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接见。我不由一怔，心想刚刚开始接见怎么就到时间了呢？我赶紧对冯俐说小冯我明天再来看你。这也是事先与段监狱长约定好了的。不料段监狱长却说，今天的接见效果不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明天的接见取消。我的头像被人敲了一棒，嗡嗡作响，我晓悟到整个接见过程段监狱长都在外面监听。我连忙向他央求，说我大老远跑来不易，希望能再接见一次，我会继续做冯俐的工作。段监狱长并不理睬我的话，向女警员发出将冯俐带回监舍的指令。冯俐站起身，却不动，她朝段监狱长说请周文祥先走，我送他。段监狱长说不行。冯俐将声音抬高，说周文祥是我的客人，请客人先走是起码的礼节，他不走我也不走。终是段监狱长让步了，气哼哼地冲我说，周文祥你赶紧走吧，走吧。我朝门外走去，在门口我转身看了眼冯俐，纸人样的冯俐正朝我笑着，对我招了招手。这是冯俐留在我头脑中的最后形象。
我的脑袋懵懵懂懂，不知怎么走出了监狱大门。刚走到马路上，我便抱住一棵树大哭起来，那是号啕大哭，是那种看到世界末日万念俱灰痛不欲生的哭。马路上许多行人被我的哭惊动，停下脚步观望，而我全然不去顾及，依旧痛哭不止。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这般惊天动地撕心裂肺的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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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不敢想象，我第二次入狱所得代号竟与头一次入狱的代号完全相同，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十万分之一的概率啊。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会是巧合，我倾向于是人为。比方这丰城监狱里的某一个看守（或警卫）当年曾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供过职，他知道我的代号，见我九年后“二进宫”就把他所知的原代号奉送给了我。这样做也符合人惯常的恶作剧心理。有了这想法便努力想得到印证，我瞪大眼睛留神眼光所及的每一个人，辨认是不是当年草庙子看守所的人。
代号相同，然而其他却已是时过境迁大不一样的，比方说入狱原因，头一次是现行反革命罪，这第二次是顽固不化的劳改犯罪；第一次是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这第二次被革命小将抓获；头一次关在北京，第二次关在离我乐岭不远的一座小城镇。当然最大的不同还在心理上，头一次被人喊一声28611那情状就像是一个惊弓之鸟，现在再听喊就无动于衷了。就是说我已由一个雏儿变成一个老油子，变成了一只不怕开水烫的猪。
第二次被捕其实无须用大篇幅论叙，也用不着进行一番渲染，因为这是“文革”初期许许多多人都曾有过的经历。不同处是别人是从社会抓到监狱里，而我是从劳改农场再进监狱。我得承认这次被抓与“组织”上无关，完全属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这当中倒真的有了点巧合，丰城红总司的小将到“牛鬼蛇神”成堆的我乐岭农场来造反，农场当局将牢城大门关得严严的，并且在哨楼居高临下地向小将宣传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许冲击专政机关的政策。小将就“班师”了，这时在野外逢上刚在小西地埋完死人回营的我和李德志（留场就业后我仍然担当着掩埋死人的重任），一点不差地“撞在枪口上了”。我们就被当着“战利品”抓获回了丰城。这一天是我刑满留场就业的三个多月后。
有言曰：曾经沧海难为水。九年后再进监狱就完全是一种平常心了，一切都不再新鲜，或者说一切都大同小异，审讯、放风、吃饭、睡觉、管教的叱责、关小号、犯人之间的角斗，都是曾经历过的那么一档子事，留不进记忆里。惟一还能记起的是监舍里人满为患，各色人等及流动性很大，李德志开始和我关在一个监舍，几天后就转别的监舍了，只有在放风的时候才能见到。
特别要提到的是放风时见到了袁光，这位前K大党委书记自离开我乐岭后便不知他的下落。断然没有想到会在这丰城监狱里重逢。我们远远地点一下头，算是招呼也算是致意。不过这次看见他心中的歉疚已不复存在，起码不像从前那么强烈，因为在他离开我乐岭后李德志给我讲了他和K大张校长之间颇为微妙的关系，于是我就明白了他被打成右派与我并没有多少关系。即使他不对着大字报鼓掌，右派帽子也会戴在他的头上，说他为大字报喝彩，只是一个借口，倒霉是迟早的事。李德志说袁的岳父是一个很得蒋介石赏识的高级幕僚，在领导一次反蒋学生运动中张遭逮捕，是袁通过岳父的关系将他保释出来，也算是救了张的一命。有关抓人放人的过节张一直向组织隐瞒着，至于他在国民党监狱里的表现，恐怕也只有袁能从他岳父那里知道。而袁是缄口不言的，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李德志说解放后张做了高官确实对袁很提携，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到了K大又把袁要过来当了自己的副手。不知底细的人都会认为他们是最亲密无间的战友，实际上张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袁牢牢控制住，然后再寻找机会将其一棍子打死。果然就在反右运动中找到了这个机会，将袁打成了右派自己又得到一个“坚持党性不徇私情”的美名，可谓是一箭双雕。当时听了李德志这一“新奇”说法我似乎悟出了政治的“玄妙与深奥”，同时在心灵中也撤销了那份挥之不去的歉疚。在“丰监”的每次放风我都多看袁光几眼，每看一次这个“牺牲品”都使我的心灵感到震撼与悲哀。
在“丰监”的另一桩难忘事是又见到了孝子，这遭叫他孝子而不叫邹场长是因为他也成了犯人。当看守将他从门外推进了监舍，我惊讶得差一点喊出声来。他装着不认识我，我也不敢上前与他相认。我只是在心里想，孝子终归是孝子，又一次混进犯人堆里当起了内线。这么想心里着实很悲哀，也很无奈。当然已知底细的我不会再上他当，你当你的内线，我当我的犯人，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却没有井水不犯河水的事，在“陌生”了数天后他终于凑到我身边，悄悄问我怎么进了丰城监狱。听他的口音似乎并不知道我被抓的详情，既然如此我也不必对他多说，我只是说现在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无论被抓被放都是革命的需要。大概他从我这半生不熟的“新时代话语”中听出了对他的戒备，他苦笑笑说道，老周我和你交个实底，这次我不是充当内线，而是一个真正的犯人，和你一样的。我一怔，我确实没想到这一层。但也不敢轻信，问句：怎么会是这样呢？他摇摇头，说老周确如你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稍不注意就会被革命的车轮碾得粉碎。我犯了路线错误，我罪有应得。我没吭声。过会他又压低声音说，老周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未婚妻作古了。开始我一怔，大概是一下子没理清“作古了”这个概念，翻眼看着孝子问，你说什么？我说你未婚妻死了。我听清了，也明白了。心口立刻像捅进去一把刀，又一下一下地刺着绞着，全身反射出一种无以复加的疼痛。说心里话，这个消息并不使我吃惊。事实上这许多年特别是前不久在晋城监狱探视过冯俐后我一直恐惧地拒斥着这个消息，它像一个隐于冥冥中的恶魔，今天终于降临了。这一刹我觉得我自己也死去了。不知过了多久，我问孝子冯俐是怎么死的，但话出口我就后悔了，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一个三十来岁的人作了“古”，又会是怎样一种死法呢？果然孝子跟上的话就证实了，说她被枪毙了。一定是我的样子使孝子惊骇，他拍拍我的头说道，老周清醒些清醒些，要挺住啊，一定要挺住，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知道他所说“以后的日子”指的是什么。可是冯俐死了，我还有什么以后的日子？全毁了，一切都随着冯俐的消失而消失。孝子又说，老周现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愈来愈激烈，整个社会都动荡起来，无论是你是我都要有心理准备，我哼了声问什么心理准备。他说不要期望在短时间内能获得自由，要安心继续服刑。我不再说什么，也不想听他鼓噪下去，然而不知怎的却想起在清水塘农场一个宣称会算命的姓曹的犯人说过的一番话。在给我们一伙人拆过八字之后，他称李戍孟、俞峰华是火命，水克火，要见水而避。说我和李德志是金命，火克金，要见火而避。当时并不太信，只当他是胡蒙。现在看来，李戍孟、俞峰华的事倒真叫他言中，两人都死于水中。而被曹算定为金命的我和李德志，尽管仍还在苟延残喘，最终怕也是“火”劫难逃啊。
我们将继续在“狱火”中无休止地烧炼，直到某一天被烧死，化为灰烬。想想度过的九年“峥嵘”岁月，我还真期望这一天能早早地到来，走向那个被李宗伦描绘为“鸟语花香、美妙无比”的“了”处。然而怕只怕劫数未尽，大限未至，苦难遥遥无期……
（后来的事情真的让孝子不幸而言中，已刑满的我的劳改生涯仍无休无止地延续下去，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前后历时二十二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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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无论怎么说，我们五七人的故事总算有一个“光明的尾巴”，绝大多数被认定“扩大”了，予以“改正”。“改正”后政府也尽可能让我们这些所谓“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各得其所。当然这其中的许多事情也是难以言喻的，也让人啼笑皆非。比如我们K大自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真右派”且二十年来一直拒绝思想改造的高云纯被“改正”了，而S大那位始终以革命者自居也并非对新社会心有敌意的田野却没有被“改正”，将右派帽子保留下来。
只是这类颇具荒诞意味儿的事例已不再会让我们发出声音，由此而说，谁能说改造没有成效？
七九年为办理“改正”事宜我来到K大。这时我已年近半百。岁月悠悠我尚能记得当年离校时发的誓言：我一定要回来，而且从押解我出去的西校门回来。所以能记得我想可能缘于离开时的心情过于激愤。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我的心情竟然十分的平静，没有不平的愤慨，也没有漫长劳改岁月一直充填于胸的屈辱，没有这些，有的只是一丝淡淡的哀伤，抑或是这一点点的悲愤也不当有，因为紧接便发生了一件颇具喜剧意味儿的事：在校园走时我突然发现迎面走来我的一个同班女同学，高高的个子、眉目俊秀，梳一条长长的发辫。我冲她叫声：陶燕。不料这女生不仅不应声，倒出现一副惊讶的模样。我赶紧说陶燕你咋啦，我是周文祥啊。这女生说老先生你认错人了，陶燕是我的妈妈。啊，我张张嘴说不出话来，头脑也立刻清醒了。原来我把陶燕的女儿当成了当年的陶燕，我坠入了时空隧道，一下子倒回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发生这等荒唐事，说起来让人难以相信。老了，老了，在劳改农场我曾未觉得自己老，在经历了刚才这一幕后一下子觉得自己老了。青春不再了。这时我感到一种真正的悲哀，为自己的这一生。
当然狱友们总还是有机会（如校庆等）聚会见面的，关系亲密的也时常有一些走动。见面都还保持着在劳改农场时相互交换信息的习惯，只是现在的信息已不再是“某某人被关小号了”、“某某人逃跑被打死了”、“某某人自杀了”、“某某人服刑期满了”之类，而换成“某某人回校工作了”、“某某人找了个寡妇结婚了”以及“某某人病逝了”等等。信息的不同自然证明了处境的不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从劳改农场回到社会的确是换了人间。感触是很多的，即使说出来局外人也难以理解。
说到我自己，自然首先须从我始终深爱着的冯俐说起——一九八二年春节过后，趁学校开学前的一段时间我到晋城，这时冯俐离世已有十五年光阴（冯俐若能活着业已到了刑期）。可以说晋城之行成了我“改正”后这若干年的一块心病。每当假期到来之际我便迫不及待想赶到那里，而当真要起程时却又打了退堂鼓。坦白地说，我惧怕晋城，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恐惧。每当眼前出现那座被雪尘弥漫着的“晋监”，我便如同掉进冰窟窿一般浑身冰冷。当然意识中我也清楚晋城必定是我的再访之地，不可逃避。去是迟早的事，却未料到一拖就是四五年。
相同的季节，晋城也如同上次那般被风雪所迷漫。还有“晋监”，一切都竟然未变。接待我的仍是当年那位段监狱长，他看上去老了许多。露在警帽外面的鬓角像撒了一层盐，也胖了许多，腹部裹在大号警服里，看上去有些腆。有句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概人老了也是类似的情况。段监狱长对我的态度十分和蔼，先询问了我的一些状况，接着便谈到了冯俐。
他说冯俐的事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惋惜，她的死不是狱方的初衷。他说晋监后来进驻了革命造反派，造反派查看过所有犯人的案卷后，认为冯俐是死不悔改的反动派。并认定狱方心慈手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最后由他们做主将冯俐处死。段监狱长说话时我一直沉默无语，因为我知道人死了说什么都属多余。等段监狱长住口后我问冯俐还留下什么遗物没有。段监狱长说遗物早已被她的家人取走。这倒是确实的，一九八○年去上海见到冯俐母亲，她曾谈及冯俐死后她赶往晋城为女儿善后。我又对段监狱长说我听说冯俐执行后被剪下一绺头发，不知是否有这回事？段监狱长说他不清楚是否有剪下头发一说。又说按惯例对女犯应该是这样，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造反派操作，他们又不懂司法方面的事。我又问狱方是不是一无所知。他说完全不知情。我心想这个问题再追问下去段监狱长也不会改口了，便作罢。我又说上次接见冯俐曾对我说她在狱中写了不少文字，这个当时在场的人员也都听见了，我希望能把她的这些遗文交给我，冯俐嘱托我替她搜集起来出一本书。我说现在冯俐已经平反昭雪，她生前的愿望应该得到实现。段监狱长沉吟片刻，说冯俐确实写了许多文字，但犯人在押期间写的任何文字都须入档，而一旦入了档就不能随便拿出去了。段监狱长的话使我想到那句“一字入公门，十牛拉不出”的话，也就明白段监狱长所说并非虚妄之词。于是我便退而求其次，要求狱方能把我说的这部分文档借出来看看，我抄一份带回即可。段监狱长听罢摇了摇头，说很抱歉，我们无法满足你的要求。我问为什么？他说这样同样不符合保密规定。这时一股火气冲上我的头顶，我想咆哮，我想质问他这是些什么劳什子规定，规定能像橡皮那样擦去纸上所有的字迹吗？规定能像石灰水那样将污秽的墙壁涂改成白亮亮的吗？但我终于还是忍住了，没让胸中的火焰喷发出来（从这一点也可见出改造在我身上产生的功效）。我只是在心中悲哀地想，看来冯俐是有先见之明的，她定然清楚她的书出版无望，因此才交给我那本张张都是白页的无字书。
痛楚中我不由又想到从我手中失落出去的李戍孟的书。一九八○年暑假我曾专程去我乐岭农场找过那个姓董的二劳改，但那时他已举家离开了农场，去向不知，让他保管的书稿也就这么失落无踪了。当时站在董二劳改那破败的泥屋前面，我久久地像失落了魂灵般默立着，惆怅中我不由又想起那句“每一座坟墓里都埋着一本书”的话。
此情此景我才真正地体会出这句话所蕴含的全部意义。李戍孟的书被埋葬，冯俐的文字无法成书（又何尝不是被埋葬），我真的觉得自己无法面对他俩的在天之灵。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冷丁生出一种“补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