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一想到就得立即进行。”
宫崎坚持立刻发难的论调。
“那么要如何暗中通过那个呢？”
孙文指着海上一艘像是炮舰的身影，用英语如此说道。
“佐渡丸”的近处不仅有大清国的炮舰，尚有许多埋伏在暗中的密探。
“嗯，终究还是得从长计议吗？”
宫崎滔天仰望着天空。
要说心急，孙文可跟宫崎同样没有耐性。
在起义地点的惠州，郑士良已在三洲田这地方建立好一处基地。该地就在现今的经济特区深圳附近，离被称为海贼窟的大鹏湾也不远。
在该基地已经集结以会党为主的六百名人员，随时可揭竿起兵。然而，因准备的时机过早，结果发生粮食不足的状况，导致仅留存八十人，其余皆潜伏至附近的农村里头。
为了保密，有时会暂时拘留在附近出没的樵夫和牧人，不料这样反倒产生此处聚集了几千几万名军队的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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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健将（2）
三洲田的众同志等得极不耐烦。
在希望尽早起义这一点上，孙文决不落于人后。但他还是返回了日本，雌伏约一个月之久。
八月二十二日，孙文悄悄从横滨搭上赴上海的船只。然而，最后还是得搭九月一日的船从上海又折回日本。因为就在孙文离开横滨的那天，有“自立军”这支叛军起义失败，其干部唐才常等十一人即日在武昌遭处决。以西太后为首包括光绪帝在内的清朝权贵们全逃离北京，往西安亡命。
湖广总督张之洞担心乱事扩大，对自立军相关人员采取了逮捕即处决的非常手段。
倘若叛军有后援，则此援军必当经过上海或广州。孙文已经在上海登陆，但看到上海的警戒程度超乎想象，不禁大吃一惊。
——台湾！
宫崎简单地写下这二字。
凡知道起义重点者，光看到这地名便够了。
这是只有干部才知晓的极机密计划。计划概要是突然宣布南方六省独立，并期待全国各地能响应之。
五年前的起义是在广州点火，但火未燃起而告失败。从这次失败之中必须学得一些教训。
孙文并非坚持要在自己的出身地广东进行起义。确实广东是熟知之地，人脉也广，但也并非一定要在此地。他在写给宫崎的信中也数次提道：
——离中原太远。
只要能让火烧起来，那么不论在什么地方点火都无妨，未必就一定要选广东。最好是一处能安心准备燃料的地方。
那就选在清朝官府鞭长莫及之处。香港也可以，但该地在传统上又有间谍活动盛行。最好的地方还是台湾。更何况，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对孙文等人的运动似乎又能理解。
当然，儿玉和后藤之所以支持孙文，还是着眼于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第一优先的考虑。
日本初次获得台湾这块殖民地，所以必须拼命加以守护。
根据台湾“总督府”的分析，日清战争失利与义和团事件带来的混乱，将导致北京的清朝政府瓦解，纵然能存续下来，其统治势力也不及于南方。
在台湾的对岸福建，由典型守旧派的许应骙担任闽浙总督。此人在百日维新时担任礼部尚书，因不肯转呈王照的奏折而遭光绪帝罢黜，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官僚。他既无政治手腕，亦无任何政绩。儿玉等人内心里认为，与其以这样的老人当对手，不如寻求孙文这般近代人物较能沟通。
根据孙文等人的计划，若在惠州起事，因清朝已有前次的经验，势必会加强守卫广州，那么不妨出其不意，朝福建方面进兵。
只要让众多的清兵绑在广州，则革命军在福建展开攻击时所受到的抵抗便会减弱。因此，在广州方面，便由史坚如进行欺敌行动。
此一欺敌行动便是炸死李鸿章的继任者两广总督德寿。史坚如尽售家产，以所得三千元购入二百磅的炸药。
德寿原是广东巡抚，因李鸿章北上而兼任两广总督。但通常他仍在巡抚衙门办公和起居。史坚如对此已事先做了一番调查。
于是史坚如便在巡抚衙门的后面巷道租了一间民宅，连夜挖出一条坑道。他计划将炸药填入铁筒内，以导火线加以引燃，事成之后逃往香港。然而，他等了又等，却听不到爆炸声响。
史坚如无奈只得折回检视，发现导火线在半途熄火。他重新做好设定，然后去到同志的住处等候。他是个基督教徒，因此也只能待在西关的教堂内边祈祷边等候。
不久之后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响。
从炸药的分量来说，德寿的居所应该会被炸得粉碎。那是十月二十八日这天的事。
众健将（3）
然而，从市井的传闻得知德寿居然毫发无伤，倒是官民死伤人数约二十名。这让史坚如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感到痛心。
“我要去现场瞧一瞧！”
史坚如飞奔而出。他检讨失败的原因，得到火药未全部引爆的结论。
“那就再干一次吧！”
他说道，但遭同志们劝阻。于是他听从同志们的忠告，先搭船去香港一趟，但在中途遭清兵拦获而被拘留在南海县衙门。
清廷的密探郭尧阶早就锁定了史坚如。
十一年后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朝的南海县当局忘记销毁这份记录，才让密探的姓名曝了光。
史坚如当时年满二十一岁，是个如画中人物般的美男子。年少时体弱多病，最喜绘画，酷似第一次起义牺牲的陆皓东。南海县令拿出一份四十余人的黑名单让他过目，要他供出与该事件有关者，但他坚不开口，依南海县所存档案，他“傲睨自若”（傲然一如平常）忍受严刑拷打。
因他是基督教徒，美籍牧师请美国领事进行救援，但南海县令以罪证确凿拒绝释放。一张以德文书写炸药配方的纸片已确认是他的物品。或许是因为他想再干一次而未销毁掉这张纸片吧。
死刑于十一月九日执行。
众同志称史坚如为“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第一健将当然就是陆皓东。
当宫崎滔天在东京不忍池畔的密宅中疗养之时，孙文来访并谈起史坚如就义一事。宫崎在《三十三年之梦》中记载如下：
——呜呼，胡为至是？彼十八岁之少年，貌美如玉，温柔如鸠，先天下之忧而忧，暗通惠州革命军，只身潜入广东省城以放火，又投爆裂弹于大官邸内毙二十余人，以大寒官人之心胆，窃为惠州军尽力牵制，事觉而遭捕缚，卒处断头之极刑。
当时的情报传递未必十分正确。史坚如已年满二十一岁，宫崎却载为十八岁少年。书中说是在大官邸内投掷炸弹，但其实是挖地下坑道在其内引爆。另外宫崎又说史坚如单身潜入广东省城，其实坑道是由史氏偕邓荫南、黎礼等同志一起挖掘的。
史坚如本名文纬，但他本人并不喜好此名。
——纬是纬线，若不和经线一起则不坚。究竟能坚至何等程度，我想以自身一试。
因此他改名为坚如。
史坚如体弱多病，但活动范围却很广。当时在广州的东亚同文会会长高桥谦曾劝他赴日本。日本有中国革命党的领袖，他也有意前往，他先结识了香港革命党人陈少白，接着又赴上海结交毕永年和湖南的会党人士。
原本之后就要去到一向挂怀的日本，但在此之前史坚如经由陈少白和杨衢云的介绍而成为兴中会的会员。因此孙文从陈少白等同志处听过他的事，也对他知之甚详。
史坚如是广东番禺县人。县是中国最小的行政单位，可说番禺与南海两县合起来就是广州市。虽是广州子弟，但他也不能算是纯粹的广州子弟。 史家原出身浙江绍兴，坚如的曾祖父属于人称“绍兴爷”的著名集团。
“天下事得问绍兴爷。”
这是中国的一句俗谚。
绍兴是名酒产地，土地丰饶，中举人数亦多，但此地出身的英才不喜以出仕作为晋身之阶。因当官虽可出人头地，但一旦遭贬谪受处罚，则又得出入人间地狱，所以倒不如选择另一条较轻松的道路。
此道即是当大官的幕僚。那是秘书职，长久以来世人普遍认为大官的幕僚以绍兴出身者为首选。就连手头不便的大臣也只需求助绍兴出身的幕僚即可，此幕僚必定会有富裕的友人可提供财务咨询。
清廷以几位军机大臣最具威权，等同于行政首长的部院大臣次之。然而，实际上掌军权者为地方总督或巡抚，他们以实力人士的身份横行于世。
众健将（4）
各个首长之下多有绍兴出身的幕僚，他们广搜各方情报并加上自己的知识传达给上级。这些人多半家世富有，不至于贪得无厌。因其背后到底有何势力当靠山无人知晓，光凭绍兴出身的招牌便足让外人心生警戒。
史坚如一族在其曾祖父当幕僚的时期来到广东并落籍此地，其后当然会有通婚之类的事情发生。举例而言，周恩来也是江苏省淮安县出身，但究其祖籍则是绍兴。史坚如留有二十岁时的照片，容貌酷似周恩来，一时之间蔚为话题。
史坚如在东京见到了孙文，两人对谈天下事。年轻的史坚如对这个领袖甚为倾心。
史坚如意图炸死总督的事件留下一个谜团。即他在广州起事原是一种欺敌战术，目的在掩护孙文等人从惠州进兵福建的行动。
然而，惠州起义遭到取消，直接的理由是弹药不足，其实最大的挫折还是未能获得日本的支持。儿玉源太郎对孙文的支援因政变（伊藤首相的登场）而转为毫无实现的可能。
——难期外援。
接获孙文这一愤慨的电报后，郑士良便下命解散全部军队。时值十月二十二日。
郑士良应该会用电报将惠州起义中止一事通知欺敌作战的相关人员。但为何在六天之后史坚如又强行作战呢？
年轻的史坚如一定是认为，好容易才挖好坑道，即使已经失去欺敌作战的意义，也要进行一场爆破。的确，此一事件产生了令清朝当局胆战心寒的效果。
史坚如被称为是继陆皓东之后的第二健将，其实非仅史坚如，唐才常也应该被列入才对。
唐才常出身湖南，与年长他二岁的谭嗣同是总角之交的好友。谭被康有为召唤至北京后，有感于同志太少，故拍电报催促待在湖南长沙的唐才常上京。唐欣然动身，但在抵汉口时便获悉维新失败以及谭嗣同等人遭处决的消息。
千古非常奇变起，
拔刀誓斩佞臣头。
这是唐才常所作诗中的两句。
返回湖南后，他收拾身边事，然后从上海绕经香港、东南亚而去到日本。在日本他与犬养毅见了面。
之后他便不时赴东南亚。在新加坡与康有为见面时，唐才常建议道：
“孙文最近力量增加不少。何不考虑与兴中会合作？”
“有许多人提出同一建议，我的回答只有一个。难道你不曾听说过？”
康有为所言仅仅如此。
虽对孙文的思想产生共鸣，但唐才常却未能离开康有为。
“哈哈哈，又是帝傅那一套说辞吗？士大夫终究还是抛不开头衔。”
孙文这么说并摇摇头。
帝傅是皇帝的守护者之意，康有为总是将这话挂在嘴边。对他而言，总督及尚书不算什么，只有他这个皇帝身边的帝傅才够高格调。这些人动不动就提到格调问题。
“起义”——亦即唐才常的起事被视为是康有为保皇派唯一的一次武装抗争行动。唐才常因与谭嗣同的关系而多半被归入保皇派，但事实却未必如此。
梁启超在赴檀香山之前，于东京的红叶馆为唐才常举行了一场饯行会。会中也邀请了孙文、陈少白和宫崎滔天等人。孙文还为唐才常等人介绍了长江流域的兴中会会员。
唐才常在上海设立了一间名为东文学社的日语学校，目的是掩饰起义的据点，其母体是取名为自立会的一个团体。
该会的章程明定创建一个新的自立国家，但又载明君臣之义不能废。因若不打出勤王的招牌，则无法获得康有为的金钱资助，但若不主张创建一个新的自立国家，则又难以和秘密结社合作。
针对该会的章程，欲化身变色龙的唐才常和原则主义者的毕永年进行了一整晚的争辩。
众健将（5）
“总之希望多招募些人。以胜敌为先决条件。争辩则留待以后可也。”
唐才常说道。
“若要谈勤王之类的，则讨论再多也是无益。”
毕永年的太阳穴抽搐了一下。
“为成就大事，人有时不得不隐忍。”
“我想告别这个凡事都需隐忍的世间。”
“那就告别吧！为这事斗嘴整晚简直是愚蠢之至。又不是从头到尾都高举着讨贼勤王的旗帜！”
“此话何意？”
“若无王，那还有什么勤王可言呢？”
“算了！我要走了。”
毕永年起身离去。
与自立会有别，另有一个组织叫做中国国会，会长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翻译过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的著作而拥有广大影响力的严复是副会长。唐才常则被任命为总干事。
此会专门收容在北京遭镇压的维新派人士，乃因上海有租界，所以才能做这类事情。
自立军的起义因军费迟迟未能筹齐而一拖再拖，最后竟然遭人密告。
一网打尽。
唐才常在汉口被逮捕，当天便遭处决。湖广总督张之洞施行残忍的处罚手段，死刑犯据说成千上百。
保皇会对自立军的起义持着犹疑态度。
保皇会的大掌柜梁启超曾一度在长沙的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教头）一职，在他去到上海后，继任者便是唐才常。当时唐才常尚未与康有为见过面。保皇会既然是康有为的私党，则唐才常便不能算是保皇会派。只能说他是“变法派”，在当时敢公然主张变法的，放眼全国就只有湖南一地。
唐才常之所以无法离开康有为，也正因康有为紧抓住军费不放。
但康有为似乎不曾汇钱给自立军，纵然曾汇过，其金额也仅是小量。
——那伙人所说的勤王令人起疑。莫非是图一时之便，想从我这里取得资金？
在新加坡的康有为接到各地传来的军费请求，反而更加捏紧荷包。
（假勤王之名而已，我焉能相助！）
康有为在内心中如此暗忖。
对自立军的军费并非是拖延，而是根本无意支持。
参加自立军的秦力山等人曾在天津与义和团的首领会面，试图说服对方将“扶清灭洋”的口号消去“扶清”（扶持清朝）二字。但义和团方面认定他们是“二毛子”（崇洋媚外的中国人）而欲加以迫害。于是秦力山逃至汉口，加入了自立军。
“假勤王者太多，若不仔细调查清楚恐遭欺骗。我可是刑吏刀下逃生之人，岂是如此好骗？”
康有为挺胸自夸道。
极机密的工作资金流动原本就非外人所知。依朱和中的《欧洲同盟会纪实》所载，新加坡的邱菽园曾拿出三十万两，但交到唐才常的手中仅只二万两，据说余款皆遭康有为吞没。
康有为的家产应该早就全数遭清朝政府没收，更何况新加坡的金主邱菽园不久之后也宣告破产，但康有为却仍能继续过着优渥的生活。
自立军的唐才常是在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于汉口遭处斩。就在同一天，孙文搭上了从横滨开往上海的船只。
八月二十八日，船抵上海，戒严令当然已经公布，因而无计可施，只得就这样再折回日本。
革命派打算以清朝的权势所不能及的台湾为起义的司令部。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