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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这封从沈阳发出的写于１９２８年秋天的信，因为战乱和其他原因，在路上曾耽搁了些时间，但赵四小姐还是收到了。
那时，她仍住在天津，由于与张学良分别后，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他的来信，正为此隐隐有些着急呢，现在终于来信了。少帅对她仍是那么体贴入微，还约她去沈阳会面，她怎能不满心欢喜呢！想到他们多时不见，而从他目前的心情和处境来看，他是有很多话要对她说的，也正是非常需要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觉得，张学良的这个邀请是不能拒绝的。但一想到父亲的反对，母亲的愁容，以及可能遭到的非议，她又犹豫起来。原来，她的父亲比较守旧，虽然做了北洋政府的官、也算民国时代的新派人物了，但对他的这个四丫头与张学良交往却很不赞成。这倒还不是门第观念，张家虽非诗礼传家，却也名声不小。那末，是不是他对张氏家族怀有什么成见呢？好象也不是，原来张作霖住在天津时，他们还有一些交往呢。他之所以对这门亲事持反对态度，最主要的还是一种因袭的伦理道德观念，因为在他看来，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天经地义。什么自由恋爱，私订终身，乐与英雄结良缘，等等，全是荒诞不经的谬论邪说，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儿女的婚事，应由他作主，选个在天津或北京的门当户对的人家，明媒正娶地把女儿嫁出去，这既体面，又维护了家庭的尊严。很明显，女儿与少帅接近，他已颇为不悦，若说她还要千里迢迢去沈阳，那他是决不会允许的。如今要把去沈阳的事说出来，不仅沈阳去不成，还可能会惹出一场风波来。所以赵四小姐思量：若真是这样，倒不如来个快刀斩乱麻，就此离家出走，这样既可避免诸如说媒定亲之类的纠缠，也可尽早与张学良见面。至于学业，到了沈阳不是仍可继续求学深造吗？所以她决定立即去沈阳，而同父母亲也只好不辞而别了。
其实，如果父亲不是那么固执（当然这其中也有其他的原因，如家庭内部的分歧，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的渲染挑拨等），能够稍稍体谅一下女儿的心，她怎么能会连个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走呢？尽管如此，她还是怀着恋恋不舍的情感踏上了新的旅程。她流着眼泪在内心里默默地呼唤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对不住你们，我没有跟你们商量就走了，我这是实在无法啊！不是我不爱父母，也不是孩儿不孝，是您太不理解孩儿的心啊！
在一个深夜里，赵四小姐独自从天津搭上了去沈阳的火车。
一对饱尝离别之苦的恋人，终于在阳光明丽的金色的北陵幸福地相会了。
危难见真情。张学良对赵四小姐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决然来沈与他相会，是满怀感激之情的，这对他来说，在精神上确实是个很大的慰藉。
但在赵四小姐这方面，心里却并不是那么踏实，因自她来沈阳之后，在天津那边，就有不少谣言。好事之徒，乘机兴风作浪，说三道四，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有些小报，也借题发挥，大作文章，说她失踪了，或云她已私奔等等。在她的家里，也引起轩然大波，除了她的母亲和对她比较同情的几个哥哥姐姐外，也是一片反对声。特别是平时一向疼爱她的父亲，暴跳如雷，似乎是对她再也不能原谅了。本来，父亲为官清廉，是个耿直人，平日对她也是关怀备至的，但他却受不了这个刺激，认为女儿的行为有辱门庭，使他无脸见人，所以在盛怒之下，登报与她断绝父女关系，并决定从此引退，不再为官！
事情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是赵四小姐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所以这使她非常痛苦。另方面，她同于凤至的关系也不是象后来那样融洽。“她初到沈，于凤至不许进‘大帅府’，住在府后一小楼内，有门可通。后来始在‘帅府’大青楼内特辟一室，作为她的闺闼，有时还住在北陵别墅。一九三○年张学良赴南京开会，于凤至久慕沪滨之胜，偕二弟学敏及一荻诸人，由南京到上海一游，住沧洲饭店。王晓籁等于华懋饭店设宴招待，独一荻只身留在‘沧州’不许抛头露面。她在外受乃父严谴，内被于凤至摆布的忍气吞声情况下，对张学良的感情不但没有心灰意懒，相反地更为积极，生一男孩，由于代为抚养。”①由此不难看到，在她初到沈阳时，日子并不是那么顺心。她孤独，她寂寞，甚至受冷遇，遭奚落，处在她那样的地位，在张学良那样一个还颇为封建的家庭里，她的遭遇并不为过。但说她被于凤至摆布的忍气吞声，似乎象小媳妇似的，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那也不是。当然，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使于凤至有些不快，甚至产生过一些怨恨的情绪，这也自在情理之中。但于凤至是个博学多才而又非常贤慧的女性，对此事她采取了克制和宽容的态度，既未同张学良争吵过，也没有虐待过这位远道而来的赵四姑娘。特别是后来，“当她和赵一荻相识在北陵，并亲自把她接回帅府以后，那个曾经在头脑中萦绕的妖冶娇矜的天津姑娘，逐渐被一位举止端庄、处事谨慎的善良小妹妹所代替。女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当于凤至得知赵一荻如何冒然出走、与父亲断绝关系以后，她的心头不知不觉地滋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和怜悯，她与她之间的芥蒂在逐渐消除。”②她的处境也日益好转了。这原因固然是由于人们出于对少帅的尊重，但更主要的还是赵四小姐的平等待人与善良。如果说因此她终于取得了于凤至和帅府内各方亲眷的谅解与信任，那末，赵四小姐在随后的东北易帜和诛杀杨、常这些大事上的聪明果断，就更赢得了张家上上下下的好感。
赵四小姐在东北易帜问题上是支持少帅的，杨、常居功自傲，处处与少帅作对，她和于凤至也都亲眼看见，均甚愤慨。所以在掷银元以卜吉凶时，他俩也都在场，那还真有点紧张呢：
张学良对此（杨、常的专横——引者）虽也如梗在喉，但他念及杨、常的才干和他们追随大帅的功绩，总是心存余虑，委决不下。最后，于凤至为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在大帅灵前占卜算命，以求天意。
一天傍晚，少夫人着人布置好灵堂，摆好桌案，点起香炉，然后请来赵四，讲明原委，于是张学良手执一块银元开始卜算。他们约定，连抛三次，若是三次银元的袁大头都朝下，就谋杀杨、常；如果朝上，便不宜杀戮。卜卦时，于凤至站在方桌旁极为紧张。张学良抛了一次，朝下；第二次，依然朝下；待抛第三次时，银元噹啷一声，落到了桌子底下，于凤至随眼望去，心头倏然一惊，原是大头朝上落在了地板上。这时，只见站在桌子对面的赵四弯下腰，去捡拾银元，于凤至望着她心里怦怦直跳。赵四看了于凤至一眼，待放到桌面上时，仍是大头朝下！于是，于凤至高声叫起来：“又是朝下！”
张学良见此结果，回转身朝大帅灵堂深深一躬：“这乃是天意！”于是，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张学良便以“破坏统一，阻挠新政”的罪名，枪杀了杨、常……
这两桩大事之后，于凤至渐渐对赵四产生了好感。看出她不仅耿耿忠心，全力扶佐张学良，而且柔中有刚，具有中国帷幄之才。她觉得张学良年少气盛，身边的确需要这么一个既精明又贴己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上，于凤至通过细细观察，也认定赵四的投奔张学良，的确是倾心钟爱，人家身为大家闺秀，处在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妇地位，既无怨言，又能宽容忍让。赵四的这种脾气秉性，逐渐地赢得了于凤至的敬重和喜爱。她觉得，赵四的很多才干，是自己所不能取代的，如果自己能和赵四配合起来，一内一外，自己管帅府内务，让她帮助汉卿协理政务，二人一心，鼎力相助，这不仅可以使张学良免去内顾之忧，更会帮助他的事业龙腾虎跃的！③
赵四小姐的聪明和虔诚（赵四小姐初入帅府的境遇，父亲声明使她精神受到的打击，也使张学良深感不安，但为保持家庭的和睦，似乎也无法作出其他的选择，他早也说过，他们的结合“将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国称她为自己的秘书；对中国人称之为侍从小姐。”这些她都不计较，对爱情毫不动摇），得到了令人欣慰的报偿，从此以后她不再顾影自怜，过那种深居简出的幽居生活了，而是在大帅府终于有了一席之地，算是初步站住了脚。而且，处境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这以后，也还遇到过一些风波和困难，但她对张学良却始终是情有所钟，坚定不移。从这时起，直到西安事变前的七八年间，她与于凤至一直同张学良生活在一起，再也没有分离。①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３期。②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③ 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九·一八”，“九·一八”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张学良喜欢跳舞，爱看戏，对音乐、歌曲并无多大兴趣。但这支凄切、哀婉的歌，却真正拨动了他的心弦。那字字血、声声泪的歌词，那满含深情、悲壮苍凉和令人心碎的曲调，常使他歌未罢，热泪流。
是的，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忘不了，忘不了，他永远忘不了那个阴暗的秋季，那个风云突变的最黑暗的夜晚……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令人震惊的民族大浩劫的开始，是中国人民的空前严重的国难。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非自三十年代始，早在上个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时就开始了。他们对台湾、澎湖列岛的霸占，对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掠夺，对无辜的中国居民的血腥屠杀，就已将他们的狰狞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１９２８年的皇姑屯事件，他们用阴谋手段炸死张作霖，实际是武装吞并东北的信号，是欲乘乱占领东三省，只是由于当时东北当局的镇静，制造了张氏轻伤未死的假象；同时日本统治集团也没有完全准备好，才未酿成大乱。
但日本人鲸吞东北、亡我中华之心未死，在此之后，它仍继续加紧扩军备战，准备进行新的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加之自东北易主，由少帅张学良执政后，始终奉行反日爱国政策，他“修建与‘满铁’（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的简称）并行的铁路，以期夺回失去的铁路权益，改青天白日旗，拥护统一。这些爱国行动，在日本军阀看来，都是反对和伤害日本的具体表现，是绝对不能允许和容忍的。乃下决心采取措施干掉张学良，把中国的统治权驱逐出东北，实现其侵略野心。”①另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１９２９年末，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持续较久的经济危机，日本首当其冲，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混乱，民怨沸腾，为了摆脱自身的困境，它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悍然于１９３１年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无异的；而蒋介石的妥协退让，一再下令不许抵抗，终于铸成大错，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但他却总是错误归别人，功劳归自己，甚至让张学良当他的替罪羊，这当然是很不公平的。但大敌当前，军人守土有责，张学良始而经不住蒋的拉拢引诱，不顾东北存在的危险状态，移兵关内，造成东北边防空虚，留下后患；继而完全听命于蒋介石，领兵入关，卷入内战的漩涡，长期远离自己的根据地，进驻北平，乐不思蜀，也是不能辞其咎的；说他是迫不得已，完全是奉命行事，丢失东北似乎是莫可耐何，有苦难言，无可指责，把过失全推到客观方面，显然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当然，话又说回来，对此也不能绝对化、简单化。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以及“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从维护国家统一、避免战乱、以利于人民休养生息这个角度看，还是应当肯定的；对于他在这方面的积极的贡献，完全抹煞，也是欠妥的。同时，也还要看到，张学良在这个时期虽然有些消沉，但他的爱国思想并未泯灭。在那个多事之秋，尽管他身患重病，一直住在北平的一所医院里，但他对家乡、对地处边陲的东北地区的局势，特别是日本人的动向，仍然是密切注意的。不料，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竟指示对日军的任何挑衅不许抵抗，这不能不使他大惑不解，甚为惊诧。与日本帝国主义誓不两立、对他们的挑衅和侵略行径一向深恶痛绝的张学良，怎能设想让他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打不还手、甚至干那种委曲求全、妥协退让的可耻勾当呢？可是蒋介石的指示和电报就放在他面前，正所谓白纸黑字，军令如山，作为军人，又怎能违抗上级命令？所以一个时期以来，他的病情虽有好转，但思想上的苦闷，却更加重了。赵四小姐看他精神萎靡，郁郁寡欢，怕这会使他的病再加重，所以总想法劝慰，有时也陪他出去走一走，以求散心解闷。可是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东北时局不稳，就象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上，他的心情怎能舒畅得起来呢！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这时，蒋介石要在石家庄与他会见，张学良只好乘车前往。
这次会见不是在宾馆，而是在列车上进行的。当时，蒋、张二人的专车并停在一处，张即下车，独自登上蒋的专车。
说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置信，然而实际却是千真万确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冷冷清清的火车站的一角，在一节很不显眼、不大为人注意的车厢里，蒋介石向张学良面授机宜，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谈话。
读者也许会问：此话怎讲？回答也简单，说它不寻常，主要是指这次会见的突然性和他对时间地点的选择，而谈话的内容却并没有多少新东西，蒋介石无非是对张学良放心不下，提醒他日本人很可能挑起更大的冲突，但我们绝对不能打，并把他那套“战必亡”的论调重述一遍，给张学良再打一次“防疫针”而已。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国弱民穷，不论在哪些方面都是不能与日本人相比的，不抵抗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如若抵抗，就会家破国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