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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绳——
在休息时我和李戍孟谈起那天张撰和王妃冒受惩罚风险的爱举。我说张王二人的爱情确是真挚感人的，特别是王妃，她的勇气令人称颂。李戍孟听了沉吟不语，而后却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来：王妃是了不起，可比起我的琳琳来，是远不及的。对他的话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知道琳琳在他心中的位置，我只是感到迷惑：琳琳究竟是一个啥样女子，能令李戍孟如此爱之至深。也许李戍孟猜到了我心中所想，又说道：琳琳是无人可比的，真的无人可比……我说是吗？他点点头，说我敢肯定，这个世上没有比琳琳再可爱的女子了。我说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嘛。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赶紧解释说：对不起啊李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琳琳是个好女子，只可惜无缘见到。李戍孟叹了口气，说：琳琳是完美无瑕的，她的外表美、内心更美。我和她之间的事随便想起一件，都让我的心发疼发颤……不说别的，只说她跑到北京和我成亲，哦，你想听吗？我说想听。他抬眼望望飘着云彩的蓝天，似乎在寻觅他的琳琳的身影。他又叹了口气，然后缓缓说下去。
他说他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从家乡返回S大的，一九五六年毕业留校后因染上肺结核回家休养了一年，这样便错过了上半年的整风鸣放风浪。回校后他给琳琳写去一封信，告诉她工作的事暂时搁置，估计不久就会得到解决，让她放心，让她集中精力复习迎接高考，还向她叙说学校的整风情况。很快便收到琳琳的回信，信中看出她对城里整风很感兴趣，提了一些问题，让他在回信中如实告诉她。他知道琳琳是个追求进步的女孩，关心国家大事，当然也出于对他的关心。他将回校以来的所见所思向琳琳“如实”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封信刚刚寄走，《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这是为什么》的文章，吹响了反右的号角。不久，琳琳的回信到了，信中又问及有关反右的情况。他在回信中如实谈了自己的不理解，这个阶段各系整风中的“闯将”们已纷纷落马。不久又收到琳琳的第三封信，信中要求能明确告诉她反右对还是不对。他回信了，信中“明确”讲了自己的看法：不对。他说如果一个政权闭塞言路且不讲信义，出尔反尔，势必令整个国民寒心。
后来再没有收到琳琳的回信。又过了几天，琳琳奇迹般出现在他的面前，她只身来到北京，只为找他。在校大门口见时，她当头便问：戍孟哥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他听了大吃一惊道：我给你写了信，也收到了你的信。琳琳也惊呆了，说我没收到信，也没有回过信。我是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才急匆匆跑来北京。他定定地望着琳琳，大声说：琳琳你说什么？你没收信也没回信？！琳琳肯定地点点头。他像坠入五里雾中，一边抓脑袋一边说我手里就有你的信啊。琳琳说快给我看看。他说在宿舍里。两人几乎是一溜小跑来到他的宿舍，他找出珍藏在枕头底下的信，交给琳琳看。琳琳只看了一眼便哭出声来，边哭边说不是的，这不是我写的信，是有人模仿我的笔迹写的。老天！他的头一下子大了。尽管当时他不知道其中的就里，可他意识到他遭了人的暗算。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他这样做又有什么目的？他问琳琳，邮递员进村送信一般送到哪里？琳琳说送到村支部。他就不吭声了，上前紧紧将琳琳抱住。
不管怎么的，见到琳琳他还是高兴的，特别是在北京相见。他在学校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安排琳琳住下，然后就带着琳琳逛北京城。尽管心里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在琳琳面前还是强装欢颜，尽量让琳琳玩得开心。
大概在琳琳来北京的第四天，系总支将他找了去，他看见桌上放着他写给琳琳的几封信。如果说在这之前他还尚存一丝侥幸，那么此刻他就完全绝望了。他知道自己无须多做辩解，白纸黑字，即使产生于别人的阴谋中，他也是难逃罪责的。当那位负责人冷冰冰地问他：这些信是你写的吧？他只点了一下头，没多啰嗦。
形势突变，他不能将琳琳继续留在北京。琳琳没有思想准备，问为什么要把她早早“赶”走。本来他想把事情对琳琳隐瞒，经考虑还是觉得当面对琳琳说清楚为好，这是一种对她负责的态度。琳琳听后大眼一点不转了，问：会咋样？他说要当右派了。这几天琳琳在校园走顺眼看了几张大字报，也远远看过批判会现场，但对实际性的东西是模糊的。听他说要当右派，便问当了右派会怎样。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但他知道不能对琳琳轻描淡写，要让她有心理准备，为不可避免地结束两人的关系做铺垫。他问琳琳知不知道农村的四类分子。琳琳说咋不知道，是地富反坏。他说现在四类中又加了一类，就是右，地富反坏右。这你就明白右派是什么了吧。琳琳听罢放声痛哭起来，说戍孟哥我害了你啊。他说琳琳这与你无关的。琳琳说有关有关。他给她擦擦泪，顺势点点她的鼻尖，说有关？是你发动的反右运动吗？琳琳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利，可没有我你会给我写信吗？事情不就出在这信上吗？他说并不像你说的这么简单，有句话叫水上不死陆上死，人要倒霉是躲不过的。琳琳仍认定是自己害了她戍孟哥，又提出了根据，她说支书女人曾到她家为侄子提亲，一个村里的，爹妈很清楚那是个游手好闲的混混儿，没应允。是他不死心，才想出这么个毒法子害人。琳琳说的这件事他知道，也觉得可能是一种原因。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他们针对他这个上大学的地富子弟心存仇恨，这一点在他考大学时便得到印证：刁难他，不给他起户口。总而言之，他在他们眼里是个除而后快的人物，加害是迟早的事，这一次终于瞅准了机会。他尽可能解除琳琳心里的自责，琳琳仍泪流不止，她突然冒出一句：戍孟哥，当了右派能不能结婚？他说那得看怎样处理了，要是判了刑，就不能结婚。琳琳问能把你判刑吗？这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但为了琳琳他说了一句对自己有诅咒意味的话：我想我逃不脱的。琳琳听了想都没想地说：那我们就立刻结婚。戍孟哥，我永远也不离开你！他摇了摇头，将琳琳紧紧抱在怀里。他知道现实是残酷的，再深厚的爱也难以承受漫长岁月的磨砺，况且这也不公道。他不能让琳琳这样一个纯真美丽的女孩跟着自己受苦受难，他是深知自己的母亲这辈子是怎样生活的，不能让琳琳步母亲的后尘。他劝琳琳先不要想别的，立即回去参加考试，争取升入大学。琳琳却摇了摇头，悲伤地说：上学又有何益呢？看看你，还有满校园这些有大学问的人，我就觉得以前渴望读书的想法是幼稚的。琳琳的话使他的脊背一阵阵发凉，琳琳虽然文化不高，却能一下子看到问题的实质啊。
他永远难忘的是琳琳离开北京的头天晚上，他参加完系里对他的批判会，已经很晚了。
他急匆匆赶到琳琳住的旅馆，一进房间他怔住了，只见桌上点了两只大蜡烛，红红的烛光映照着墙壁上贴着用红纸剪出来的双喜字，还有一对并排贴着的纸鸳鸯。琳琳盘腿坐在床上，头上蒙着一块红包袱皮。一动不动。一看这景象他就明白了，顿时热泪涌出眼窝，他上前一把将琳琳抱住，颤声说：琳琳，你，你这是咋的啦？琳琳的声音从“红盖头”下面传出，极其平静，她说：戍孟哥，由我做主，咱俩今晚就成亲，你要是嫌弃我就立马走，要不嫌弃，就掀开我的盖头，这样以后谁也别想再拆散咱们了……
李戍孟声音颤抖说不下去了，虽然他把成亲的过程讲得十分简约，然而却把我深深地震撼了，我眼前浮现出蒙着红盖头端坐床上的新娘琳琳的画面。这是人间至真至善至美的一幕啊。我由衷说到：李老师，只凭你讲的这一点点我就完全能够断定琳琳是一个不凡的女子，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十分难得的啊。李戍孟没有回应我的话，似仍然沉浸在对琳琳的思念遐想里。我又问：李老师，后来琳琳怎么样了呢？李戍孟长叹一声，说道：那是一言难尽的啊。我问：这些你都写在书里了吗？他点点头回问：你想看这本书吗？我说想看，他说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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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我乐岭人物志
三
李宗伦——
“越狱潜逃事件”（佟队长在点名时这么宣布的）发生的几天后，我看见了躺在病床上的李宗伦。我住院了，是那劳什子“闹怪”引发出来的。自在清水塘得了这怪病后，一年总要犯那么三两回，说要紧也死不了人，说不要紧也很讨厌。这遭是蹲在地里间苗时眼前陡然又红了。与从前“闹怪”不同的是这遭昏倒了。被运进“马厩”里醒过来后，知道自己正发高烧，嘴上起了一串燎泡，身子却像掉进冰窟窿里，哆嗦成一团。就被送进了场医院。农场例来对刑期快满的犯人比较优待，一是这种人没有逃跑的可能（除非傻了），再就是给个顺水人情，显示显示劳改场所也是个讲人道主义的地方。一切都是功利的，整治你或是笼络你都不例外，正像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然而即使有缘有故，爱也比恨要好。我住院了，哪怕在死以前住一次院也是欣慰的。
应该说我的体质还不错，这么多年除了“闹怪”一直没生什么大病，也很少吃药。这说明人对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适者生存嘛。住院当晚打了一针，第二天病情便好转了。我心想既然好不容易住进来，就他妈多享受几天。因此当大夫问我怎样时我就一口咬定说头晕，头晕得厉害。大夫有些纳闷，说烧退了咋还头晕呢，再观察观察吧。我就留下来“观察”了。除此之外，我还想“观察”一下李宗伦。
李宗伦和我不在一个班，认识但不很熟悉。只因他被佟队长用猎枪打了，也就从“马厩”里的百多个犯人中“脱颖”而出，成“名人”了，人人都知道他了。也知道了他的大体情况：他家在河北省西部的一个小镇，读中学时爱好文学，酷爱诗歌，本想考入大学中文系深造，但因家庭生活困难只能考入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小镇中学教书，并开始投稿。头一次见铅字是在省报副刊，是一首为庆祝儿童节而作的儿歌。就是这儿歌让他当了右派。常言说常在河边走焉能不湿鞋。李宗伦头一遭上这文学的“河边”就让大水卷走了。他的经历就这么简单，如同那首轻飘飘的处女作。
我进入装病阶段后一直想去探视李宗伦，看看他现在的情况怎样。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一个病房，又不敢贸然打听。也巧，这天那个让我“观察”的秦狱医向我问起李宗伦的情况，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了他，顺便问他李宗伦目前的情况。秦狱医说还活着，估计死不了，很幸运。我问幸运在哪里。他说一是用装散弹的猎枪打的，二是身体侧后方中的弹，没伤到要害处。只是他不肯配合治疗，要死要活的。我问为什么。他说真实原因闹不清，又说你们是一个监舍的，可以去看看他嘛，劝劝他别钻牛角尖。这正合我意，便问了他在哪个病房。
既然有了秦狱医的恩准，就不用顾忌什么了。当天下午我就进到李宗伦的病房里。这是一间小病房，六个床位，有的病号躺在床上，有的坐着或走动。我一眼就看见头和身上缠满绷带的李宗伦，他侧向墙壁躺着，一动不动。我怕他正睡没喊他，走到近前探头向里面看看，见他上面的半张脸缠着绷带，下面半张脸上的那只眼大瞪着，样子很吓人，一点也认不出是李宗伦。一个年纪稍大的病人问我是不是找姓李的伤号，我说是。他说他就是。这时李宗伦侧转过了脸来，用原来瞪着墙的那只眼瞪着我。从眼光的变化看出他认出了我。我赶紧说老李我是老周，也住院了，你怎么样呢？他没说话。那个刚才与我搭腔的病号说你来了正好劝劝他，整天不吃不喝地等死，想不开。我点点头，觉得不妨先从别的病号那里摸摸情况再说。便攀谈起来。看来李宗伦真如秦医生所说“钻了牛角尖”。他认为越过了警戒线应该格杀勿论，可用打猎物的枪向他射击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是人，不是动物。这是无视人的尊严的行为。为此他要求农场当局就此给他个说法。听了李宗伦不配合治疗的过节，我不由一下子联想到冯俐，冯俐不也是认死理非要当局给个说法吗？可谁又会给你个说法呢？就是给了又怎么样，西葫芦就能变成茄子了吗？受苦受难这么多年，仍然童心未泯，李宗伦仍停留在写儿歌的阶段啊。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安慰李宗伦，更不知该怎么劝说他。说句老李我还来看你，就走了。
张撰——
张撰跑到医院把我叫到院子里，神秘兮兮的。我问他是怎么跑出来的。他说他是从演出队来，演出队已取消到外面演出的计划，他去拿东西。我问为什么取消了演出。张撰说要搞运动了。我问搞什么运动。张撰说“拔白旗”。我没弄懂，问在哪里拔白旗。张撰说在农场全面拔，劳改犯教养犯女犯少年犯都要拔。我还是不理解，问你刚才说的这伙人不都是白旗吗？白旗里头怎样拔白旗？张撰说谁知道呢，反正叫拔就拔是了。我问什么时候开始。张撰说前天晚点名时已做了动员，昨天趁大伙出工对各监室进行了全面搜查。我就是为这个才来找你的。我听了紧张起来，问：搜出什么了吗？张撰说到底搜走了什么现在还没公开，我只担心上次给你画的那幅画，你搁在哪儿呢？我说在褥子底下。张撰说那肯定搜去了。我说那画会有什么问题呢？充其量是一幅田园风情。张撰摇摇头，说这么多年难道你还不清楚，许多事情不追究没有事，一追究准有事。我说那怎么整？张撰说这画是你要的我画的，都脱不了干系。问题是问起来咱俩必须得对上口径，别说了两岔道。我说这画你是按照我的意图画的，有问题我来解释好了。张撰说事情也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还是事先统一一下认识稳妥。我说统一什么呢？张撰想想说，要不我从管教的角度向你发问，你也把我当成真管教来为自己辩解，看看能不能把这事糊弄过去。我说你的意思是搞一场模拟审讯？张撰说是，毛主席不是说过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吗？我点点头说你问吧。张撰略一思忖，就开始了对我的“审讯”：
张：周文祥你说，你藏在褥子底下的这张画是从哪里来的？
周：不是藏，是放在褥子底下，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褥子底下。
张：画从哪儿来的？
周：我请张撰画的。
张：为什么要画成这怪怪的样子。
周：是这样，我做了个梦，觉得这个梦实在怪，我把梦境告诉了张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