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初期，有人有一本书，照着它来画，人家说是创新，等人家都有了，就没有创新了。所以，我不太承认创新的概念，只承认好坏的概念。
记：同龄的画家您有比较喜欢的吗？
答：李伯安。他是晚辈，但我当前辈一样喜欢他，是了不起的画家。周思聪也不错啊，她是我的学生。我讲我的观点给你听，我的一生没有寻找伟大的意义，不像政治生活，拥护共产党具有伟大的意义。画画没有什么伟大的意义，所以〃文革〃时一位老先生批判我，说我画画是为了快乐，当时我在台上，我没法说话。若是现在，我一定请他吃西餐，他说对了，画画没有快乐的基础就不能画，他说我过于开放。最近我写了《快乐论》，描写中国人的快乐方式，等会儿我拿给你看。画画的基础在于，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为了快乐，为了开心，有一个兴奋点，要是画画总想着不愉快、倒霉的事就没法画了。批判我的时候，我在被动的状态下没有办法，不能说这个。我在设计毛主席纪念堂壁画的时候，人家替我感到重要，访问我，问我一边画一边想什么，我说：〃画了八个月了，我就希望赶快完成，否则工程来不及了。你的意思是希望我一边画一边流眼泪，想着毛主席伟大的恩情？这不可能，人不可能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哭。〃当然艺术有很严肃的使命，但是，起点肯定是快乐的。
记：广东画家您看得多吗？
答：我很少看展览会，很久没有看展览会，就是那一次在北京，之后就没有看。在自己家里挺高兴的，我干吗看展览会呢？
记：林墉的文章也好，画也画得好，您喜欢吗？
答：他的画很好啊，文字也好，家也好。全家都是画家，人也好，他很爱自己的妈妈，林墉的集体像一棵快乐树。
记：我看您的东西时，觉得您对狗有许多感情，那您觉得在狗的眼睛里，人有哪些比不上狗？
答：狗单纯得多了，狗真正天天想你，人就不知道了。人一回家，它就会过来。狗都有各自的脾气，表达感情的方式不一样。我有一条老狗在北京，我要离开它了，它知道我要走了，用脸贴我。凤凰有一条狗，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咬我，不一样的，你可以感觉到，感情很真挚。狗的最大特点是，狗是不嫌家贫的，讨饭它也会紧跟着你。人就不用说了。狗没有利害关系，不复杂，争领导权的时候狗也会打架，得到了领导权之后就不打了。我家的狗领导是一条意大利的大狗，很快就会退位。我也养猫，对付老鼠这是最有效的方式。
记：您说过惩恶是最大的善，有一次在老家您要打架，把人家吓得关门了，这么长的时间里您惩恶的方式有几种？
答：我管不了这么多，政府会管，这是政府的事，耍赖的事政府管不了，我管管还可以。听说有个厂家在我们那里要搞个化学工厂，要把剩余的残渣放到山洞里，山洞是通向沱江的，那还得了？怎么办呢，打它一下去吧，把它的办公室给砸了，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快的。沱江的河这么好，怎么可以污染？这样下去旅游的人怎么受得了？现实不像金庸讲的那样，一拿剑就解决了事情，不可能的。
记：1982年的时候金庸第一次回北京，他特意去看过您？
答：是的，对。
记：您跟金庸共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呢？
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3）
答：普普通通，他这个人是不大讲话的。办公时我们的桌子并列着，那时他写影评，有时问我一些事，我认为他不是写武侠小说的料。他怎么能写小说呢？他的才华写小说是浪费了。
记：那您觉得他的才华在哪里呢？
答：我讲一个例子，在读初中的时候，他编了一本《初中会考指南》，全国流通。我当然不靠这本书，我本来就不读书。这个人不是一般的聪明，是杰出人物，他很想搞外交工作，可惜他不是共产党员，他曾去外交部毛遂自荐。要是真搞外交，他一定是一流的。有一次拍杰出华人，问我金庸的情况，我就说他不应该写武侠小说，后来电视把这段删掉了。
记：他是您的同事里最杰出的吗？梁羽生怎么样呢？
答：梁羽生更不能写小说了，他是吹弹得破，又瘦又小，深度近视的一个人。那时《新晚报》没人看，生意不好，他就到街上买一些小说看，准备写武侠小说，还没写人家就开始笑他了。那时查良镛还没有动静。
记：还有陈凡。
答：陈凡不写小说。他很有学问的，作作诗什么的。我在那里是客串，我不是正式的职员。左派的报纸吗，免得人家把我当成右派。
记：您为什么回到北京呢？
答：我来来回回总要回北京，人家从北京走的时候我就不想走，因为什么事情都没干过。
记：您这辈子有没有遗憾的事情？
答：这一生，最遗憾的就是人家耽误了我这么长时间。各种大大小小的运动整整误了25年，80岁的年纪，自己成长过程从小到20岁，睡觉睡了一半，睡了二十几年，还有什么呢，10年的干活时间。我不是懒惰的人，每天干活，碰到这种倒霉事，没办法。最近一个老作家说他洗澡就洗了好长时间。洗澡人人洗，他把洗澡为什么看得这么重要？浪费时间呢！他还很得意。我上半辈子被日本人追得到处跑，谈不到游山玩水；下半辈子上课，带学生体验生活，年年都要去。〃四人帮〃倒台以后，才出去。但到哪都是工作，去意大利和法国，可能看一次博物馆，卢浮宫、凡尔赛宫顶多去了一次，全是工作。
记：〃文革〃时在北京您受到冲击，您太太想让孩子和您出国，您坚持不走，请谈谈这个情况。
答：〃文革〃开始时，把所有文化人关在一起，叫〃社会主义学院〃。所有老前辈都关在一起，夏衍、周扬、田汉等。好多人住在那里，北京郊外。我们来往很多，马思聪是音乐学院院长，我每天向他借《参考消息》看。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被放回学校。后来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们不让我们学马思聪，说他逃跑了，到巴黎去了。我想怎么跑的？全家都跑了，这么奇妙啊。是广东的一些好人从珠江三角洲那里帮他走掉的。我的全家也跑了就精彩了，我心里可真想学。那时是受尽了侮辱。对马思聪不公道，像对老舍不公道一样，共产党一直重视他，原来重视，后来拉下脸皮忽然不重视了，当然他受不了，就走了。可是，对我基本上还可以。打我的也不是美院的学生，是别人打的，我自己也很珍惜，工作很努力，当然在党的领导下，不想听的话我也听了。他们一边认为我教得好，一边说我是资产阶级教课方法，这大家也能理解了。沈从文是从开始就对他不好，后来更不好，他也没觉得怎么样。老舍不同啊，他那碗汤调得很妙的，再加点盐，他就受不了了；再加一点，他就死了。因为他原来是很受重视的。
记：沈从文对您早年影响大吗？在1952、1953年，即在回北京之前？
答：影响不大。主要是左翼影响了我。他在北京当教授很多年，我和他到了1946年才有联系，小时候见面也不算。前几天我还谈到，解放前，我们党的领导就像叔叔伯伯一样，在这样亲切的领导下，我们奋不顾身，一切全都是自己管。一声令下，马上就做。解放后，有吃、有住，自己为什么却感到这么压抑呢，连叔叔、伯伯、爷爷也挨整呢。
那时候，日本人在后面追，我们在前面跑。炮火连天，炸弹在后面炸。看到很多这种事情，人的心地就残忍了。人生就是这样，残忍的，人的行为里面有不可理解的残暴。这么多年感受了很多，尤其是国民党时期，看得多了，也就从容了。解放以后，多少年还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有经验了，用过去的经验来对待情况了。〃文革〃时把一个老校工钉在上面死去了，我们听到后只是〃哦〃了一下。
记：好像您在诗里写，像是听到狗死去的消息。
答：是，重庆的马帮里面有一马拉了三十年后要死了，所有的马都在叫。但是，另外一种情况是，在电视中看见了狮子在追梅花鹿，咬死后拖了它就走，感觉已经不是生命了，周围的羚羊照样吃草不误。搞运动也是这样的，〃文革〃时谁死了，大家不都是这样的表现吗。文革时，有一次下大雨，我在等车，看见一个孩子，才十五六岁，背了一个大背包，另一个中年妇女。我们三个人，对面一个女孩子，淋着雨，中年妇女问孩子干什么去，答〃插队〃，又答〃对面的女孩子就是我妹妹，父母都死了〃。人生就是这样冷漠，冷极了。〃文革〃时我装病，晚上看病，一个认识我的大夫带我去一个地方。到太平间后看见有一个女孩子，躺在台上，她很美，她的爸爸妈妈死了，她也快死了，一个老太太守着她。但不是那种揪心的感觉，已经麻木了。我很多年都想着这个事情。斯巴达克的人锻炼身体，而我们中国人受到意志上的锻炼和深刻教育。你看沈从文微笑、温和，但意志非常强大。钱钟书也说，沈从文是强大的，他不肯干的事，拿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干，就像李玉和，连杀了他也不会怕。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事情，真正的意志并不体现在张牙舞爪上。〃四清〃运动时，市委书记给我们讲，曾把一个共产党员抓起来，用酷刑折磨他，他什么都不说。他只是说：〃我知道领导是谁，但上级交待过，不让说。〃他直到解放后才被放出来；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到英雄人物形象，是很丰富的，形象不是都那么高大的。世界上哪有又美又是英雄的形象呢？这个人就是又老又瘦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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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4）
记：在〃文革〃时，您在不好的事情中总会说〃这个事情总会过去的〃，这种心态您是天赋的还是后来看出来的？
答：我是后来总结出来的。比如说，当年都要上山下乡，那么小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被教育得非常左，在这样的状况下，人都不能不去。我的朋友想请人送两条烟，希望孩子能早点从乡下回来。我说怎么可能呢，你等上面领导的孩子解决了，你的也就解决了，急也没用。他说，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我说我是看上面的人嘛。
记：在你们那个年代，在经过战争，又经过文化革命后，人的意志特别强。现在的年轻人很脆弱，您怎么看年轻人这种脆弱的心态呢？
答：活该。他们该完蛋就完蛋了。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对以后任何时候都有用的，平常浪费水，终有一天你会干渴，平常浪费一粒米，终有一天会挨饿，这个不叫报应，而是人性的恶劣循环。有因就有果，这是规律。坏人有坏人的因果关系，最后肯定会倒霉。人总在自己创造的规律里生活。这个教育包括他的家庭教育等。
记：您从小就离家出来闯荡江湖了，现在广州也有这样的孩子，出来工作找生计，他们很苦，所有社会最黑暗的东西在他们身上都表现出来了，您作为前辈，对他们想说点什么呢？
答：我的前半生是浸透了苦难，我害怕看这种事情，我感觉到苦涩，有机会的时候我也反映给确实有权力解决问题的人。有的人想让我高兴，他可能会去解决个别的情况；要是不个别，我就当主席了。
记：来采访前，我问过您的同乡，他们都是像我这样来广州找理想的，有一个人托我问您一个问题：即您是怎样达到自己的理想的？
答：我小时候躲过两次炸弹，我的问题就是解决饿的问题。那时一个吃饭、一个穿衣是最重大的问题了，冬天有棉袄，世界上就没有可怕的事了。现在的孩子们危险的微妙性比我们当年多得多，现在的孩子们太不幸了。在珠海的玩具厂，我看到那里像地狱一样，有的孩子就在那里做事。这个事情我有机会一定会反映。有的事太不好，像狄更斯的小说中的一样，这都是真的。有的人问我怎么不捐钱给希望工程？我做了的事，只是不讲，这是国家的光荣，不能随便讲。我个人解决的问题没必要宣传，问题是规律不能打破。比如解放前，大学生不交学校钱，还要领12块钱，现在倒过来了，这样的事不该责备吗？
记：您在《大公报》做过事，现在媒体对待阴暗面用不同的角度来报告，您作为前辈认为媒体应 怎么做呢？
答：现在做媒体很困难，经济发展刺激媒体的成员，东想西想，不安于自己的本行。但这种情况迟早会过去，会有自己的渠道，会大大发展，不会是这个方式。但你怎么管得了呢？媒体花样百出，看看摇头而已。如湖南电视台的主持，讲话不像国语那样的，他本人到老就会纳入正轨了。都会有成熟的过程，年轻的画画的人到了80岁就会成熟了，用不着难受，他们会自己锻炼自己。
记：您在遇到挫折时，想过有人搭救自己吗？
答：没有。但我曾想组织一个侠客队伍，打富济贫，有这样的想法，比打官司解决问题要好。讲讲也不犯法，没关系，因为我没有案底。
记：很多人把媒体看做是一个侠客，您认为它能充当这样一个形象吗？
答：我希望政府一天天会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比以前好得多了。三年困难时，陶铸请我们几个老画家到广州生活几个月，那时一条街口有个茶街，那里有个人在大声地骂，我想我可不敢这么骂，这样的人那时很少了。苦和乐是相对的，没有比较就没事。〃四清〃时到农村，看到农民做任何事都要请假，他们种了一年地，还要欠国家的钱。1959年时我有个学生不听话，他随便勾了几笔算毕业创作，我就把他带到家乡去体验生活。我们出发时下大雨，走了70多里地，上游还要跳崖过去。那边的小码头有个两层楼高的木板房，我们去里面绑草鞋，看到一个中年人在摆香烟摊，我告诉他要去凤凰，并说我是凤凰黄家的，他让我回来喝茶。两个月后，回来时我们想去喝茶，走到那里时见那个门关了，我想他是进城去了。可是两三天后，在一棵漆树下却见到一个门板上停了死人，有个老太太在那里哭泣。我母亲告诉我这个人是被人偷了两元多钱，他没法交差，就吊死了，这个人就是那个让我来喝茶的人了。所以，后来我画了一幅画，告诉年轻人这点钱是可以逼死一个人的。我是江湖上的人，到处跑，见的悲惨的事多了。我看了这个，就是苦在心里，哭是不会的。在广州时，看到一个朋友穷得吐血，现在是难以想象的。人家都说契诃夫是太冷了，他的小说描写的事情多是这样的，他是冷静的，就是因为这种事情见得太多了。
先生和我们在平台上透了一会儿气，香港艺术馆的几位工作人员又来了，他们为了教育的需要，请先生作画猫头鹰的步骤分解图。
美术馆（艺术馆）除了组织展览、进行学术研究等活动外，还承担着向普通市民开展艺术教育的责任。在香港艺术馆的艺术教育工作中，有不定期地组织当地的小朋友学习画画的活动。他们想在先生的香港展览期间向香港的小朋友介绍先生，所以，请先生专门画猫头鹰的步骤分解图。先生用油笔分别在5张白纸上画，第一张只画了一个圆，这是猫头鹰的身体，依次画了眼睛、翅膀、爪子等分解图，只用５幅图片就把整个作画的过程呈现在大家面前，一目了然。这样可以告诉小孩子们，猫头鹰是这样一步一步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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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