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学院。
宏文学院是一间专为想进大学、高专就读之留学生教授日语的学校。鲁迅也是先进入宏文学院后才进入仙台医专（现东北大学医学部）就读。
其他尚有高楠顺次郎创立的日华学堂，那是间奉行少数精英主义的学校，曾将遭海军兵学校拒绝入学的三名海军学生送至东京帝大就读。
东斌学堂、明治大学开设的经纬学堂，还有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实践女学校等皆设有清国留学生部。
自一九○二年起，留学生便暴增，在此之前任何活动皆未将留学生放在眼里，但如今革命派与保皇派都不得不重新考虑。
《苏报》（1）
梁启超所经之处，据说寸草不留。就连孙文费尽心思才拉进兴中会的会员，也会遭他连哄带骗地劝说道：
——我们其实是革命派，只不过暂时挂着保皇会的招牌。大伙同样在家乡都有亲人嘛！为了他们的安全，还是请你加入保皇会吧！
连在夏威夷的孙文之兄孙眉也成了保皇会的会员。保皇会的机关报《新民丛报》及其前身的《清议报》，实际上也偶尔会刊载革命论调的文章。
正因如此，日本兴中会的会员人数锐减，而保皇会会员则是暴增。这不得不归功于梁启超的八面玲珑的手段。
“这是任公（梁启超）大获全胜。真希望我方阵营也有这种论说家。”
孙文说道。
所幸，这种挫败的失落感只是暂时现象。最近刚开始增多的留学生几乎全都对革命思想倾心，加入兴中会阵营者也越来越多。
一种逆转现象正在萌芽当中。
犹如逆贼候补人般的激进派学生若来到日本，势必对清朝方面造成困难，因而当局规定入学时须缴交公使馆的保证书。其中尤以陆军学生的保证书最为严格。
吴敬恒并非留学生，而是留学生的领队。他出身江苏省无锡，在一九○二年曾带领广东的留学生欲进入成城学校就读，因而与公使馆发生冲突。公使召日本的警察入公使馆内，将他拘禁并强制遣返。
恰巧此时蔡元培（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为考察而来到日本，决定搭同一艘法籍船返国。因为若船去到天津，吴敬恒必然会遭清朝官府逮捕，为预防此一结果，蔡元培便陪他返国。两人先前原本就是在南洋公学（后来的交通大学）同执教鞭的同事。所幸船先在上海靠泊，两人便下船遁入清朝官府无权管辖的外国租界。
一九○二年，孙文在年初与年末都未滞留于日本。
一月二十八日，他先搭乘八幡丸赴香港，停留了六天又返回日本。香港政府对孙文的五年期间禁止入境限制已经期满解禁。
四月有亡国纪念会之举行，七月他偕宫崎滔天同访冈山的后乐园。宫崎将此行载于其年谱稿中，谓：
——目的是安慰因爱妾之死而悲伤的孙文。
但宫崎滔天并未提到孙文的爱妾究系何人。
十二月，受法属印度###总督杜美之邀，为参观在河内举行的博览会而赴越南。
法国似乎也开始注意到中国即将继起的下一个政权。这显然说明了清朝时日无多已经是一个举世皆知的常识。
在香港的陈少白与孙文会合共赴河内。香港的同志李纪堂致赠二千元饯别金给陈少白。
前一年，李纪堂因大富翁父亲过世，此后用钱更加自由。
兴中会的辅仁系大将谢缵泰在杨衢云遭暗杀后，意图拱出容闳担任兴中会的会长。
光凭此举便知谢缵泰不肯买孙文的帐。纵然容闳比孙文年长三十八岁，他仍不改对其支持之意。
高龄已七十三岁的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曾担任过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官的顾问。他人现今住在美国，谢缵泰写信给他请求代为争取美国的同情与援助。九月二十二日，容闳回信答以将尽力而为。
而李纪堂也答应资助举兵所需军费。
谢缵泰是澳洲的华侨子弟，其父谢日昌是秘密结社三合会的干部。谢日昌与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堂侄（堂兄弟姊妹的儿子）洪全福相识。另有一说，谓虽年纪相差颇巨，但洪全福其实是洪秀全的三弟。
太平天国覆灭至今已四十载，洪全福因在外国船上当厨师而躲过清朝的追缉。
在停泊于香港的某艘船上，孙文正等待陈少白前来会合共赴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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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2）
就在此时，李纪堂送来饯别金二千元。曾当过日本邮船买办的他，对停泊于香港的船只之船籍等资料了如指掌。
——别让孙文知道！
李纪堂被谢缵泰再三交代过。当然，对孙文的分身陈少白也不能透露。
“明天就是耶诞夜了。”
身为基督教徒的陈少白提起这事来。他在香港创立《中国日报》，专与保皇会打笔战，他的脑中全被笔战一事所据。
“任公（梁启超）之事不必过度放在心上。不然就会越想越气呢！”
孙文用安慰的语气说道。
“对！一直钻入牛角尖去想，就看不清其他的事了。难得来到香港……啊，真是可惜啊！”
李纪堂说道。
孙文觉得李纪堂的话中似乎带有某种含意，微微歪着头沉思。但因扬帆在即，李纪堂便匆匆下了船。临别之际，李纪堂露出跟平常不一样的笑容，轻轻挥了挥手。
“阿柏笑得好像有些奇怪呢！”
陈少白说道。对比自己年轻的富豪小开李纪堂，少白一向以其本名柏称呼之。
“你也注意到了吗？今天他显得有些怪异。”
孙文说道。
船就这样驶离香港往河内而去。
在香港，谢缵泰已和太平天国的残党洪全福计划好要进行武装起义。
与遭暗杀的杨衢云不同，谢缵泰对孙文怀着对抗意识。他认为孙文已经失败过几次，若换成自己将会做得更好。因此这次他决定撇开孙文亲自上场。
在此之前，孙文为赴河内而途中暂靠香港，陈少白也将随同前往。起义之事连陈少白亦被蒙在鼓里。李纪堂前来送别之际，虽举止异于平常而让两人感到一头雾水，但未等两人细加思量，船只便离港往河内而去。
洪全福将举兵之日定为一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若以旧历算是前一年的十二月三十日，亦即壬寅年的除夕。这跟第一次起义日期定在九月九日（重阳）的考虑相同，因这天人潮拥挤，举兵时的人员调动比较不会引人侧目。
谢缵泰生长于悉尼，英语流利。他具有国际性的敏锐感觉，认识到先前的重阳起义失败原因之一便是未与外国做好沟通工作。
他和居留香港的外国人广泛交际，尤喜结交记者，跟《伦敦时报》特派员马礼逊（GeorgeErnestMorrison）、《孖剌西报》（HongKongDailyPress）的坎宁安（AlfredCunningham）皆有深厚情谊。而对这些记者而言，谢缵泰则是个贵重的情报来源。
谢缵泰将瞒着孙文暗中进行的起义一事透露给坎宁安和马礼逊，并商请坎宁安撰写一篇对外宣言，又请马礼逊争取《伦敦时报》的支持。两人所获的谢礼则是独家新闻：
——中国发生革命！
全军由洪全福统辖，商人出身的梁慕光顶着“南粤兴汉大将军府总司令”的头衔指挥实际作战部队。另外，德国教堂的汉文总教习李植生则被任命为参谋长。
国名定为“大明顺天国”，以“除满兴汉”为口号。在起义同时并宣布：
——天下太平后即定立年限，由人民公举总统。
谢缵泰称此为“君民共主之制”。经选举所产生的总统依旧称为“君”，还是隐含着“帝王思想”。
在起义成功的同时，将从美国迎回高龄七十三岁的容闳担任临时政府的大总统。此无异于将孙文完全排除在外。
他们在香港开设了一家“和记栈”店铺，利用李纪堂的资金购买、运送及贮藏武器。武器是向广州沙面租界的曹法洋行预付了一大笔定金而购入的。
在起义预定日的前三天，洪全福从澳门潜入广州。但这一天（一月二十五日）在香港的各据点皆遭到搜索。广州的据点在一月二十七日遭搜索，许多人被逮捕，洪全福乔装逃离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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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3）
事前的告密导致此次起义失败，和重阳起义如出一辙。
那是奸人周某向香港警厅提出密告。周某复印了香港警察从和记栈所扣留的文件，将之送至两广总督处。
但在周某的告密通知来到之前，在广州受托购入武器的曹法洋行已将定金全数纳入口袋，装作若无其事并连忙将此事告知官府。
因正值旧历年的除夕，此一无疾而终的举兵计划便被称为壬寅义举。因是对孙文敬而远之的一场起义，首谋究竟是谁无人清楚。成功之后将从美国召回容闳做总统，据说也已取得当事人的首肯。
“壬寅洪全福广州之役”（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名较为常用，但亦另有“洪全福与李纪堂之义举”（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谢缵泰广州之役”（《清季的革命团体》）等不同名称。
一来有曹法洋行的密告，二来又有周某送来的和记栈遭扣留的文件副本当证据，广州的捷字营（驻军）司令官便逮捕了十余人。其中七人被处死，另三人被判二十年徒刑。判刑确定之前，一人死于狱中，一人则以贿赂方式获释。
两广总督派杨枢赴香港要求引渡相关人员。香港总督基于不逮捕###的原则，将相关人员全都释放了。大概是坎宁安、马礼逊努力从中斡旋要当局尽早释放这些人吧。
清朝当局照例祭出悬赏当做应战手段。主犯已锁定是洪全福，故公告凡能生擒者赐给二万元及守备（相当于校官之职）官职，杀之者赐一万元及千总（相当于尉官之职）官职。
两广总督德寿是满洲人，因曾遭史坚如以炸药暗杀未遂，对革命党恨之入骨。
在广州有一替捕快跑腿的男子名叫张佐庭，认为发大财的机会来临。他发觉到捕快圈子无一人见过遭悬赏的通缉犯洪全福之真面目。
洪全福年约七十，在太平天国覆灭后上了外国船当厨师而环游世界，其真面目无人识得。在太平天国鼎盛时期，瑛王洪全福获封“三千岁”。天王洪秀全被称为“万岁”。东王杨秀清获封“九千岁”，西王萧朝贵“八千岁”，南王冯云山“七千岁”，北王韦昌辉“六千岁”。瑛王三千岁在太平天国当中算是相当高位。
然而，距天京（南京）陷落已四十载，太平天国亦烟消云散，已少有人知太平天国的盛衰历史。当年剿匪的主角曾国藩、左宗棠已过世，连淮军的创始人李鸿章亦在收拾义和团事件的善后问题后，于一九○一年结束了灿烂的一生。
熟知捕快消息的张佐庭便杀害了一名年纪与体格相似，名叫吴六的老人，将尸体装箱从香港运至广东，报告官府曰：
——此即洪全福。
总督德寿依约赏给一万元。
但假冒洪全福的死尸很快便被发现是由吴六顶替。甚至还查出死者原来是张佐庭自己的养父。
因意图越境谋杀###一事，香港政府向广东当局提出严重抗议。
此时德寿已转调漕运总督（未及赴任，在翌年死亡），新任的两广总督是岑春煊。
岑春煊是西太后亡命西安时的陕西巡抚，具有与外国交涉的经验。后来他成了共和国的干部，为南北统一大业尽过力，是个明事理之人。
新总督立即诛杀了张佐庭，并免去主事者水师提督之官职。水师因派出小兵船载运假冒洪全福的吴六尸体而遭追究责任，但香港政府对此给予谅解。
正牌的洪全福已乔装逃至新加坡，据说不久又返回香港，在一九一○年之前都还活着。
洪全福、谢缵泰、李纪堂等人的举兵终告失败是在一九○三年的一月。这年的旧历正月是新历的一月二十九日。
此时在日本终于增多起来的中国留学生约聚集了千人，举行“春节团拜”。集体拜年活动的场所选定在去年才刚盖好的留学生会馆。该馆位于神田骏河台，由马君武、刘成禺两个学生发表反清演讲。
《苏报》（4）
像这类的反清言论，不仅在外国，连在上海这样的租界也在进行。南洋公学因有大批的退学学生，便由中国教育会（在科举废止后负责编写新教科书的机关）的蔡元培组成“爱国学社”，以便接纳这些学生，该社主旨强调：
——以日本吉田氏的松下讲社、西乡氏的鹿儿岛私学之意为师，注重精神教育，所授各学科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
学生要学的不是二十世纪初期的日本，而是造成现代日本之维新前后的日本教育。
此一爱国学社还创立了一家名为《苏报》的机关报。那是收购早先的一家报社，从一九○三年起置于爱国学社之下。
此报由章士钊、吴敬恒担任主笔，刊载章炳麟、邹容等激进的论说家的文章。
邹容年方二十，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也是排满主义者。他是四川省巴县人，一九○二年以留学生身份来到日本，曾剪掉留学生监导官姚甲的辫子并将之展示于学生宿舍内，所持理由是姚甲闹出不伦之恋的丑闻。
姚甲的职务是监督留学生是否剪掉辫子，但他本人却被剪掉了辫子。每到深夜，众留学生便展开大合唱。——
“啊，我的辫子啊，我的辫子啊，去了何方？我要为你哭泣。”
众人先是装哭，接着便转为一阵哄堂大笑。
监督者竟然遭到公然嘲笑，可知其政权不长久矣，因为这表示负责取缔的权力已经衰微。虽说政权不长久，但心向革命的留学生反而更加提高戒心。 “嘲笑被剪掉辫子的姚甲固然无妨，但因这里不是大清国才得以如此做。千万别忘了这点！”
留学生当中的一位领导人这么提出警告。
“没错！在清朝官府势力未及之处，说什么样的威风话都不管用。”
“只敢在安全处所大声说话的家伙实在太多了。”
众人对此一警告纷纷附和。
邹容却因此一辫子事件而落得必须离开日本的下场。
他是个年轻热情的论说家，崇拜谭嗣同，随身携带着谭的遗照。在日本时他写了一篇名为《革命军》的文章，返国后，该文由上海的大同书局出版。时值一九○三年五月。
章炳麟为《革命军》一书写序文，并转载于日本的《苏报》。
《革命军》全文约二万字，即四百字的稿纸约五十张，而中文不像日文有助词及汉字下方标注的假名，所以实际内容应该是两三倍之多。若译成日文，约需使用一百甚或一百五十张稿纸。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酷虐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
《革命军》的绪论如上所载。
在东京，大批留学生读到这一段不禁咋舌。
“啊，这岂非就是陈琳？”
也有人如此叫道。
后汉建安年间（一九六至二二○），有被称为建安七子的文学家。其中之一的陈琳以檄文高手著称。
“我哪是陈琳？”
邹容苦笑道。
陈琳出现在《三国演义》中，先是追随袁绍，在袁绍败于曹操后，又归顺曹操并担任其文书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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