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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写作前还是写作中，纠缠于我的不是写作本身方方面面的事，如搜集素材、构思、叙述等。对于这个社会敏感性很强的题材而言，上述并不是顶要紧的。比如采访掌握素材，在一九五七年那场运动中总共有五十七万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由此我将他们称之为五七人），虽然其中不少人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活着的仍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每当谈到这个话题，总会有人提供说他认识的某某是个右派某某某在农场改造过云云。五七人是无处不在的，尽管大多数已进入暮年。这就为了解当时的情况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至于写作的其他方面亦不是问题，创作无定规，要怎样便怎样的事。那么问题又在哪里？纠缠于我的又是什么？我想是对那场运动的认识与把握，对落难于那场运动中的人的心灵轨迹的认识与把握。我想得最多的是这一历史事件所蕴含的意义以及给予我们的启迪。这是写作这部作品的前提。
建国以来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政治运动，后来被彻底否定的只有“文化大革命”。而“文革”恰恰又是诸多运动中最复杂、最怪异、最难以言说的一个。当初的发动者“一网打了满河的鱼”有犯众怒，因此遭到清算是理所当然的事。反右运动则是以“扩大化”为说法“改正”的。在说法上与实施上都有所保留（保留了六个真右派）。尽管这很让人费解，但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便不是个清醒者。应该说针对个人的“改正”还是比较彻底的，除了在经济上没做补偿（指工资，须知若是因国家无力支付巨额补偿而影响到“改正”的政策实施，想也不是当事人愿接受的事），其他方面都有较好的善后。政治上不留尾巴，使用上也不受影响。五七人中后来有官至政府领导人的这本身便很说明问题。就是说，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那场运动已经是尘埃落定，当事者各得其所（包括那些长眠于地下的五七人）。鉴于此，似乎也就没必要翻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老话重提了。那会使各方各面的人都感到疼痛与不适。这是一定的。可我最终还是决定要写，其用意并非是要将那块“伤疤”展览于世，如果要这样，由当事人现身说法则更恰当些（已经有不少纪实体裁的书）。我觉得反右这块伤疤不仅仅是长在单个的五七人身上，也是长在整个知识阶层身上，甚至是长在我们国家与民族的肌体上。意义深远悠长。对此作家不应漠然置之。文学对于这一事件的反映与追索，小说应当担负更大的职责。以其广阔的视野，高度概括以及执著的诘问与追索，将那抹暗色凸现于历史的画版上。
真诚究竟能够走多远。这大约是在《中国一九五七》写作之初受海尔集团那句“真诚到永远”广告词的影响而想到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海尔如今的气壮如山是否与这句大谈真诚的广告词有关，而我知道我的这本书的未来品质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写作的真诚度，或者说作品的真实度。我希望能将作品写得真实，但真实能够走多远？或者说真实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天地间能够走多远？
写作一部作品首先将真诚真实的问题提出，这本身便是件很荒诞的事，与文学创作的本质相悖，情理不通。也正是这种“情理不通”困扰着当代文学及其写作者。真诚真实成了一件费斟酌伤脑筋的事，无奈只好将商业促销的“打折”手法用在创作上。将现实生活打上几折，于是生活的真实就成了“艺术的真实”。作家面对着现实，再面对着自己的作品，有谁能坦言自己没有“打折”？这是一种集体的“游戏”，也是一种集体的无奈，也差不多是当代文学的现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过，许多人耿耿于怀于中国作家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把责任归咎于评委的不公及汉语言翻译的障碍。我不敢说没有这种成分，但事实上他们却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诺贝尔奖的原则是作品须具有理想主义精神，是那种放在全人类视野下崇高真诚的理想主义，而不是狭窄的伪理想主义。如果我们中国能够出现《百年孤独》、《日瓦格医生》、《古拉格群岛》、《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作品，我想同样可以获奖。就是说，是我们没有那样的货色，不是评委有眼无珠。
话题再回到《中国一九五七》，再回到真诚与真实。在写作之初我便十分清醒，对于这一有着深刻社会性的题材而言，作品的真实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未来作品的基本品质。我在这条真诚的道路上究竟能够走多远？我不敢说能走到底，但我想走得远一点，再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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