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先谈到他对蒋氏的反共政策的不满，表示决不再参与内战，并就联共抗日以及蒋到西安后可能产生的麻烦，征求杨虎城的意见。
“你真的不顾一切，决定要坚决抗日吗？”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决心似乎多少还有点疑问。
“真的，这次我是再不能当那个‘不抵抗将军’了，知耻而后勇嘛！”张学良果决地说。
“这就好，这就好啊！”杨虎城极表赞赏。但他随即又调转话锋，说：“其实，丢掉东北是委员长下的命令，这个‘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我看戴在他头上才不大不小正合适呢！”
“唉，怎么不是呢！张学良心情沉重地说：“也怪我那时年轻幼稚，听了他的话，才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但我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是，直到现在他还不回头，还热衷于反共、打内战，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爱国人民都责备我们，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虎城兄，你年纪比我大，经验也比我丰富，我们今后应当怎么办，你还得多加指点啊！”
“啊，不敢当，不敢当。不过，关于我们今后的斗争方略，我倒是想过一下，只是，这……”杨虎城欲言又止，也许是还有些顾虑吧，但他看到的是张学良那热诚、期待的目光，所以他略加思考，还是大胆地讲了出来：“我的想法是等委员长来西安后，我们先耐心劝说，还是尽量用‘寇深国危，大敌当前，一致抗日，枪口对外’的精神去感化他，说服他，促其醒悟，此乃上策。如果他还是不听，顽固到底，我们可以来它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你看如何？”
“啊，这……”张学良乍听到杨虎城提出的这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不免有些惊讶，这来得太突然了。
“怎么？你不赞成？”
“不，我考虑一下。”张学良看到杨虎城面现疑虑之色，似有些不悦，忙安慰他说：“不过，请放心，我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我们的谈话是不会外传的。这你相信吗？”
杨虎城默默地点点头。
短暂的沉默。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过了一会，张学良终于颇有同感地说，“你的意思是，我们尽量相劝，万不得已时，也不排除将用非常行动使他脱离南京亲日派的包围，听听我们的救国主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杨虎城连声说：“是啊，是啊，看看，这不是咱俩都想到一块去了吗？你刚才说要考虑，我还以为你不同意呢？”“哪里，哪里，”张学良说，“前些时在洛阳，我还劝过他，让他‘俯纳民情’，别学袁世凯，结果被他骂了一顿。蒋为人刚愎，不大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看来我们被逼上梁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虎城兄，我们肩上的担子可真不轻啊！”
“是啊，看来较量是不可避免的。”杨虎城冷静地说。但他看到两人的观点终于比较接近了，又甚感欣慰，所以言谈中显得决心很大：“这当然并非上策，我们也并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只是这年头，脑子太简单了，要吃亏的，我们不得不防着点。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有一点你放心，我听你的，副司令你怎么领导就怎么办，我是跟着副司令一路走的！”
“好，咱们一言为定，且看他们如何动作吧！”
张学良与杨虎城紧紧地握手，他们的心贴得更紧了。……⑥
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张、杨兵谏，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张、杨长期受到蒋介石的排斥，彼此早有矛盾，在西安事变前的一段时间，又对他们相煎甚急，所以都有反蒋之意，只不过没有说破，直到张学良最后一次从洛阳回来，他们才终于相互交心，道破了天机。但究竟何时举事，怎么行动，却又心中没底。１２月７日，张、蒋之间的激烈争论和蒋介石的顽固不化的态度，使他们终于认识到，对蒋介石不能再存在什么幻想了，举行“兵谏”已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但他们经过密商，认为事关重大，需要进一步摸一摸西安各界、特别是上层人物的动向，以便一旦举事，也好区别对待，并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人，壮大联合抗日的力量。所以，１２月８日，杨虎城曾特地走访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党政要人，如邵力子等。在他与邵力子谈话时，邵力子不知是有意呢，还是无意，他竟出人意料谈到自己的忧虑。杨问忧虑什么？邵说：“我不是忧虑别的，而是忧虑可能演出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啊！”所谓“二二六事件”，是指日本的一些法西斯分子的叛乱。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一些最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军事法西斯分子，由于不满当时执政的保守派的政策，企图取消议会政治，建立独裁政府，以便更疯狂地推行侵略政策，在东京发动了叛乱。他们袭击许多内阁大臣，刺杀了藏相和教育总监。结果，暴乱虽被镇压，但从此政府中军部势力进一步加强，法西斯势力也更加猖獗了。邵力子的这个比喻显然是不恰当的，当时在中国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至于以后爆发的西安事变，那恰恰相反，它不但不是什么叛乱，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正是反对蒋介石的误国政策，是反对蒋介石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法西斯主义的，怎能与日本的“二二六事件”相提并论？不过，杨虎城闻听此事，还是不禁一惊，连手里正夹着的纸烟也掉在了地上，他还以为是他们准备进行兵谏的事已经泄漏了呢。实际这只是他的猜测，因为东北军的下级官兵要求抗日，对国民党当局早有不满情绪，搞一个反法西斯的“二二六事件”也不是不可能的。至于张学良、杨虎城将要进行的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的兵谏计划，邵实际并不知道。可是常言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杨虎城的误解和虚惊虽然很快就打消了，但由此事他和张学良也深感责任重大，形势紧迫，事不宜迟，若不当机立断，一旦事泄，让蒋介石听到一点风声，就会功败垂成，悔之莫及。
这难道不是他们面临的严峻的现实吗？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是性命交关的事，务必慎重！”仿佛有人在劝阻了。
但张杨二将军举事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是的，是有点狂妄，胆大包天，但却并非不自量力。他们信心百倍，生死置之度外，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仗义执言，扶正祛邪，哪会没有一点风险呢？但真正的勇士，必将披荆斩棘，奋然前行！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场石破惊天的豪迈壮举，在所难免！
逼蒋抗日，当在其时，蒋氏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
……………………
①② 吴一凡：《委托莫德惠见蒋经过》，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③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 孙铭九：《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⑤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８月出版。
⑥ 此处参考了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国共产党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中的有关资料。
张学良传……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在蒋介石到达西安的第五天，即１２月９日，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在中共抗日救亡的号召和红军长征胜利的鼓舞下，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示威学生愤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同情，不支持，反而竟派军警镇压。这一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和声援，掀起了更加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之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起点。在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里，西安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怎么还能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去读书呢？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对于日寇的侵略，他们不能坐视，而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对于“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他们准备隆重纪念，并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张学良、杨虎城以及省主席邵力子都表示支持，但鉴于当时西安的形势和蒋介石对学生运动一贯的敌视态度，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做学生们的思想工作，想劝说学生纪念活动从简，不搞游行示威，只开纪念会，规模也宜小不宜大。但学生们不听，不仅要游行示威，还准备到临潼蒋的行辕去请愿，要求政府顾及民族的生死存亡，坚决抗日，停止内战。
那时，无论他们怎样说怎样劝，都不起作用，正所谓：一腔热血似火烧，健儿救亡志气高。或谓：初生之犊不畏虎。他们不怕蒋介石恐吓，仍然决定按原定计划隆重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届时举行有数万人参加的请愿和示威游行。
学生要游行的事，蒋介石在事前已经得到报告，他命令西安的军、警、宪、特加强戒备，严密防范，不准学生游行，更不准接近临潼，否则，格杀勿论！
但西安的爱国青年学生不怕压，不信邪，他们组织得很好的纪念活动和游行，仍然按预定计划进行了。
令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原来，蒋介石闻讯，大发雷霆，下令鸣枪警告，以驱散游行的群众，更不准学生走出城门一步。
在蒋介石的督促下，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马队，企图把学生挡往。但学生们既然已经上了大街，还怎能后退，所以出现了推搡、撕打，军警鸣枪警告，于混乱中，竟存小学一名学生被流弹打伤。消息传出，群情更为激愤，他们出于爱国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不满，仍然不顾天冷、路远和危险，冒着凛冽的寒风，继续前往临潼请愿。
在随后一段时间内，游行队伍无人阻挡，行进也还顺利，但如果认为蒋介石已经改变主意，或者会大发慈悲，那就错了。蒋介石已布置自己的卫队，在通往临潼的路上架起了机枪，学生们如再前行，就准备进行大屠杀。所以，别看表面平静，实际这是对方窥测方向的间隙，是疯狂杀戮前的沉寂，稍不留意，问题就严重了。
张学良为避免学生无谓的牺牲，急驱车追赶过来，诚恳劝阻学生不要去临潼请愿。学生们悲愤陈词，欲罢不能，万众痛哭，场面动人心弦。张学良也不禁流下眼泪，并向群众倾吐了自己的肺腑之言，表示坚决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他是一定要抗日的，并在一星期内用事实作出回答。学生们这才列队回城。对于这悲壮豪迈、激动人心的一幕，亲身参加过这场斗争的李木庵曾作过详细的记述，他回忆说：
……大队行至十里铺，临潼蒋介石行营已得到消息。
蒋派侍从室组长乘汽车赶来阻止，请蒋明天进城来答复。
你们不要前往临潼，如果不听，到前面发生了事，我们不能负责。其实，在十里铺，蒋介石已布置军队，马队已排满街上，高地架设机关枪，在前面的学生交通队，已被扣留，形势至为紧张。正在相持的时候，张学良乘汽车赶至，要求与群众说话。群众停止途中。张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救国热忱，我是非常钦佩的，但是今天时间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临潼又无餐宿之地，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转行回去，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转向蒋委员长陈述，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群众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权最高统揽者，必须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方能相信。临潼虽无大队餐宿的地方，我们宁愿不吃饭，宁愿集体露立达旦。救国之事，还怕辛苦吗！”不同意张的提议。张见群众意志已决，难以挽回，又对群众说：“你们的救国志愿，我并不来阻挠，只是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触动最高主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站在前列的东北大学生及女学生，听到要流血牺牲的话，首由东北大学生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放声大哭。
女学生相继号哭，由队头至队尾，万余人都哭起来了，群众连哭带喊着：“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愿为国而死，我们前进吧！”一时哭声喊声震动山岳，道旁停观的行人，都一起流泪。张学良随从的马弁也在拭泪。这时情绪的凄惨和哭声的悲壮，任何铁石心肠的人，都不能不动于怀，因此张学良也就抑制不了他的情感，也掩面而泣，不仅感动他的天良，而且激增了他的勇气，祛除了他的畏惧心理，续向群众说话，谓“各位同胞、同学，我张学良不是不救国的，我的心情是和你们一样的，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我不是愿做亡国奴的人，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抗日战场的，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请你们今天暂行回去，我不欺骗你们。同学们，我是国家的军人，我不是蒋某人的走狗，如果逾期欺骗你们，我张学良愿意你们群众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你们可能相信我吧！”群众见张学良如此恳挚的表示，遂应允张的要求，听候满意事实的到来，率队回城。时天已近黑，群众自晨六时至午后七时未进粒米，却都是精神焕发，毫无倦色，而且个个都象得了胜利似的，尤其是小学生及女学生队伍行列，秩序井然，自晨至晚，无一中途离队者，大队入城时，他们脸颊上的救国热泪，尚未尽干，在街道的电光掩映下，莹之发光，见者无不为之感叹不置。①
发生在西安事变前三天的西安爱国青年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之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是与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别支部的领导、以及西安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还有西安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广泛支持分不开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关于人民大众是如何痛恶内战、拥护抗日的情景，有亲身经历的李连璧也有感人的介绍。他说：
游行示威队伍在南院门大街集合。那天，汇合起的各路游行队伍和自愿加入的市民不下两万人。当时西安市区仅有十余万人，竟有那么多的人响应参加。这里值得一提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对爱国青年示威游行的同情和支持。当上司命令他们阻拦游行队伍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愿尽力，洪流一般的游行队伍很容易冲过去。最明显的是游行队伍准备向临潼进发，冲向火车站时，沿路阻拦的国民党宪兵和特务都手持武器，气势汹汹。而在这同时，一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士兵也跟随着游行队伍前进，手里同样持着武器。这些宪兵、特务面临这一情景，怎敢放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游行队伍冲锋向前，夺路而去。
在西北军守卫的中正门（以后的解放门），由于早已得到命令，城门上了大锁。学生们就跑上城楼，找军官士兵们讲理，并找到了拿城门钥匙的军官，当学生打开城门铁锁时，许多士兵还帮着搬开顶门的千斤闸（大木杠），奋力推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