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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放风的地方是靠监狱后围墙的一座小院。院子不大，于是放风就在各监室间轮流进行。
几个监舍合一的时候也有，少，一般发生在因某种原因须压缩放风时间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管理人员便格外戒备，严密监视如临大敌。放风的犯人实际上是在院子里转圈，驴推磨似的，一个跟一个，转完放风时间拉倒。但位置在放风的开始可以伺机选择，想利用放风时间和某个狱友交谈就走在他的前或后，压低了声音说话别人听不见。人的创造力无限，任何险恶地方都有空子可钻。
这天也合该小日本倒霉，我们24号监室的犯人鱼贯走向放风小院时他正打扫这条路径，看到小日本那一瞬我突然产生一种预感：要出事。这想法刚一冒头接着便听见小日本鬼哭狼嚎地一声惨叫，定睛看时将军已把小日本踢倒在地，并连续再踢，嘴里骂狗娘养的把水烧开！听好，烧开！靠近的几个犯人也不失时机用脚踏杀猪般在地上嚎叫的小日本，直到管理员闻声赶来为止。放风立即被取消，作为对24号监房犯人的集体惩罚。将军被宣布关禁闭一周，这是对肇事者个人的惩罚。从纯狱规角度看，这种处罚并没有偏差，无论是将军还是其他犯人都能接受，且无怨言。况且这次行动使我们吐出一口恶气，且效果在当天便立竿见影：我们喝上了滚烫的开水。小日本吃了苦还须痛改前非。不知什么原因，将军没关满一周就放出来了。大家把他当成了英雄，吃水不忘打井人，喝热水不忘将军。关小号给犯人的最大的折磨是减少伙食份额，本来便吃不饱，减了更要挨饿。虽只关了几天，将军的身体就见出虚弱，脸色死灰，大家自动从自己碗里舀出一勺稀饭添进将军碗里。积少成多，将军每天能多喝一碗稀饭。这碗稀饭就像治病的药物，将息着将军。可笑的是小日本被那一顿臭揍吓破了胆，烧水不敢马虎不说，每当轮到我们监室放风他都躲得远远的，躲避不及时便规规矩矩站在路边，垂手低头，等我们过去。那卑躬屈膝的模样使管理员总是阴沉着的脸都露出笑来。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话用到草庙子胡同就是铁打的看守所流水的囚犯。这里不是正式监狱，被看押的囚犯确如流水，一个一个流走了，一个一个又流进来。我自从进到24号监房这里先后走了四人又补进来四人。这遭要走的是员外。员外的本名叫曹均轩，五十多岁，本人成分富农。他在这里关了将近一年，案由是反革命杀人。那场惨案已过去了七八年，当年被杀的一个村干部的儿子突然从关外回到村，他说还乡团那晚砸他家的门，他爹知道事情不好赶紧把他从后窗丢出去，让他逃命，他往村外跑时看见曹均轩在街上溜达，他是还乡团的内应。他一检举，曹均轩就遭逮捕。审他，他不承认参与杀人，说那晚他在家睡觉。翻来覆去审讯了快一年，他翻来覆去还是在家睡觉。最后一次审讯连续了三个晚上，犯人们都清楚员外正经受着一场车轮大战，没有坚强神经的犯人是经不起这种疲劳审讯的，大家都为员外担心。崔老说员外能不能回家过年就看他这次牙咬住咬不住了。员外回到监房就像死人一样，铁门刚在身后关闭就倒在地上呼呼睡过去了。大家把他抬上铺，给他盖上被子。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也没醒过来。打来了早饭，崔老过去把他推醒，他睁开眼左看右看，好半天才弄明白自己呆在什么地方。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那哭声像牛哞，让人听了心里发怵，他边哭边吆：我完了，这遭完了。见状大家什么都明白了：员外没能经受住车轮战术的考验。他是完了，彻底完了。等他平静之后，崔老问他到底参没参与还乡团杀人，他说没有，真的没有。崔老说这就是那村干部的儿子诬陷你。员外摇摇头，说我虽是富农成分，可和村干部无怨无仇，他干吗要害我？崔老说那就是他看错了人。员外说大概他没看错人，他看见的是我，我有夜游症，夜里常出门在街上溜达，可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崔老说明白了。大家也明白了。将军急急问：员外你对没对审讯员说你有夜游症的事？员外说他记不清楚了，熬到最后只想早早回来睡觉，脑子乱了，什么也记不清楚了。将军又问他最后是否签字画押？其实这话纯属多余，已经熬了三天三夜，不签字画押能放他回来吗？早饭吃得十分沉闷，没一个说话，不用说都在为员外难过，为他担心。果然饭后管理员便来监房宣布让员外收拾东西转狱，这意味着员外在看守所的预审业已完结，案子将转到检察院。员外就这么走了。后来是死是活不得而知。
真的快要过年了。犯人中确有人在想回家过年的问题，这大抵是那些预审完结又自觉能无罪释放的犯人，这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犯人是不抱这种奢望的。他们的全部心思仍旧放在如何应付审讯以谋求最终得到法院的从轻发落上。特别是不要被判死刑，留下一条命。至于我有没有回家过年的想法呢？当然想。而且还很乐观。同监室的犯人对我的问题也普遍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我毕竟与他们不同，他们曾真刀真枪和共产党交过手，共产党恨他们，不会轻易放过。而我则不同，我不过说了几句让共产党觉得不舒服的话。我也相信这一点。我不仅没和共产党对立还真心拥护，我的所作所为也许在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但主观上是绝对没有恶意的。我想一旦把问题弄清楚了还会让我回K大的，人遇事总愿往好处想，一厢情愿的乐观。但我的乐观想法很快便破灭了。
这得从那次放风说起。我们24号监房和14号监房一起放风。在院子转圈时我突然发现一张熟面孔，惊讶中，我想起他是K大新闻系的学生，姓史。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在我之前还是之后？在狱中看见熟人心中确是别有一番滋味。我起意利用这次放风和他谈一谈。否则这机会一旦失去以后很难再有。自然这很冒险，狱方明确规定犯人不许在放风时互相交谈，一旦发现将给予严肃处罚。但强烈的愿望使我顾不了许多。我朝站在四周的管理员看看，他们的眼光没盯在我在的地方，我就蹲下身做出系鞋带的动作，用眼光瞟着在我身旁仍继续转圈的犯人队伍，待姓史的同学走来时我站起插进他的身后，虽然我的伎俩没被管理员发现，却紧张得心怦怦乱跳。没待我开口，我听到有人叫了我的名字，声音很轻。我立刻明白是史同学对我的呼叫。竟然他也发现了我。我轻轻叫了他一声老史。他应了一下。由此我二人便心照不宣，一边转圈挪步一边交谈起来。我问他是什么时候进到草庙子胡同的，他说是一月十二日。我问进来后见没见到别的K大师生。他说有一次和13号监房一起放风，见到哲学系的朱为民，但没说上话。我问我走后K大又抓了多少人。他说不太清楚，反正不少。我问抓没抓程冠生，他说抓了，比他早几天。我问程关押在哪里。他说不清楚。接着他又问了我一串问题，我一一回答。也许急于知道的事情太多，待他稍一停顿我又开始询问。我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冯俐的外文系学生。他说认识。他说他还知道她是我的未婚妻。我问他知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况。他说自你被逮捕后她成了全校的名人。我心中一惊，问咋？他说她为你被抓的事几次到校党委闹，让他们讲出你关押的地方。学校讲不出她又去了北京市公安局，最后被警察押送回学校。这事在全校引起轰动。我听了紧张万分问她后来怎么样了。他说她被抓了，不知道以后的情况。总算知道冯俐的消息，而且是个坏消息，我心里十分冲动，要不是在院子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会大哭一场。我强忍悲伤，又想到那个能不能回家过年的老问题，此时此刻这个愿望无比的强烈。释放后我将立刻去寻找冯俐，哪怕她关在天涯海角。我问老史当局会不会在短期内将我们释放。老史说千万别有这种幻想，绝无可能。我问为什么。他说右派已被定性为阶级敌人，被抓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这么严重的罪名怎会轻易释放呢？他还说他被抓前接到哥哥从上海复旦大学的来信，信中讲他们学校被逮捕的右派许多已被判刑送劳改农场了。上海如此，北京还会两样么？听到这个消息我的脑袋像被重重地敲了一锤。这一锤也就敲醒了我的自由美梦。
这次放风之后我的情绪十分低落，也十分抵触。心想共产党到底是犯了哪门子邪，干吗非把原本拥护他的人推到悬崖下面去不可？这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联想到自己这些天的苦思冥想，我感到无限的怨恨。我决定不再绞尽脑汁想自己的“罪行”了。既然右派在共产党眼里已经是个又臊又臭的破罐子，那就破罐子破摔好了。这么想我便不在乎自己今后的命运会怎样，我只是担心冯俐。我牵挂着她，这牵挂是刻骨铭心的。当然我还很清楚，这种牵挂仅仅出于我对她的感情，已没有功利的成分，我相信我和她的爱情关系已经结束，我们已失去爱的权利。我别无它求，只求她能平安无事。
崔老发现了我情绪的变化，注视我的眼光透出关切，这是我能察觉到的。这天晚饭后他把我叫到床铺的一角，问我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对此我又能怎么回答呢？千头万绪，一言难尽啊！崔老见我不语，又问一遍，我便将放风遇史同学和从史同学口中得知的情况说了。我是信任崔老的，尽管崔老对自己的一切缄口不言，但我对他有一种本能的信任。崔老听了脸上倒露出微笑，说我当是天从头顶上塌下来了呢，这些都是意料中的事啊。我诧异地看着崔老。崔老敛住笑容，神情恢复惯常的平淡，他问我想做何打算。我说我不想再苦苦回想自己的事情了，问我，记得多少说多少，反正怎样都没有好结果了。崔老摇摇头，说老周你进来的时间也不算短了，该知道这里不是可以耍脾气使性子的地方。不仅不能耍脾气使性子还须提高警惕，不能有半点闪失。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说崔老为什么……你不用说下去了，他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的。我对你说，我的情况和你是大不一样的，我只能硬顶着，顶住了就能回家过年，顶不住就到阎王爷那里过年。除此没第三个地方。我不吭声了。崔老说既然你的所有情况他们都掌握，审讯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一种程序。但你必须严格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不仅不能惹他们恼怒，还要取得他们的欢心，乖乖的。记住，对你来说，的确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没有别的选择，老周。
——二十二日。上午，作为《大地》主编我列席了中文系教师整风座谈会。这几天为筹备创刊号的稿件，编辑部全体人员一齐出动，参加各系召开的座谈会。汇集大家的发言，归纳观点。
我头一次参加教师们的座谈会，总的感觉比学生座谈会有水平，教师了解的情况比学生多，谈得深透，有说服力。在这次座谈会上，教师们揭露了学校存在的许多问题，对党委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许多教师认为目前校党委整风决心不大，仍持观望等待态度。要求进一步放手，下决心，彻底纠正错误，消除由错误而造成的副作用，清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弄清是非。在座谈会上，许多教师做了专题发言，我根据他们的发言做了相关的归纳，大致如下：党委的工作偏重于管人，忽略了管事和治校；正气不足邪气上升助长官僚主义；党员不接受群众批评，党政不分包办代替；领导不懂业务，有问题找谈话就是思想问题；个别党员自认为他就是党，批评他就是批评党；肃反对知识分子情况估计不足，反革命定义不恰当，宁左勿右偏差大；党委应检查团结工作，宗派主义是主要的，知识分子好像在公民和非公民之间；党现在没有威信，不是办学而是办党，强调政治忽视业务；士可杀，不可辱，不能光看知识分子的缺点，也要看优点，不能叫大家都像绵羊一样。
中午在食堂见到了冯俐，她上午回校，她在舅舅家竟一住两周。她比走时胖了些，脸红扑扑的。我问她舅母的病咋样了，她说差不多好了。我说一直想去看她，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实在走不开。她笑笑，说离校才十几天，回来看看变化很大，真是那句“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话啊。我问她从哪些地方见出学校的变化。她说别的不说，光大字报就把K大校舍覆盖起来了，一点见不出K大的原先模样。我听了有些得意，说你知道是谁贴出来的第一张大字报？她说不晓得。我说就是我。她显出吃惊的样子，说你干吗要当出头鸟呢？我说都不想当出头鸟运动咋开展呢？我见她不吱声又说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咱们晚上见好吗？她说好。
下午召集《大地》编辑部的人开会，凑情况，汇集稿件。副主编程冠生提议可以设一个“大字报选编”栏目。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好。加进这个栏目，既能充分反映出全校整风的面貌，又能使刊物生动活泼起来。我建议这个栏目就由程冠生负责，但大家要一起帮他，分头去各系看大字报。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抄回来备用。散会后有一个陌生面孔的学生来找我，自我介绍说是哲学系的龙天胜。我说我看过你贴的大字报。他谦虚地笑笑说不足挂齿，也是步你的后尘吧。不等我说他又说，形势发展很快，为把K大的整风运动搞好，不能单枪匹马地干，必须联合起来才成。我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已经有几个人想成立一个哲学学社，一个探讨与当前形势有关的理论问题的综合性学术团体，希望我和程冠生能够加入。“你跟我来吧！”他说。我跟着他来到哲学系的一间宿舍里，铺上坐着六七个人。龙天胜一一介绍，其中一人是与他联名写大字报的严文强。还有一个是我认识的物理系学生谭超。都认识了以后，龙天胜便就成立学社的事谈了自己的看法。然后就议论，最后商定学社的名字叫《观察与思考》，由龙天胜担任社长，严文强、谭超、郝达三人担任副社长，严文强兼秘书长。我担任宣传股股长。程冠生没在场，安排他当组织股股长。对这种人事安排我是有看法的，我觉得我和程冠生都应该当副社长。也不便直说，便以编辑《大地》忙为由婉辞宣传股股长职务，也就从这档子事中脱身。晚饭时冯俐告诉我，饭后外语系领导要找她谈话，不能见了。我问谈什么，她说不知道，可能与请假离校有关吧。晚上不得见，很沮丧。
——二十三日。上午班里召开座谈会。我请了假。《大地》编辑部的人也都在各班请了假。全体一齐出动看抄大字报。程冠生他们去了民主墙。我去了生物系和历史系两处。抄了整整一上午｜奇^_^书*_*网｜。下午在《大地》编辑部讨论创刊号稿子。头题稿理所当然应摘发《人民日报》社论。但从十九日到现在《人民日报》一直没有发表社论。有人对此不解。按说在运动的关键时刻，中央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对运动的指导。前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有社论，现在连续一周没有，只是转发各种座谈会的发言摘要。程冠生说是否可摘部分知名人士的发言作为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