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老太太，还有一个是很有吸引力的异性。你怎么办？”有的同学回答说让老太太上车，因为她最需要帮助；有的同学提议让上司开车送老太太，自己则陪那位漂亮的异性步行。
每次面谈后，聪明的作法是写一信给对方表示感谢，既让对方知道你重视他们，又提醒对方不要忘了你。
哈佛学生总务委员会如发现来校招聘的公司因种族、性别、肤色、信仰等歧视同学，就会促请校方制裁违反规定的公司，它有可能被取消第二年来哈佛招聘的权利。
第一次面谈如果成功，对方将邀请你到公司所在地作一日游，会见公司其他要员，进行第二轮面试，以便彼此加深了解，而且更多的是你了解对方。
这也是一个旅行的好机会。我曾利用这种机会访问了旧金山、洛杉矾、布法罗、费城，甚至在二年级春假期间还去了瑞典。
一旦对方看中了你，“求爱”攻势就开始了，请吃饭成了惯例，平时对方还会找各种借口打电话给你。
“你还需要了解些什么？”
“你还要见我们公司的谁吗？”
“你要我们最新的年度报告吗？”
“哈佛和耶鲁的足球赛你看了吗？”
对这种“求爱”拒之不智，应付又费时间，自己还要准备第二天的功课和新的招聘面谈，所以我在瑞典五天之游心情并不轻松。
四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我离开斯德哥尔摩登上返美的飞机后，赶紧准备第二天要小组讨论的实例。那是一篇关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实例，篇幅很长，一路上我目不交睫，细心准备了一番。哪晓得仿佛有谁跟我恶作剧似的，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将那篇写满分析意见的实例留在斯堪的那维亚班机上了。
五月底我刚从旧金山回来，接到美国一家大房地产公司的来电，称该公司的国际开发部主任将来哈佛，希望和我见面。当时我主意已拿定，但觉得见面谈谈没有什么不好，况且我对房地产很有兴趣。
我按约定的时间于下午六时来到这位罗宾逊先生下榻的旅馆。罗宾逊先生于一九八○年在哈佛经理学院毕业，这次来哈佛一方面参加毕业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另一方面据说是上司要他找我。我们在旅馆接待台旁寒暄后，他让我坐在接待台和大门口近旁的一张沙发上。旅客川流不息，电话响个不停，清洁工正在打扫走廊，罗宾逊开始向我介绍他的公司。他本来就尖细的声音给压得很低，在一片人声鼎沸中，听起来很费力。
他说他们公司正在中国某大城市建造一商业中心，这是一项极其引人注目的房地产投资，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中国政府非让他们赚钱不可。他说这次约见我，是奉上级之命，他不清楚上司的意图，也不知准备雇我做什么工作。他本人经常来往于中、美，日本、香港，显得十分得意。由于他主动与过往的每一个熟人打招呼，我们的谈话不时中断。他勉强的笑容，有气无力的声音，使人觉得他已很疲劳了，可又不让我有置喙之机。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不同于我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招聘面谈。为什么他选中这个地点？为什么他这么无精打采？为什么他不让我问话？堂堂国际开发部主任怎会不知道待人接物的基本功？他的一举一动只能是故意做作。我一下子觉悟到他的难堪的处境：一方面上司之命不得违，另一方面他已有先人之见，不愿聘用我而影响他自己的利益。
我索性跟他开了个玩笑，请他转告上司说我对他的公司非常感兴趣，但最后连他的名片我都没有接就告辞了。罗宾逊先生的上司派错了人。
一般说，如对方有意，聘书在第二次或第三次面谈后就会发出。为了保证所有来校的招聘公司机会均等，也为了减轻学生受到的压力，哈佛规定一月中旬至四月中旬为“聘书估价时期”，收到聘书的学生不必早早回复对方。
这样，我们可以较从容地作出抉择。急于成功的人往往没有时间思考成功的意义。
什么是成功？这个问题我们上课作过讨论。依我所见，成功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成功，一种是内在的成功。前者是金钱、物质方面的收获，社会的公认，名声的显耀；后者是幸福的家庭，健康的体格，与所爱的人的和谐关系，与朋友一起的良辰美景，是个人心灵的欢悦和平静。没有内在成功的成功，不是真正的成功。一个人可以得到世界公认，看起来功成名就，但他内在的生活可能是空虚寂寞的。任何人以内在的成功为代价去追求外在的成功，获得的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成功。难道能让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和下顾一切的追名逐利盘踞我们的世界，致使我们的生活失去温柔、慷慨和人情味吗？
追求成功是每个人的愿望，问题在于如何摆正外在成功和内在成功之间的关系。这两者并不对立。内在成功可以成为外在成功的源泉和动力，爱赋予人以走向成功的灵感；外在成功又丰富、扩大了内在成功，使之更为绚烂多彩。
矛盾的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外在成功虽不一定保证内在成功，外在失败倒往往会影响甚至破坏内在的成功。也许保持内在成功需要一定的外在成功为基础。生命的律法在于取得某种平衡与和谐。
人生在于幸福。金钱、名声、地位、权力、成就，只是使人生幸福的手段，本身毫无意义。在决定接受哪家公司聘书时，工作地点，工作性质，自己是否喜欢，并尊重将来的同事、上司、下属和客户，工作环境舒适与否，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上的成功，从长远来说，取决于你是不是适应工作环境。特别需加考虑的是将来的工作是否适合你的生活方式。经理学院一位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你使事业服从天生的兴趣爱好，那么事业迟早会来；如果为了服从事业的需要而压制自己的兴趣爱好，你就永远不会找到理想的生活方式。
爱情和工作是一个人获得满足的两大源泉。金钱和权力虽然仍具有强大的诱惑力，但今天的经理学院毕业生已开始重视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平衡了。
美国公司充分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每年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招聘新员。但是除了这种方法以外，似乎没有其他途径。邱吉尔①说过，民主是一种下策，但是是一种舍此以外别无选择的下策。这里不妨把他的话套过来，招聘过程是一种下策，但是是一种舍此以外别无良策的下策。
一九八五年应届生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薪俸最高的聘请。最受欢迎的三个职业是咨询公司、投资银行和高级技术电子工业。一半以上的同学毕业后到这三个行业工作。哈佛生选择工作的决定因素是：一、工作内容；二、今后① 邱吉尔（1874—1965），英国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及作家。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历任军政要职。
1940—1945 年为首相，率领英国对德作战，功勋显赫。1951—1955 年再度执政。1953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被誉为“最伟大的英国人”。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语民族史》等。
的发展前途；三、公司的待人之道。
十九 各言尔志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我的哈佛校友中，人才济济，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与才干。我特地采访了几位同窗，请他们谈谈自己对学习，对事业，对人生等的一些想法，录此以飨读者。
科莉丽亚·蒂尔尼来自新泽西州，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与俄国研究系。大学时期曾到苏联学习，并担任过美国国会议员助理。来哈佛经理学院前曾在纽约利曼投资银行任金融分析员。曾两度当选为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区共和党委员会委员。爱好打网球，摄影和旅行。一九八五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经理学院女子足球俱乐部队长。
“我一直想进哈佛，哈佛的名气很吸引人。我家里都是搞金融的，我到利曼投资银行工作后对工商界发生了兴趣。我之决定到经理学院来，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哥哥也是这里毕业的。对于一个女子来说，要进入工商界没有学位很困难。
“我对经理学院的评价很高，人才是哈佛最宝贵的财富。哈佛是美国最优秀的人才萃集之地，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不愿到别的管理学校，只有斯但福大学除外。我来哈佛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一向害羞，不敢当着许多人的面发言，可是哈佛强迫我们发言，评分也取决于上课发言，这就给了我一个锻炼的好机会。
“经理学院充满着激烈的竞争气氛。由于女生从小受到的教育没有培养她们的竞争能力，哈佛的女生人数又不多，所以她们害怕。一部分女同学索性利用自己是女生设法占便宜，一部分女同学又矫枉过正，闯劲太足。
“我爱好运动，参加运动能发泄内心的攻击欲和挫折感。你运动好，男同学尊敬你，自己也感到骄傲，课堂上的竞争同运动场上的竞争差不多。学会应付比赛时的压力就能顶注学习上遭受到挫折，或者分数不够理想时的情绪波动，到谈判桌上也能沉住气。所以爱好运动使我能比较容易地对付男于的世界。经理学院不少女同学聪明有余，活泼不足，不够全面发展。她们容易紧张，往往过于认真。第一年的强制性评分的确造成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非常有刺激性，在你拼搏过来之后会给你一种巨大的自豪感。
“哈佛经理学院的最大缺点是它像一部机器，每年生产八百个MBA。一旦你从这里毕业，便自以为既然是哈佛工商管理硕士，有些工作就不屑一顾了。你毕业以后还在和同学竞争，当‘五年联欢’时，‘十年联欢’时，你想的是你有什么成就拿得出来呢？这种心理使你不愿冒风险。现在最时髦的是搞咨询或金融，大多数同学包括我自己都向往那两种工作，一般的印象是最优秀的学生才干那两行。由于自尊心作祟，为了证明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不考虑自己的长短好恶，就上咨询公司或投资银行工作，不惜抹杀自己的个性，这种思想方法害人。学校也有责任，因为学校没有鼓励同学走不同的道路。
“我父母都是共和党人，我的政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他们的影响。我① 曾国藩（1811—1872），清末湘军首领。平”太平天国”起义，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曾任两江总督，并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学祟程、朱，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的家庭教育严格，念中学时上的是传统的寄宿学校、但我有造反精神，读大学时，正值卡特执政，学生会多为民主党控制，我向来不愿随大流，担任大学共和党俱乐部主席的职务挺有挑战性。
“我也许将来自办企业，因为我没有排除结婚生育子女的选择，到那时，自办企业比在别人的公司里工作灵活性大得多。我虽然不是班上最聪明的人，但我相信自己判断能力强，有总经理的才干。要在事业上成功必须知道自己的长处，充分发挥它们。
“我的一家都非常幸运，父亲、祖父、曾祖父工作非常努力，因此很成功。家里有钱让我进一流的大学受教育，我到过许多国家。最近去过中国，在中国旅行时我惊奇地发现中国和苏联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使两国人不同。
我对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非常尊重，作为一个游客，我很希望多多看到中国的文化古迹，可是与中国悠久的历史相比，看到的可以说并不多，大概不少宝物毁于战火或被人掠走。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俄国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但许多珍品遭到劫难。印度的情况就不同了，印度有悠久的古代文明，但没有经历过暴力革命，权力从英国人到印度人的过渡较和平，所以名胜古迹保存至今的很多，触目皆是。
“在中国旅游时吃的东西比俄国还要差，全北京只有长城饭店有一点夜生活。香港是一个鲜明的对照，香港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业世界，资本主义也许在香港搞过了头，香港是一个十足的金钱世界。追求个人自由发财致富的欲望是推动香港社会的主要动力，那里人人拼命工作，穷人自认倒霉，这种一心一意发财致富的努力缺乏人情味。从这点上说，香港社会是一个残酷的社会，社会的底层需要温暖，需要有人照顾，香港的贫富悬殊，令人担忧。
将来中国接管香港后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将是十分有趣的。
“旅行扩大了我的眼界，使我更加珍惜自己享有的东西，珍惜我们这个自由、稳定、充满机会的国家。我并不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这一切，大多数美国人不懂得珍惜他们所有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欠祖国欠社会一份债，应该还给祖国，还给社会。当初我考虑进中央情报局工作也是出于这种动机，希望报答祖国。可是我不愿意住在苏联，又是一个女的，大概永远当不了我想当的特工人员。现在我进经理学院，进入了工商界工作，也许能更有效地为祖国服务。经营好一个企业，为社会创造利润，做一个好公民，也是对国家在尽义务。我没有排除最终进入政界的可能，我进入政治生活的动机还是因为我非常爱国”。
道格拉斯·希斯来自科罗拉多州，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管理科学系，来校前曾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财政委员会数据处理与政策分析员。爱好骑马，打篮球，爬山和冲浪运动。一九八五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
“我母亲早故，父亲是退伍的海军舰队长。我从小在乡村里长大，那儿大多数人眼光狭窄，从未见过世面。但父亲随海军到过世界各地给我很大的影响，虽然我不知道自己长大了想干什么，但不愿在乡村生活下去。我中学的数理化成绩很好，海军军事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同时录取了我，我不打算参加海军，就拿了海军奖学金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这样毕业后灵活性大些。
进校之后，我很快发现麻省理工学院象牙之培中的理论研究与我科罗拉多乡村日常生活相距实在太远，我对学工程又不感兴趣，因此转到了管理科学系。
“我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我不懂工商业，总认为那是一种肮肮的赚钱勾当，所以我去州参议院工作。我的上司是一个很好的导师，他使我懂得真正能学到管理法的不是培养政府官员的学校，如肯尼迪政府学院，而是像哈佛经理学院那样的正规管理学校。在现实世界里，政府官员优先考虑的不是管理，政策的制度也并不都合乎政治科学的逻辑，政治更多的是一种交易。政府里最杰出的官员通常不是来自一所专门培养政府官员的学校，而是来自法学院或经理学院。
“经理学院给予我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自信。你置身于美国最有才智的人群中，这些人是未来美国的一流经理人才，你自己既不是其中最杰出的，也不是最落后的，而是最优秀者的中游者，意识到你有能力跟这些人竞争，这一点，不管你将来做什么都给了你无比的自信。
“我喜欢实例法，不过要是我没有念过数学性很强的麻省理工学院，我会去斯但福大学的。因为斯但福经理学院的教学走的是中间道路，把课本知识和实例法结合起来，这样较平衡。有的课用实例法教学效率很低。
“经理学院的强迫性上课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