；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饬得一无破绽，似乎就从没有处过暗室，不曾道过中冓之言。里里外外立于不败之地。
但从常识可知，人是不可能这样完美的。道德的意义，不在于“灭人欲”，而在于克制一部分欲望，使个人行为与社会相平衡。有德者是道德冲突的胜利者，而如包公，竟似毫无道德冲突。《铡包勉》里的包公，有一番公私交战，但只是戏文，史上并没有这种可欢欣的记载。北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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