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钦哉则不听杨虎城调遣，公开通电反对发动西安事变。由于他们的叛变，致使潼洛防线，不攻自破，“讨逆”军越潼关，进驻二华（华阴、华县），迫进渭南，西安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
这里，值得一提，也使人惊讶的是冯钦哉的行为。西安事变爆发前，张、杨二将军为防走漏风声，没有通知远在同州府（今大荔县）的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但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开始，即事变爆发当日拂晓，杨虎城打电话给他，向他传达兵谏蒋氏的决定，并下达作战命令。可是他却拒绝了。原来，在西安事变前，他对张、杨联共抗日的活动已有所觉察，而他对这种做法是完全反对的，正象他自己所说的：“我认为张学良是胡闹，杨虎城是盲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坚决拥护的。所以，我自认为看清了张、杨的反蒋意图后，也暗中作了些准备，如我过去从不亲自带部队上操，这时也天天同部队一起上操了，以便随时应付事变发生。”⑧因此，当杨虎城要他率部迅速集结进驻潼关，以防堵中央军进犯西安时，他竟“在电话中表示：‘张副司令的命令我不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再商量。’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要杨虎城将军不要听张学良的命令，而要接受我拥蒋打张的主张，杨察觉我的意图，也就没和我多说什么了。”⑨但杨将军并没有放弃对他的这位老部下的争取教育，他先后派续范亭、续式甫、许海仙等在十七路军中有些名气的人前往劝说，均无结果。后来甚至还发生了枪杀来使的事件，这就是张逸中（也有说是叫张依忠）之死。这件事冯钦哉虽然强调张是前来策动他的部下弃暗投明，是来瓦解他的部队的，使他很反感；另外，张也未说明他是杨将军派来的等。但他这样做，毕竟是错误的。对此，赵亚宣有一篇记述详尽、而且也是过去历史资料不曾涉及的别具一格的回忆文章，向读者展现了一桩不大为人所知的历史公案。作者说：
张逸忠（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后为十七路军军官，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引者）骑在马上，瘦削的脸上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神气，一双眼睛轻蔑地注视着前方萧瑟的景物……他心里正想象着冯钦哉迎接时，对他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哪里知道，等待他的却是猝然间修筑起来的坟墓。
张逸忠此行意在谒见冯钦哉，令其揭竿而起。不料张却出人意料地先到冯钦哉的部属武勉之的司令部去了，他将西安发生的事情向武勉之作了简单介绍，最后对目瞪口呆的武勉之说：
“你部的任务，就是要在同州府一带就地摆开，狙击随时前来寻衅闹事的武装力量，还要联合友邻部队，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听候主任调遣。”
武勉之心头一震。兵谏蒋介石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心想要是一个师那就好了，行动方便，可我仅仅只有一个旅，上有冯钦哉，邻有柳吕（有的说是“彦”）彪，稍有疏忽，后悔莫及，何不先听听柳吕（彦）彪的意见呢？于是笑着说：“处长，还是先到柳吕（彦）彪那里去一下，然后决定不迟。”柳吕（彦）彪也内心惶惶地拿不准主意。在踌躇万分之时，柳吕（彦）彪就摇动电话机，将此情况向冯钦哉作了汇报。
不想柳吕（彦）彪的话音未落，话筒里传来了一声震怒：
“把他押过来！”
简直和爆炸的声音没有两样，柳吕（彦）彪刹那间头皮发麻，稍一回神，才知道师长的命令违抗不得，便放下电话，沉下脸来，大喝一声：
“来人，给我拿下！”
风云突变，事前未曾预料，张逸忠愤怒咆哮着：“我是奉杨主任的命令来的。”“我是堂堂的军法处处长。”
“我要把你们军法处理。”整个儿司令部回荡着他怒吼的声音。尽管如此，还是被那些拥上前来的警卫人员捆了个结结实实。
武柳二人押着张逸忠来到冯钦哉住处时，冯钦哉早就杀气腾腾地等在那里，刚等到张逸忠站稳，便恶狠狠地扑上去，在张逸忠的身上咬了两口。
两口咬得好狠，使从来未曾受过皮肉之若的张逸忠大声嘶叫起来：“冯钦哉，有朝一日，我要剥下你的皮！”
可是，这一天永远也不会来了。
冯钦哉为何咬张逸忠两口？原来张逸忠和冯钦哉早就因为争买一片空地而结下了冤仇……他咬张逸忠的第一口，是还报买空地时的羞辱。这块冯想购买的在西安城内的地皮，因张逸忠的不合作态度，使他的愿望落了空。他咬张逸忠第二口，是还报离间部属之仇。杀张的原因，还不在反对张杨兵谏蒋介石的义举。
张逸忠还在破口大骂，冯钦哉“啪”地一掌击在桌子上，大吼一声：“拉出去，枪毙！”
一群警卫人员，抱着拼命挣扎的张逸忠出去了。冯钦哉还不解恨，一直尾随其后，亲自听到执行的枪声，看到张逸忠的脑浆迸裂，才回转身来，心满意足地走了。⑩突然，就象在１２月１２日清晨其它突然出现的事件一样，这起枪杀来使的事，也是猝不及防，出人意料的。这也难怪，一场石破天惊的壮举，尽管作了周密的部署，希望不流血，但伤亡有时又常常是难免的。只是情况不同，有的是由于不明真相和顽抗造成的。如在华清池交火中的伤亡者；有的是预料不到或完全可以避免的，如邵元冲之死；有的是不该发生的，如后来王以哲将军的遇害；有的则显然是“在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面前，见私仇而忘大义，历史上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如张逸忠的被枪杀。人们谴责那些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而对于为国为民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那些义无反顾的志士仁人，则将永志不忘，并且始终对他们怀着深切思念之情。
……………………
①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对于这个电文该书编者还有一个按语，指出：据《西安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载，蒋１２月１５日给宋美龄的遗嘱之有关内容应是“余决为国牺牲。……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
②⑥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月出版。
③④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见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１９７９年４月出版。
⑤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出版。
⑦ 安危：《流落海外五十年的密件》，原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日《西安晚报》。
⑧⑨ 冯钦哉：《西安事变时我反对张、杨，拥护蒋介石的经过》，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⑩ 赵亚宣口述，杜鹏霄整理：《西安事变中一起枪杀“特使”案件》，原载《当代青年》１９８６年第９期。此系摘引。
张学良传……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石激起千层浪
当时被人们誉为救国领袖的张、杨二将军举义西安，由于符合广大群众的抗日要求，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深得人心。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事变初爆发的那些日子里，它虽然不象在兵谏时那么惊心动魄，却也是很不平静的。当“双十二事变”的清脆枪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把一向过着较为安定的生活的西安市民从睡梦中惊醒时，都吃了一惊。最初，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胆小的把门窗关得更严了，商店推迟了开门的时间；但胆子大些的，则悄悄走出来，观察动静，见“街上站满了十七路军的战士在阻止行人通过。大约九时左右，分驻所的警察，拍铺子的门叫喊‘掌柜的，铺子开门照常营业，没啥事。’早饭后，十七路军政治处的宣传车驶向街头，向行人散发‘张杨向蒋实行兵谏和提出抗日救国八大主张’的通电。人们争相阅读，喜形于色。大约十一时左右，钟楼聚集的人群很多，西安二中、西安高中、女师等校的同学列队游行高呼：‘拥护张、杨二将军八大主张’，‘改组南京政府’等口号。有的慷慨陈词，作街头演讲。讲到日寇在平津横行时，声泪俱下，并高唱《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此起彼伏，激动人心。”①
事变爆发的当天上午，张、杨二将军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提出八项救国主张。
在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曾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的南京军政要员说明情况，谈到此次行动，纯为国家民族，绝非为个人利害打算，一俟达成一定的协议，他们以及委员长都可以返回南京。接着，他拿出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当众宣布道：“‘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张学良念道：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体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自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四）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国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黄英斌、缪澂流、钱大均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十五日，张又将西京招待所的一些‘中央’人员迁移到张公馆附近的玄风桥、金家巷房屋居住，一切都优待，分送每人一本《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等书及扑克等消遣东西。张学良除每天到蒋介石住所谈谈外，还经常到这里说说情况，交换意见。
“十六日，张学良对南京的诸人言：‘何敬之派人向华县、渭南进攻，前线接触，虎城部队已有伤亡。我这几天要到前线指挥，少陪各位。如果他进攻不已，只好请蒋先生及各位转移其他地方。”陈诚道：‘你这话可向委员长说，请委员长写信给何敬之，与其他的人说是没有用的。’蒋百里向张学良建议：‘你可与蒋委员长商议，派蒋铭三（蒋鼎文）到南京去与何敬之商议办法。’张即表示首肯，转向蒋介石商议，蒋亦应允。当由蒋百里先生、蒋鼎文分别去见蒋介石，商议派蒋鼎文去南京。”②但张、杨二将军举义西安，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却如平地一声春雷，也象一个力量很强的冲击波，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除了国民党内一些坚持反共和内战政策的顽固分子大叫讨伐、非要向西安兴师问罪外，大多数人对西安事变是同情的，支持的。全国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的函电象雪片般飞来，坚决拥护张、杨八项主张，仅山西、湖南等五省在事变后的三天内拍来的电报就有一千数百封之多。
“不仅人民群众拥护西安事变，而且举国风动，义师云起。国民党政府里不少中下层官员或者发表通电，或者率部反正。驻于甘肃省静远县打拉池的胡宗南骑兵团，击毙团长，全体官兵投奔抗日联军。甘肃省庆阳县，泾川县、环县、合水其、镇原县、正宁县和宁县等县县长致电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政委员会，表示：‘督率所属，保卫治安’，‘健全机构’，‘静待钧命’”③
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内，在对待西安事变问题上，却并不是一致的。当时，南京政府中，主张发兵讨伐，认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的虽居多数，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事件不可诉诸武力，最主要的是，先应弄清事情真相和蒋在陕情况，再定“万全之策”。由于主战派居多数，所以仍决定讨伐，并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发布“讨伐”，定要“扫荡叛逆，以靖凶氛”。总之，那些闻变大惊、六神无主、力主大动干戈的大人先生们，声嘶力竭，大叫大嚷，大有必欲踏平西安、生擒张、杨，方解心头之恨之势。其中比较突出的头面人物，便是戴季陶、何应钦。而当时主战最坚决、且言词激烈、举止反常者则是戴季陶。此公反共、反革命有理论（君不闻，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他不是就抛出所谓《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等歪曲三民主义、攻击共产主义的文章吗？不是因为由于它带“理论色彩”，而还被称为戴季陶主义吗？）有行动，论其反共历史之悠久，并不比蒋介石逊色，如今看到自己的密友被扣西安，怎能不恼羞成怒，极力主张进攻呢！为了说服大家支持以武力威胁的办法来营救蒋氏的决策，他不仅在会议上鼓动，而且也不怕有辱斯文，连磕头作揖那一套也都搬了出来。为救蒋，他真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
西安事变一发生，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于群龙无首，谁也不敢先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时，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一变其从来的态度，站起来“痛切”陈词，认为张学良是劫持统帅，为国法所不容，如不立刻明令讨伐，则国将不国，政府不成为政府了。因为戴是蒋介石密友，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说得头头是道，谁也不敢反对。于是，在戴季陶、何应钦等的控制下，国民党中央便通过了讨伐的决议。……
宋子文和宋美龄怕内战发生影响英美在华利益，更怕的是因此而置蒋介石于死地，所以他们是反对讨伐的。
国民党中央开会后，宋子文曾找戴，说戴不应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戴答复说：“我同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蒋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
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后，蒋见戴时曾表示戴做得对。但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虽没有点戴、何之名，却认为戴、何等的做法，他们的见解，还不及她一个妇女，对他们进行了含蓄的讥讽。听说戴季陶看到后，气得在家里大动肝火，用佛尘把一个花瓶打碎。他认为宋美龄不足道，而蒋介石竟容许宋发表那样的话，这是蒋对他耍了两面派的手法。④
另据康泽在有关此事的回忆资料中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