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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先生的艺术，可以说在中国美术界里具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绘画的主要特点和他的人一样也是具有多样性，很难用几句话概括他的绘画的特点和成就。他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比如说他在版画内的成就，因为有一系列代表作，其地位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其他数量最多的是水墨画，还有油画、雕塑、设计等等，很难从几个方面用简单的话说清。如果将它分开来谈，水墨画创作可以放在中国画里面，过去，有人提出，黄先生画的不是中国画，黄先生自己也说，谁说我的画是中国画，我跟谁急。这里有一个概念的问题，他用他的表达方式拒绝了别人的概念。在绘画中，他把要表达的东西很清晰地表达出来了，他已经很满足了，他不在乎别人怎样说。如果纠缠于一些概念的问题，很难说清楚。他的水墨画有几个特点：
一是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语言方式。二是他的画面有其独特的构成方式。三是题材多样。四是画面中有很丰富而有趣的题跋。五是作品表达了一种文学性。
这次展览会里还有油画、雕塑、设计等作品，尽管每一个艺术种类之间有差异性，但有一种共同的东西……用他湘西的资源，如用麻袋片等，这种自由朴实的方式是与他的艺术特点相吻合的。他画的猴跟其他人不一样，很自由，抓住了猴的基本特点。要比社会上所谓的〃猴王〃好得多。
这次展览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有一些大幅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值得关注的。中国绘画是以幅面小为特点，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室内空间的扩大，也为大幅作品的产生创造了可能，所以，大幅面的创作越来越大。黄老的这一批大幅作品在中国画里可算是巨幅作品了，基本上都是他75岁以后所作。在中国人的观念里，75岁是进入老年阶段了，可是，黄先生的艺术心态是年轻的。他画这么大的画，有他几十年艺术素养和艺术功底的积累，以深厚的功力来把握这么大的画面。这种宏观的把握与局部的处理，以及整体的构思等等，我认为都是值得去慢慢品味的。
他的创作过程、结果，他自己的说明和别人的感受，这是两回事，往往很难说清楚他的创作过程是怎么回事，即使他是回答你了，与真实的创作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比如说一个写小说的，你问他为什么写这部小说，他也很难说清。正像面对具体作品的时候，我的看法与别人都不同，各人都有不同的感受。
采访结束之后，先生坐在贵宾厅休息了一会儿。接下来没有安排什么活动，这个老头是闲不住的，一闲下来就想找点事做。先生看到茶几下面散放了很多卵形石子，觉得很有趣，从中寻找一些形状特别的石头，根据其形状特点，在上面或画动物，或画人物。这些石子并非什么奇形怪石，都是一些很普通的石头，先生寥寥几笔勾画后，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或动物形象便出现在我们面前。先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信手拈来尽能入画，他的童真心态和那丰富而不拘一格的想象力是常人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是人们喜欢他和他的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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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广州展］（3）
先生用石子画了一个一眼睁一眼闭的猫头鹰，又画了一个长满胡子茬、在张嘴大喊的人头像。先生保留了他那一辈老艺术家的很好的习惯，见缝插针，随时随地用笔去画，画他那些想画的东西。手艺人往往是这样，动手是一种工作，也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乐趣。
中午，我们在美术馆内的西餐厅吃西餐。先生比较喜欢吃西餐，这好像和他的湘西出生不吻合。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对于西餐有一些特别的感受，也比较讲究。正吃着，廖冰兄的女儿和黄般若的儿子黄大德来到了餐厅，他们是专程赶过来看先生的。
午饭后，3点30分，先生应约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李怀宇的采访。这位记者以前在凤凰卫视工作过，因此也采访过不少先生的老朋友或同辈的文化名人。他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中还多次引用了先生的语录。
采访期间，澳门书画研究院院长孙蒋涛、澳门书画研究院办公室主任钱春涛（钱松岩先生的外孙女）从珠海过来拜访先生。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先生让我们一起看了一张关于快乐的画。另外还有一张书法，上书：〃吃饭当思及来处，挟菜要想到周围。〃
以毛光辉为代表的凤凰一行四人来访。
北京的孙世平到。带来两幅先生新画的画，风格与以往不同，是不久前在凤凰画的。先生与我们一起欣赏。先生总是乐意将自己的新作给我们欣赏。
晚饭后，我去拜访了画家林墉。偶遇诗人、藏家王锦葵。回来后和先生聊天，不知怎么又说到了那位喜欢拍人的诗人。他说了另外两段故事。
一次，先生遇到一个外国人，坐在他的身边。这个外国人有像不断打嗝一样的习惯，而且从嘴里出来的气味很难闻。先生觉得实在受不了，掏出红花油凑在鼻子上闻。没想到那个外国人却闻不了红花油的气味，所以，在闻到这种气味后，立即离先生而去。
这次从湘西来广州，一位市里的领导也同车一起过来，就坐在先生的边上。上车后，他就开始不断地拔胡子，把拔下的胡子先集中放到裤子上，然后再拍到地上。先生不太乐意见到这样的习惯和动作，就对他说，不要拔，这个地带很危险，通到肝上，这样拔胡子会得肝癌。那位领导听了之后，立即停手。
众人大笑。
先生所到之处，总是人来人往。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是不认识的；对于先生来说，也是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一般来说，认识的人往往会带几个不认识的人一同来访。这使我想起当年在亚明先生家里，听亚明先生所说自撰对联……〃党政军民来来往往，三教九流进进出出〃，可能，天下的名人都是如此。黄先生和亚先生交谊甚深。亚明先生平生最后一次来北京，参加他的画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首发式，其间就是由我带亚先生到万荷堂拜访黄先生的。在万荷堂，他们谈笑风生，如同当年。
早餐后，广东美术馆研究部的李萍来电话，要我去馆里对说明牌。我带上小七和老孙，先去美术馆。到了馆里，我们得知香港艺术馆的人已经来了，小七打电话告知黑蛮，让他跟先生说一下。香港艺术馆的馆长一行带来数人，是为了筹备12月在香港的展览而作前期的准备。
十多分钟后，先生也到了美术馆，陪他们逐一查看各个展厅。香港艺术馆的工作方法和大陆美术馆不同，他们的计划性强，强调展览的前期策划，所以，各项前期的工作准备都非常细致。这次他们来见先生，主要是了解在广东美术馆展出的展品情况，以便回去调整展品。虽然，他们早已确定了去香港展览的展品的目录，但是，毕竟图片和原作之间的感觉还是有距离，还会涉及到空间、视角、灯光等多方面的因素，即使是相同的一幅作品，在不同的环境下给人的感觉也会不同。所以，实地考察，参考的场馆布展的效果对他们在香港展览的布展工作会有很大帮助。这可以看出香港艺术馆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也可以体会到他们对先生八十艺展的重视。另外，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和先生商量。
12点左右，因为下午给先生安排了一个采访，先生决定回到宾馆吃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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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1）
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有删节）。
记：您在香港待了多少年？
答：1948年到1953年，1946年到香港，后到上海参加一些美术活动，1948年到台湾，那时蒋介石还没有去，我们到台湾住了半年，地下党通知我赶快走，先到了基隆，辗转到了香港，在那里一直呆到1953年，我就回北京教书去了。
记：听说沈从文关于这件事还给你写了信。
答：这是一个原因，人们喜欢讲这样的故事，实际上我也很想回去了。那时也不了解共产党怎么样，虽然我多少年一直是左倾的，今天理解了，共产党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时有多少人理解共产党？刘少奇了解共产党吗，我又懂得多少共产党？但回来总是开心的，总是自己的祖国，所以很多人说我是受沈从文影响的，因为沈从文是我的亲戚。真正我是受左翼文化的影响，是鲁迅的木刻影响了我。
1950年我才正式见到沈从文，把关系接起来。他是我很亲的长辈，是我爸爸的亲表弟，他是我尊敬的长辈。解放没多久时，他的处境也是不太好的。我每个礼拜都要去看他，我们关系很亲密。以前有一个中央领导来我家，我们谈到了我们在解放以前同党的关系。我们感觉党在解放前的领导是我们的叔叔爷爷辈，那时我们也没有党的关系，不是党员，但在党的领导下奋不顾身，上头一有指示，马上去行动。钱是自己去找的，具体的领导是我们的老前辈，李桦、也夫、陈烟桥等，一年做两次展览会，不像今天这么简单。党什么都不管，连饭也不管，挂画一切都是自己来的，这样的状态底下感觉一切都那么好。
记：那时是有一种激情吧？
答：我跑到上海旺角，买了一块大板子，自己用三轮车运回到住的地方，自己打稿子，刻了九天九夜，送到展览会去展览，都没有发表，稿费也没有拿，义卖后卖了两三千块钱，全部慰问了解放军，后来这幅画拿到朝鲜送给金日成了。〃文革〃中把这张画挂起来，当做黑画，说我把解放军画得这么矮，是贬低解放军。我想我当年是怎样的工作，条件多不好，你们现在吃国家的饭，拿国家的钱，却没我有出息，你们有什么资格讲我呢！历史给人很多的委屈。
记：我看了您的文章，里面说：〃他妈的，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的时光？〃那您的画风是怎样形成的？
答：是的，画风不是一年两年形成的，根据不同的经历，学习过程演变出来的，不是想改变就改变的，不像整容，是说改就改的事情。
记：五六十年代，在还有些自由的情况下，艺术的交流是怎样的呢？
答：在困难的情况下我还能够偷安，能很实际地生活，我没感觉到文化革命时特别痛苦。最不正常的是文化革命、反右、肃反和我还没有关系。三年困难时就想，明明好好的，为什么要没有饭吃呢？我曾写过一封信给香港的朋友，告诉他们不要寄东西来了，我要与大众一起。〃文革〃时感觉越来越不正常了，〃文革〃末期，当林彪摔下来的时候，感觉是很不正常了，这个事情是逐渐认识的。那时高兴地以为〃四人帮〃要完蛋了，结果不是这样，他们反而掌握了旗帜了。所以，我自己也不清楚了。
记：那时不痛苦吗，不能画画、写字？
答：不痛苦，因为大家都一样，劳动，哪里有空去痛苦呢？很累，没有闲情逸致的。不要说我们，古代的那些在奴隶船上的人，每天摇啊摇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是痛苦的，但他们只是想活下去，如果想痛苦的事情，他们也活不下去的。在小组会上，大家谈到为什么我们愿意改造，包括死刑犯，大家说来说去，轮到我时，我说大概活着比死好吧，大家就批判我，当然是这样了。为什么国民党的人，如杜聿明等愿意接受改造，还是觉得活着好吧。
记：当时黑画事情出来后，您怎么对待？
答：我能怎么对待，就完蛋了吗，那怎么对待。所谓黑画，说我，我就很被动。如果有机会辩论，几句话他们就无话可说了嘛。猫头鹰为什么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一只眼开，一只眼闭，这个是为什么？他们也说不出来。
记：那〃文革〃之后去香港有什么机缘？
答：能够去了就去了，允许去了我就去了，不是自由的问题。几十年来在北京我也没觉得不自由，自由是自己给的，不是别人给的。我创作的任何作品很少情况下是别人命令我做的，都是我自己做的，包括大跃进的作品，我不是如实描写，是我加入自己的艺术处理，不一样就是一种自由了。人家说，大跃进是谎话，谷子上可以跳舞。我说我看得真开心，一群人在稻谷上跳舞，羊长得比牛还大的事情，我不是相信，我只是觉得人家说谎、我表达出来很开心而已。有的事情不是用诚实与否来断定。从我的角度来讲，开始乱讲话是有道理的，道理高深，我都不太明白，跟着做是没错，一定有道理，包括让我死，都是有道理的。慢慢感觉有问题，到林彪死了，才逐渐明白，其实一帮人是把政治越来越当做儿戏，把生命当儿戏，把国家的命运当儿戏。
记：您新出的木刻集，和1999年的画展我都去看过，1999年到现在，这些年的画有哪些新的题材？
答：都是新的。
记：有没有印象深的？您觉得很得意的？
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2）
答：都是印象深的，新的阶段，看作品不从这个角度讲。有些人怕大家忘了他，隔几年开一个展览会，把他以前的作品不停地展。我吗，我不停地工作，我不能说我讨厌生活才画，当然我喜欢我的生活，我相信我的观众也喜欢我做的画，我想让大家看我是怎样在工作。不能说我的每张画都有深刻意义，明明没有意义嘛！为什么五张八张都画这个，有的豪放一点，有的用另外的方式，是因为自己也在研究，这个过程让大家看看。什么意义啊、崇高啊都是扯蛋的。比如有人问毕加索的画什么意思啊，他用鸟的唱歌来比喻，画画就是这样，不一定要讲出意思。不要为讲意思而画画。做展览会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前，每张画都要有意思，没有意思也要找出反动的意思来，太可怕了！现在的好处在于不是太有意思的东西也没有人追究了。是吧？
记：您近五年来，在北京和凤凰住得比较多，题材多以荷花为主吧？
答：不存在题材的问题，像何孔德他们，画战争要重视题材。荷花无所谓题材，在哪里都可以画。
记：画这么多荷花，想表达什么心境？
答：刚才不是说了吗，无所谓表达什么的。不存在这个问题，画荷花能有什么意思呢？人家不讨厌，我就不停地画而已。人家愿意看，我就不停地画。
记：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解释。有的人一生都在画一样东西或画几样东西。
答：传统中国画就是这样，我们的传统有个特点。仿八大，仿石涛这是正路，这是公开的；在外国就不行了，如果一个人仿梵高，仿莫奈，那么画一辈子他就完蛋了。中国的传统就是写在画上，传统不一样。
记：西方比较提倡创新的。
答：我们也讲创新。但创新这个东西我是不同意的，一个人有多少创？创什么新？不存在创新，不同的风格而已。一个人起了变化，也不叫创新，过去叫变法。改革开放初期，有人有一本书，照着它来画，人家说是创新，等人家都有了，就没有创新了。所以，我不太承认创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