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打算以清朝的权势所不能及的台湾为起义的司令部。孙文等人在九月二十八日抵基隆。
在这之前的九月二十六日，日本的山县有朋内阁总辞。
孙文等人已获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答应提供支持的保证。然而，后任内阁的首脑伊藤博文却变更了此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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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健将（6）
日本的选项有二。
第一，既然逃至西安的清廷无能，则支持中国南方数省独立，并以孙文当首席人物的这一新政权为对手。这就是儿玉所主张的支持孙文方针。
第二，守旧派失势，但在实务派例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努力下，清朝尚能苟延残喘。在进行交涉时，疲累困顿的对手对日本而言较为有利。这是伊藤博文的看法，而伊藤此时已是首相。
不久，伊藤便下令，禁止台湾“总督”跟大清国的反体制组织接触，并不准派军事顾问团到大清国。
那么是否能靠自己的力量行事呢？
孙文等人之前为起义所准备的武器弹药因一时之间尚派不上用场，所以就先借给有急用的菲律宾独立运动使用。然而，由日本参谋本部所发给的武器弹药装载于向三井物产购入的布引丸，该船因老旧而不幸沉没于宁波海边。
菲律宾再度订购，由代议士中村弥六以六万五千元的代价代为调度，但因独立战争的局势不利，这批武器便暂时封存不用。
菲律宾的阿奎那度（EmilioAguinaddo）为回报前次人情，决定将库存武器弹药提供给孙文。不幸的是，随即发现这完全是无法使用的一堆废铁。
如此一来，想要靠一己之力起事便成了空谈。
孙文等人所计划的惠州起义正一步一步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起义的指挥官是郑士良，他在孙文进香港西医书院前曾一度是孙文在广州博济医学校的同窗。在孙文去了香港后，他便在故乡惠州的淡水墟一地开了一间“同生药房”，积极和秘密结社三合会的成员交往。他的拳术相当高明，同生药房不仅卖药而已，也对顾客施以简单的医疗。
与孙文相似，郑士良也是基督教徒。在进入广州博济医学校之前，他就读于广州德国教会所设的教会学校，名为礼贤学校。
与孙文不同的是，郑士良自小便与非法组织中人为伍。他的家庭与三合会渊源甚深，家中还开设拳术道馆。
起义地点选在三洲田，三合会人士陆陆续续集结到附近。
最初当然是谨守秘密，但当基本人员达六百名之众后，消息便不胫而走。然而，清朝当局摸不清底细，只敢低调从远处将三洲田团团围住。
儿玉源太郎的支持已经无望，而阿奎那度友情提供的武器弹药又是一堆普通的废铁，因此只能暂时解散三洲田的人员，另待再起之日。
为跟孙文取得联络，郑士良到香港走了一趟，只因能拍电报的地方就只有香港。三洲田方面的指挥权便委交给黄福。
为说明事件详情，孙文派了日本同志山田良政等人赴三洲田。
山田良政年为三十二岁，生长于弘前这地方，其父是津轻藩的武士。从青森师范毕业后，他又进入东京的水产讲习所研习并毕业，然后以北海道昆布会社的驻外员身份被派到中国任职。在日清战争时，他入伍当通译官，对语言学颇为精通。
戊戌变法遭挫，梁启超等人逃命至日本的公使馆，当时也是由平山周等人和山田良政掩护梁氏一行离馆并引领他们上了军舰大岛号。
他认为自己对此次的事件负有责任。
居中替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孙文等人进行交涉斡旋工作的主角，正是津轻男子山田良政。但因内阁方针改变，孙文和儿玉的合作终究无法实现。对山田而言虽然是件苦差事，但此一事件的原委无论如何都得告知三洲田的同志。
孙文和儿玉的合作是由自己居中主导，如今未能实现，导致三洲田基地必须解散，山田自认该负起责任，所以愿意充当传达此一消息的使者。孙文原计划由台湾赴大陆，亲自担任第一线指挥，如今也只能徒呼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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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健将（7）
“大事当前，竟然遭到如此重大挫折……”
孙文用力紧咬嘴唇。
在接受美国记者林奇（）的访问时，孙文将惠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弹药不足。不论这当中如何曲折离奇，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日本的台湾“总督府”未提供援助一事。他又对林奇说，日本在维新后三十年间所成就之事，中国至少应该能在十五年之内达成。
说起来，此事的罪魁祸首是提供与废铁无异的村田步枪和弹药之人。
这批武器原本是菲律宾为了与宗主国西班牙作战，阿奎那度等人接受美国的援助而用以发动独立战争的武器。
但在美西战争中美国获胜，通过在巴黎的会谈，由美国支付两千万美金而取得西班牙承认割让菲律宾。菲律宾独立党的领袖阿奎那度参与了美军攻击马尼拉一役，结果却只换来宗主国由西班牙改为美国而已。
阿奎那度感到泄气，便决定将库存的武器转让给孙文。然而，菲律宾的库存武器很快便被发现根本是废品。而且居中代为采办的代议士中村弥六申请了六万五千元的货款，却只花五万元向小仓商会购得，自己从中侵吞了一万五千元。
——余实食背山（中村弥六的号）之肉而啜其血，犹且不慊。
滔天如此写道。
没有道理要死守三洲田，因为手中的武器仅有步枪三百挺和子弹一万发。
基本人员有六百名，若造反成功，要聚集更多人也不是难事。广东沿海颇多对政府怀有敌意的私枭，他们彼此之间常有联络，一声令下便能集合起来，而要解散时也是立刻便能散去。事实上，在全盛时期约有“叛徒”两万名聚集此地，导致粮食不足的难题。
两广总督德寿授水师提督何长清四千兵士进驻深圳，又遣陆路提督邓万林在惠州之南布下阵势。
在郑士良赴香港进行联络事宜时，副司令黄福率八十名敢死队发动突袭，清军不战而溃走。掳获俘虏三十人，但未砍其脑袋，仅剪去辫子。
在惠州唯一一场像样的战斗就是此战。之后虽也有零星的枪战，但在郑士良的一声令下，革命军立即化身为农民而消失在三洲田一带。
解散时人员独自离去，因皆对当地熟门熟路，只消乔装为农夫或樵夫向附近的居民打声招呼，便不会启人疑窦。
然而，在三洲田的人员解散后，只有充当使者传信的山田良政一人突然音讯全无。或许是因为人生地不熟而迷了路。虽然他会说中国话，但那是北方的官话，在此地无法与人沟通，也或许因而遭清军逮捕并遇害。另有一说，他是在交战中死于枪子之下。
在《三十三年之梦》中，宫崎滔天记载如下：
——革命军之迫惠州城，日本同志山田君来投助之。及军返三洲田，失其踪迹。实堪忧虑，尔来二星霜，杳无音信。
此段记载写于惠州起义之后的两年，宫崎并写下结语：
——彼逍遥于如何之天地？愿其健在。
宫崎认为，山田自请充当使者，是导因于他拍电报告诉孙文说菲律宾独立运动所用的武器等于是废铁一事。
未拥有武力的孙文意欲和李鸿章合作，也企图借重儿玉源太郎的力量，其实这些似乎都是出自山田良政的献策。他是仅次于宫崎滔天最获孙文信任的日本人。
关于惠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孙文将之归咎于武器弹药不足，其实也等于是多多少少含有责难日本未提供援助之意。而孙文的身边，也有怪罪他过于信任日本的不满声浪出现。这些不满者必须加以安抚才行。
倘若武器弹药不足是惠州起义失败的主因，那么委托日本政商加以调度一事就必须受到究责。对于此事，难怪滔天也要写出欲啖中村弥六之肉并饮其血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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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健将（8）
中村弥六因此事而遭宪政本党劝其退党，但中村拒绝接受规劝，遂遭开除党籍处分。
史坚如在兴中会里被称为是继陆皓东之后的“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但在他之前尚有唐才常的殉难。唐才常虽非兴中会会员，但以为共和殉难而言，身为谭嗣同好友的他也应该被列入才是。
另外，虽非中国人，山田良政也可称为“为中国共和殉难的外国人”，是一名令人难忘的健将。
在革命成功并建立共和国的两年后（一九一三），孙文来到日本视察铁路。当时他还为山田良政立了一个碑，地点就在东京谷中的全生庵。“山田良政君碑”的墓碑铭共三行五十一字，其后并刻有署名：
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孙文 谨撰并书
“撰”是写文章之意，“并书”是指这篇文章非请他人挥毫而是亲自执笔书写之意。
山田良政君，弘前人也。庚子（一九○○）又八月，革命军起惠州。君挺身赴义，遂战死。呜呼！其人道之牺牲。兴亚之先觉也。身虽殒灭，其志不朽矣。
有人评孙文之墨宝中以此为最佳。
另外，“庚子又八月”是指在旧历中庚子之年恰值闰八月，又八月是第二个八月之意。以革命成功的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之后便改用新历，但此事件的日期是在革命成功之前，故仍以旧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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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时代（1）
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从台湾返抵横滨的孙文住进了尤列在横滨的租屋处。
尤列在香港被称为四大寇（四大造反者）之一，是个生龙活虎的名人。当然，与同是四大寇之一的孙文交情甚好。
在惠州起义时，他协助郑士良与长江的会党进行联络。当时不知何故，清朝方面竟然公布了逮获尤列并已在武昌处决的消息。此事是以湖广总督之名发布的。
“哦，那他岂不是成了无法升天的孤魂野鬼了？真可怜！……”
有友人如此揶揄他。
尤列的身边围绕着许多年轻学生。
前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终于开始增多。一九○○年时，中国人在日本留学的人数仅约百名。一九○二年达六百名，鼎盛时期是从一九○五年起至翌年间，人数一时高达八千名以上。
孙文冷眼观察此一状况。
不论自费或公费，留学生皆是精英分子。用当时的说法，就是士大夫阶级出身，也就是孙文不太想拉拢其参与革命运动的人。因为这些人属于会因革命而丧失许多拥有之物的阶级。
一九○○年的义和团事件导致守旧派溃灭，科举制度再也无法维持下去。最后一次的科举会试（最终考试）是在一九○四年举行。
取代科举的将是往后的“学校”时代，任谁都如此认为。留学生人数的急遽增加应该也是跟科举的废止有关。
驻日公使裕庚曾招募十三名留学生，即所谓的第一批留学生。因系政府所招募的学生，革命派当然不会对其展开活动。
然而，这十三人当中却出了一个热烈支持革命的戢翼翚。他在自立军起义之际九死一生，后来和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创立《国民报》。
一###五年的革命派首次起义被称为乙未广州之役，或以纪念起义之日而称为重阳起义。
孙文等人的团体和辅仁文社这一排满意识极强的集团合作，以兴中会之名起事。从一开始该会就有分裂的危机，因孙文自愿屈就副会长一职而暂时解除了危机。
然而，之后因伦敦蒙难事件孙文之名举世皆知，此外对外的活动也有孙文派人士（陈少白、郑士良、史坚如）屡仆屡起而甚受瞩目。一###九年，三派（哥老会、天地会、兴中会）联合起来共推孙文为首领，改称“兴汉会”，因而兴中会的会长一职亦由孙文取代杨衢云。
清朝当局深知革命派内部存有矛盾，欲乘机进行劝降工作。惠州起义可说仅进行了一半，革命军战死者也仅四人，若将山田良政这一失踪者计算在内也不过五人。清朝当局甚感焦灼。
此时有一原是兴中会会员但中途叛节转投清朝者，名叫陈廷威，自愿对杨衢云进行说服工作。陈廷威与杨衢云是姻亲。
杨衢云出身福建澄海县，在香港并无太多同乡。若对其进行说服工作，则在保密方面并无太多顾虑。
杨衢云对陈廷威的活动想来个将计就计。
——斩肉断骨。
杨考虑及此，便将陈廷威所开出的条件告知孙文。
该条件是革命党的首领获任命为道府的副将，统领五千军队并可支应数万费用。杨衢云认为，既然可公然领军并支应费用，那应可以此为基础扩大党的组织规模。
——此岂非投降？你想设计对方，但反中对方的圈套，对方比你更精。
孙文拍回电坚决反对此一佯装归顺计划。同时他又指示在香港的陈少白警戒杨衢云的动向。
贼军归顺而成为官军并非罕见之事。在那个时代，亦有从贼转而成为官的军队头子。刘永福即曾是贼党太平天国的部将，后来转而成为官军。之前###刘永福的冯子材也曾经是让官军感到头痛的土匪头目。劝降工作原本就是战略的一环。
留学时代（2）
孙文之所以指示陈少白警戒杨衢云的动向，乃因担心清朝方面若劝降失败恐有杀害杨之虞。
孙文等人劝杨衢云赴日本避难。杨的脑袋有悬红三万两。为悬红而想取杨项上人头的恐怕非仅职业杀手而已。
“香港还是有危险。就连传闻中的刺客也能大摇大摆走在街头。说起来还是日本的治安最好，更何况又有自己的同伴。”
众友人劝他赴日本。
“又是日本吗？……”
杨衢云不大睬理这一忠告。在惠州起义之前，他曾去过日本，当时在芝的红叶馆由犬养毅和头山满等人举办了一场“孙文、杨衢云、郑士良归国壮行会”。前一次的日本之行，杨衢云将兴中会的会长一职转让给了孙文，此事对他而言夹杂着一种复杂的情绪。
孙文劝杨衢云前来日本，并在兴中会的会议中通过一项支付前会长赴日旅费的决议案。
“男子汉死有何惧？我在此地教英语足可养妻育子。我不愿亡命而使用会里的费用。”
杨坚决不受。
其祖父杨福康曾任官职，后弃官赴外国。其父杨清河生于当时的英属槟城。杨衢云也是出生在槟城，十六岁时归国方始读了五年汉文。他回到福建后又移居香港，在造船所工作时因事故而失去右手三根指头。之后他学会英语而任教职，后来又进入招商局和外国公司工作。
他眼见外国人轻侮自己的同胞，兴起“种族思想”而与友人创立辅仁文社。后来与孙文等人的团体合并而成为兴中会的母体。两者合并的关键人物便是杨衢云的友人尤列，也是“四大寇”之一。
反叛清朝的人可在相距咫尺之遥的香港漫步街头，但也受到香港政府的警察的监护。
郑士良和杨衢云遭查明是惠州起义的主谋，让清朝当局对他们燃起莫大敌意。
当然，遭通缉者时时都保持着戒心，而且他们也约莫清楚杀手是谁。
杀手是个名叫陈林的男子。陈林放弃了精心策划的刺杀方式，选择在光天化日之下发动突袭的方法。
杨衢云的英语教室设在结志街五十二号二楼。杀手陈林突然闯进教室，掏出手枪射击后立即离去。因平常熟练射击，仅一枪便让杨身受重伤。
陈林仔细调查过现场，行凶后在瞬间便逃逸，急奔广州。
友人劝他，纵然你动了手，但当局为杜悠悠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