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与工业化是刘少奇新民主主义蓝图的两个支柱。
刘少奇认为，为了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必须做好两件最基本的事情：一是必须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中国，肃清土匪，保障国内的和平，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及其他各种民主改革，消灭地主阶级及其他一切封建残余势力，从而在城市和农村中解放已有的生产力；二是利用已经建立并且巩固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主要工具，利用其他条件，配合各方面的努力，来发展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生产及其他经济事业。
可以说，刘少奇同毛泽东几乎在差不多的时间内都意识到国民经济在恢复之后，必然也必须经过一个全面的、大规模的计划经济建设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以巩固的人民民主政权作为政治保障和基础。
因此，对“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刘少奇也很快就吃透了它的精神。
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对刘少奇送阅的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上批示说：
又：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请你在会议中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
1951年5月7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阐述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同时他还充分地讲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2）
刘少奇谈到各方面准备的具体问题：军事准备，就是在这三年内把朝鲜战争打赢，解决西藏问题，把土匪肃清，完成土改；政治准备，就是搞好统一战线、群众运动，搞好并完成土改，发展生产，组织互助组，工厂里做好经济核算；经济准备，就是对国内市场、国外市场要充分了解，各种经济准备都要做好，重要的是“要建设就要有计划，要有全国的统计，我们的建设不是资本主义的建设，而是要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文化准备，就是要增加学校，利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宝贝，到处找不到”。
刘少奇接着强调了准备工作的时间限制，说：
准备是这么多，但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还只有16个月，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要加强起来。到1953年，我们搞个全国的几年经济计划，我们就来开始动手建设，开一些工厂。
那么具体的经济建设方针是什么？刘少奇对此是有充分准备的，因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仍然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规划和步骤。
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对“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尤其是在此之前，他就山西农业合作化问题作了批示。因此，在这次讲话中，也很有针对性地批评了过早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
刘少奇首先说这是自己的想法，“大体上是个人的意见，中央没有讨论，不是定见，可能和其他同志想得不一样”。
关于经济建设的步骤，刘少奇认为，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总要有个先后轻重。首先恢复农业及一切可能恢复的工业，其次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必要的重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再依靠重工业进一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为什么不可以首先发展重工业？刘少奇强调说：
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农村是工业的市场，依靠农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依靠农业积累资金。所以我们要先发展农业。
刘少奇认为，在十年建设期间，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都要发生变化，都会发展，但是国营企业、合作社经济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是要增加的。这种变化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种变化是哪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是哪一个时期要做的？刘少奇说：
这种变化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的情形。这个阶段最少十年，十年建设加三年准备是十三年。到那时看情形怎样，或再搞个五年计划，进入社会主义。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恐怕不要。
那么，十年建设之后，国家经济建设情况是怎样的？那时的情况，刘少奇是有所预想的。他认为，照计划执行十年建设后，工业大大发展了，农业也有了大的发展；国家经济的领导作用加强了，成为绝对的领导；管理经济工作的干部成熟了，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数量也多了；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更巩固了，现在是政治联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相联系，经济联系还说不上，目前工厂只供给农民20％的工业品，手工业供给达80％，工农联盟在经济上很薄弱，以后要加强工农联盟，主要在经济上；组织上人民代表会议加强，人民民主政权巩固了。“到这时，我们才采取步骤进入社会主义。”
对进入社会主义，刘少奇也有设想，但这是建立在有一个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的基础上的，必须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刘少奇认为，进入社会主义要走两步：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工业国有化是第一步，农业集体化是第二步。
随着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山西农业互助合作处理的批评，也就是对刘少奇“山西批示”的批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思想很快就转向毛泽东所设计的轨道，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就保存富农经济作出了明文规定外，中央还批准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规定，以保证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但在实际上，相对于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建设而言，保存富农经济只经过了3年左右的时间，大大短于原来设想的贯穿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即10—15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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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3）
1950年9月20日，刘少奇就由贫雇农起家的新富农是否可选为劳动模范问题，复电东北局：
只要新富农本人劳动好，对劳动有新发明和创造，对雇工待遇又好，合于劳模各种条件，而不是简单计算新富农的生产量多，不是他的雇工劳动好而本人劳动并不怎么好，就可以选为劳动模范。
由于富农本人也是劳动者，只要他合于劳模条件，另加一条对雇工待遇好，亦可选为劳模。
这也就是说，富农也是“劳动者”，所不同的是他“雇工”，就是“剥削”，但这并不妨碍他当选劳模，条件是：劳动好，对雇工待遇好。
12月12日，中南局给中共中央电报中，准备发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完成土地改革的指示。20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复电中南局并转华东局、西北局、西南局说：
我们基本上同意你们发这样一个指示，着重纠正土改中的右倾偏向，以便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但在指示中还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哪些“左”的错误是不许再犯的，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忽视联合中农的重要性，破坏富农经济，对地主普遍扫地出门，乱打乱杀，在工作方式上的强迫命令，大轰大嗡等。如此，才能一方面既放手发动群众，另一方面有不犯或少犯“左”的错误。否则，某些干部很可能重犯过去某些“左”的错误。
刘少奇在这里除同意各中央局反对土改中的右的倾向外，还提醒要注意“左”的倾向。而这在他天津讲话时就曾经说过，反右往往随之而来的是“左”的抬头。刘少奇注意到，土改中“左”的错误必然会触及富农经济、中农利益，甚至出现比较激烈的斗争方式，这在新中国成立后，是不允许的。
廖鲁言在谈及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时说：
富农在土地改革实行后，每人所保有的土地，一般仍相当于当地每人占有土地平均数的二倍，有些地方，对富农的小量出租土地也未征收，仍予保留。
富农对此是怎么反映呢？华东局1950年12月8日向中共中央作的关于土地改革试点总结报告称：试点地区土改完成后，“贫雇农得地开心，中农有利放心，富农不动定心，地主劳动回心。”中农说：“人家也劳动，不动是对的。”“富农都不动，我们更安心了。”
对富农的保护和不动的政策，实际上在农村土改中争取了富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据中央政策研究室1951年1月11日的报告说：入冬以来两三个月的土改中，各地发生的破坏土改的事件，差不多都是地主干的，富农干的很少，富农确实处于中立状态。另一份材料还讲到：有个地方有四家富农，一家地主。原来这五家每天联合起来，与政府与贫雇农捣乱。但在听到刘少奇同志的“五一”讲话后，四户富农说，这个讲话很好，从此再不理那户地主了。有些富农对这一政策的理解是这样的：“毛主席不叫动我们的土地财产，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沾了个‘农’字的光。”
然而，富农们高兴得有点早，因为原定的保护政策很快在土改后有了新的变化。
土地改革完成的当年，1953年12月，毛泽东就正式宣布了“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直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很自然地，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富农经济，与此相应的，在城市中也要消灭存在剥削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因此，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是单纯的一方面的，而是立体的、系统的，向整个的剥削制度和剥削现象发动的进攻，旨在彻底消灭剥削制度、根除剥削现象。
更何况，在土地改革进行过程中，农业生产合作运动逐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空气空前高涨，这实际上也是毛泽东转变思想的一个因素。而刘少奇在此时却“泼了冷水”：山西批示。
对毛泽东很快向消灭富农转变的问题，薄一波回忆说：
1953年11月7日，我在华北城乡作了40天的考察后向毛主席写的报告提到，继1951年和1952年两年对中央互助合作会议决议进行传达之后，到1952年冬季和1953年春季，“农业生产合作运动呈现为高潮，社会主义空气逼人，许多人怕冒富农之尖，富农在农村中实际成为不合法的了，共产党员如果不参加互助合作就站不住脚，雇工经营、放高利贷的共产党员被批评为‘走台湾的道路’。”华北地区当时的富农虽主要是土改后冒出来的新富农，同新区土改中保存下来的老富农有所不同，但当时新老富农面临的政治压力都差不多。经验证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步子搞得太急，土改中的事实表明行之有效的保存富农经济政策在土改后未能坚持一段时间，对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某些不利的影响。
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4）
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仍然存在着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方向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农业发展面临着两条道路：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老解放区、新解放区继续推行并完成了土地改革后，刚刚从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广大农民是不愿意也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但是，分散、落后、脆弱的农业个体经济，怎样才能解决发展生产，共同富裕的问题，以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和避免两极分化呢？只有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因此，在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尤其是老解放区的农村中逐渐建立了各种简单形式的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有的地区还建立了土地入股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地区甚至还开始了高级社的典型试验。
很显然，这种趋势是有其必然性的，但是，这里也蕴藏着一个极大的危险性，就是没有强大的工业为后盾，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近代化没有充分发展、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大国，工业化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和机械化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因此，1951年，围绕这一问题，党中央内部出现了第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合作化的争论，并直接成为迅速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导火索。
这次争论的问题，在提法上，虽然只说是老解放区互助组织要不要提高一步，但实质上是涉及当时老解放区农村或土地改革后的农村要不要开始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也是1950年关于东北农村土改后出现新富农问题争论的继续。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中共华北局提交了一个题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山西省委结合山西省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出现的趋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山西省委的报告认为，山西老区的互助组织，由于基础大、历史长，在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一部分农民已经达到富裕中农的程度，某些互助组织发生了涣散的情况。山西省委认为，这一涣散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必然现象：
从实践证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
因此，山西省委认为，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是使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
产生涣散现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互助组产生了新的因素。山西省委认为：
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是十分重要的。
对此，山西省委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和主张：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公共积累”，按成员享用，一人一票，出组不带。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山西省委认为：
这一原则在互助组见诸实施它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这恰恰与中共中央关于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保存富农经济、保护富农经济发展的方针相违背，而且是采取了一种限制富农经济、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因为在土地改革后，农村的经济竞争和贫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所允许的，而且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一贯执行的。
但是，基于对农村中出现的分散现象和贫富分化的趋势，也基于部分农村中出现的互助组已经在继续发展两种情况，山西省委支持了后一种带有社会主义因素和发展方向的情况。因此，山西省委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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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5）
把“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进步的因素，在互助组织逐步地增强，它将使老区互助组织大大地前进一步。
实际上，围绕这个问题在山西省委与华北局之间已经有了争论。起源于华北局派出的一个调查组同山西省长治地委间的争论。
1950年11月14日，山西省长治地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指出在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些互助组织涣散直至解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