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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大多数是出于友谊，是怀着关切、同情和慰问的愿望前来探视的。这种造访虽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有时也许反而还会使他更加伤感，但也总还是一种慰藉。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奉命前来，别有用意，因而言不由衷，结果不欢而散的。《秘密囚禁中的张学良》写的陈布雷的访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借题发挥，硬要把陈布雷也拉出来评说一番。不，对于他，说实在的，我们也并不十分了解。他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做过一些对人民不利的事，这是不消说的。但也说过公道话，记得过去报纸上看到过他在蒋面前为进步作家郭沫若说情，保护这位著名的革命作家的轶闻。不过，对于他对张学良的拜访，似难恭维。作者对这位不寻常的雪窦山的来客与张学良的会见作了颇为传神的描绘。这也象某些资料一样，不无传奇性质，但却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和人物的一些真实的面貌与心态。作者说：
陈布雷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私人秘书，也是左右蒋介石的心腹。他是浙江慈溪人，字畏垒，早年毕业于浙江省高等学堂，以善写时文见长，曾任上海《商报》总编辑。大革命北伐前，由其族兄荐举到南昌，就任蒋的私人秘书，以后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兼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一九三一年在南京任政府教育部次长，后调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副秘书长，深受蒋的宠爱。蒋发布的重要文电，多出其手。一九三六年底侍从室改组，陈便调任侍从二处任职。
此人，身体矮小，瘦弱，干瘪的面庞上一对老睁不开似的眼睛，看去活象个老太婆，他貌不惊人，说话又细声细语，但办起事来，果决认真。他善于体察蒋的意图，代蒋起草一切重要文章、文电，蒋遇有重大事情，时常单独与他商谈。西安事变不久，蒋介石回到南京，为掩人耳目，一下飞机就要他草拟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尔后，蒋介石到杭州，他又随蒋住进杭州新新旅馆，杜撰《西安半月记》。他未去西安，秉笔胡编，确有难言之苦，当时他愤懑无从发泄，就手握狼豪，往墨盒里乱戳，以此出气。他一连戳断几支笔头，其夫人发现，便上前劝告，他暴跳如雷，说：“你们什么也不懂，叫我全靠编造谎言，于心有愧，于天难容，怎叫人不动肝火？”他有时想解职归乡，不愿在官场混下去。有一次他到鸡鸣寺求了一个观音签，签语写的是：“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签解又有“官非宜解”四字，自此心境十分矛盾。
这次，他奉蒋介石之命，前来“探望”张学良，心情也是矛盾重重。一则他认为张将军“兵谏”抗日，是爱国之举，何必将这样的人囚禁？二则他又想维护“领袖”的尊严，认为张学良做事莽撞，有失一国之主的体面。所以他带着四大木箱的“礼品”和一把鱼竿，怀着踟躇的心情，步入妙文台。
“陈主任！”
“张将军！”
张学良与陈布雷在别墅一楼楼门口相遇，彼此打着招呼。
张将军把陈布雷迎进客厅，开门见山地就问：“陈主任，委员长什么时候放我，回西安呀？”
陈布雷干瘪的嘴唇抖了抖，低语道：“雪窦山风景如画，你先在这里歇息歇息，何必着急呀！”
“西安军情复杂，我不回去，怕出乱子。”张将军坐在沙发一端，恳切地说。
“委员长这次派我来，就是劝你吃好，睡好，玩好，学好。”陈布雷说着，就叫侍从们打开四个楠木箱。
木箱打开，只见四个箱子分别装着名贵的烟酒，云南的银耳，长白山的“猴头”，海南的鱼翅，几套西服，进口的网球、网拍，还有一本本的明史线装书，书法碑帖等。
陈布雷将打开的木箱之物，一一细数着叨咕一遍，然后又将一手提木匣打开，拿出一支多节的意大利进口鱼竿，干笑了两声，说：“将军，委员长告诉我，锦溪池有的是鱼，他希望……”
“希望我在雪窦寺钓一辈子鱼！”张将军霍然站起，心事沉重地说。
“不，不。”陈布雷尴尬地扶着没有胡须的干瘪的下巴，说：“委员长只是说叫你玩好。”
“大敌当前，叫我离群索居，不食人间烟火，这不是捉弄我张汉卿吗？”张学良将军愤慨地在地上踱着步子。
“委员长这是为您好呀！他不会忘记你们的私交，没有你张学良，关内关外就不能统一，委员长，也不会作一国之君。这一切，他还是牢记于心的。”陈布雷不慌不忙，＇霸气 书库 ｜。＇象写文章似的，字斟句酌地说着。
“全是谎话，全是扯淡！”张将军愤然拍着桌子，声音很高地喊着，“你们沆瀣一气，全在搞阴谋！”
陈布雷一时脸红耳赤，在张将军面前竟束手无策，他站起来，低头绕了一圈，最后推托说：
“委员长还托我到他家乡去看看，恕兄先辞。”
张将军背着陈布雷，头也没回地喊了一声：“送客！”⑧
又过了些日子，邵力子夫妇也来到了溪口，这情景就与前者大不相同了，因为邵氏此行，名义上是探望正在溪口老家休养的蒋介石，实际更主要的是看望被幽禁的张学良，并打算在蒋介石那里为张学良说情。据邱秀虎谈，“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同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末，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张的情绪很好，有两次乘竹轿到山下桃园去摘桃子，他边摘边吃，连说‘这味道美极了！’有一次他对邵先生说：‘我在书房简直坐不住，好象屁股上有刺一样。”邵先生说：‘你喜欢在外面，就多在外面玩玩吧！’”⑨至于找蒋说情，在那时当然是不会有满意的结果的。果然，“在丰镐房的客厅里，身穿长袍的蒋介石，待邵力子说完几句问候的话，就阴沉着脸对邵力子说：“邵先生，这个张汉卿知识太浅薄，要多读点书。要好好读下去！’他提出，邵先生是否也留在溪口，当张学良将军的老师？邵力子知道蒋介石心胸狭窄，猜疑心重，让张学良将军‘读书’，本是为了惩罚解恨，万一将来有什么不称心的地方，随时会找个借口嫁祸于他，邵力子当即拒绝了。”⑩“风景秀美，林木幽深的雪窦寺西侧的中国旅行社的小楼，被春天遗忘了！它成了幽禁张学良将军的樊笼。邵力子，傅学文乘坐滑竿来到这座楼前。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看见是老朋友从远道来看望他们，高兴异常，一定要留邵力子、邵夫人在这儿多住几天。张将军、一荻陪着邵先生、邵夫人遍游了雪窦山的名胜，东看看，西游游，好象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实际上蒋介石派来的特务随之左右，监视甚严。一次，傅学文、赵一荻守在门外，高声谈着家常，屋里，张学良看左右无人，就对邵力子说：‘老大哥，我亲送委员长回京，是为了恢复委员长的威信。……委员长若是放我回去，表示特别宽大，岂非千古美谈！不料，……唉，我要抗日，何罪之有？’悒郁，愤怒之情，溢于言表。邵力子夫妇，理解他，同情他，但无法安慰他。当时，谁也摸不清蒋介石的心思，更未料到他会终生监禁张学良。”⑾
那时，为防止张学良逃走或有人前来劫狱，国民党当局在中旅社四周这么一个弹丸之地，竟派遣了几十个特务，还有一个连的武装宪兵，真可谓岗哨密布，如临大敌，戒备之严，实属罕见。
说到这里，有必要把当局多年来是怎样幽禁张学良的这一世人关注的问题，根据部分知情者的回忆，作一些披露，也好让人们看看张学良究竟是怎样被“优待”的。
原来，张学良自从在南京受审、判刑、复又被赦免、但却必须“严加管束”后，便从此销声匿迹了。他是怎样被严管的？都关在什么地方？又是怎样熬过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的？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难解的谜。是的，他没有戴刑具，也没做苦役，可他过的却是无可置疑的囚徒生活，他活动的空间是比一般犯人大一些，但却是“划地为牢”，并不是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活动范围是有严格限制的。不妨这样说，对他的关押是表面宽松，如那时军统局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视机构，连名字都动听得很，竟美其名曰“张学良先生招待所”呢！实际是防卫森严，处处戒备的。那时，对张学良的幽禁由军统局负责，是戴笠亲自掌握的。抗战胜利后，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了，这个“招待所”就由蒋介石直接控制，是从不松懈的。如在雪窦山时，他的住室、饭厅、前后院门都有人监视，“旅行社门口有武装宪兵，还放有步哨。雪窦山山麓修有一座亭子，名曰‘入山亭’，是登上雪窦山的唯一要道。在这里派有宪兵一班人，配合特务队四个警卫，一方面放哨，一方面对前来登山的游客进行盘查。只要有人上山，马上用电话通知山上，好叫山上加强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游客众多的雪窦山，就逐渐冷落了。”⑿
张学良的囚禁之地是常常变换的，但对他的看管却始终很严，不管到了哪里，也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层层设防，至少设立三道封锁线，实在是用心良苦。如第一道封锁线多由特务队担负，他们共有三十多人，全由军统特务组成，下分若干小组，组有组长，队有队长、队附。队长一职较稳定，长时间是由刘乙光担任；副队长常常变换。三十多岁，矮敦敦的个头，凶狠狡猾的刘乙光是湖南郴州人，早年他曾在浙江警官学校任教官，后任复兴社（军统局前身）特务处特务队长，是个所谓绝对忠于职守的特务。国民党的特务对结婚是有严格限制的，但他却倍受青睐，不但结了婚，还一直把老婆孩子带在身边。多年以来，他就是靠着这点本事，居然加官晋级，平步青云，一个当年仅仅是个小小的中尉的小军官，在不长的时间内，竟爬上了少将专员的宝座，其对张学良看管之严、“保护”（戴笠语）功勋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道封锁线是一个连的武装宪兵，他们的职责是站岗放哨，日夜戒备，原本也是比较固定的，但因为有一次，张学良在雪窦寺遇到了麻烦，被蒋介石得知，宪兵连很快便被调换，从此这第二道防线的部队就经常变更了。当然，当局之所以这么小心提防，与怕他们同张学良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会受影响，也不无关系。关于此事的起因和经过，在邵池翊的《雪窦寺囚禁轶闻》中有介绍。文内还谈了蒋经国在雪窦山与张学良的几次会见呢。他告诉我们：
一九三七年四月底，蒋经国由苏联携妻蒋方良、子蒋孝文回国。在南京晋谒父亲蒋介石后，即返溪口视亲生母亲毛氏夫人。五月初，登雪窦山游览，住在妙高台蒋介石的一幢三层别墅内。知道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将军住在雪窦山上中国旅行社内，就经过队长刘乙光的允许，偕妻子蒋方良到中国旅行社以子侄辈称呼谒见张学良将军（因蒋介石和张学良曾经结拜为兄弟，蒋经国理所当然为子侄辈）。蒋经国刚从苏联归来，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对张学良将军的抗日爱国思想和行动非常钦佩。张学良将军与蒋经国的谈话中，主要是勉励蒋经国归来后，一定要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做好工作。相见时，刘乙光始终在旁不离，连张学良将军夫妇请蒋经国夫妇午餐时也不例外。在山上蒋经国与张将军先后见了三次面，耽搁四日蒋经国夫妇就下山了。
雪窦寺自驻宪兵后，就不准善男信女烧香拜佛及做佛事。但到了八月初，“西安事变”中在西安华清池为保卫蒋介石（蒋孝先实际是在临潼华清池捉蒋之前，在他乘汽车由西安返回华清池的途中被捕，并由于他曾经镇压过学生运动，有民愤，而在部分官兵没有请示张学良的情况下将他处死的，他没有参加华清池“保卫蒋介石”的战斗——笔者）被打死的侍从室少将侍卫长蒋孝先的夫人，带了一个同时被打死的蒋姓侍卫的遗孀，在雪窦寺大做佛事七天，超渡亡灵。因为蒋孝先是黄埔一期生，又系蒋家皇亲，故先已得到队长刘乙光的特别允许，驻在寺内的宪兵更无权阻止。佛事的规模相当庞大，在大雄宝殿内，十斤重的红烛高烧，撞钟击鼓，叩鱼敲磬，雪窦寺三十多名和尚，斜披袈沙，合什念经，一改平日肃静冷漠气象。张学良将军听到钟鼓木鱼声，和尚念经声，出于好奇，由中国旅行社到雪窦寺看看。哪知刚进庙走到大雄宝殿前的平台阶上，就被蒋孝先的夫人看见，她冲到张学良将军面前，哭哭啼啼要张将军赔他丈夫的性命，而且用手扯住张将军的衣服不放。随行的队附许歆和特工人员束手无策，又不便前去强拉。雪窦寺内驻的宪兵不少，也没人敢近前，张学良将军温和地对蒋孝先夫人说：“人死了不能复生，这一场佛事由我出资来超度。”并立即叫李副官回去拿五百元钱来交给雪窦寺和尚，才算解决。事后，刘乙光即电报蒋介石，诿过于宪兵，说宪兵没有防范好，才出了事。当下蒋介石电令宪兵司令谷正伦，立即派一连宪兵到雪窦寺调防。宪兵第八团第七连在南昌奉到电令后，在二日内赶到雪窦寺，将原来担任警戒任务的宪兵第八团特务连调回南昌（宪兵第八团特务连长陆文康，浙江永康人，中央军校七期毕业，原于一九三七年一月，随蒋介石回溪口休养担任警卫。四月蒋介石返回南京，张学良将军由南京迁雪窦山管束，就由该连担任警戒任务）。⒀
关于张学良出资“超度”蒋孝先这场风波，夏明曦还有新的补充，他说：
……一天夜里，蒋孝先的妻子袁静芝在寺里做佛事超度丈夫亡灵，张学良碰巧来到大雄宝殿观看。袁静芝见来者气宇轩昂，仪态不凡，便问知客僧这人是谁？和尚告诉她：是张学良。袁静芝听了顿时怒火中烧，一把揪住张的长袍衣角，一边哭，一边嚷，非要他赔她的丈夫不可。张学良被闹得摸不着头脑，忙问知客僧是怎么一回事。和尚见事情尬尴，只得骗张说：“她是一个疯子，是蒋孝先的妻子。她说，她丈夫被你的部下打死了，现在要你还他的丈夫来。”张学良听后笑着说：“人死了，哪能活，我也没办法。我看这样吧，她的这堂佛事费用，全由我来付清。”张学良替袁静芝偿付了超度蒋孝先亡灵的道场费用，这场风波始告平息。
解放后，袁静芝随女儿由溪口搬到宁波居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曾任宁波市政协委员，直到去世之前，对祖国统一的大业至为关切。她在生前提及上述往事时，对于张学良将军当年那种豁达的气度，犹为之念念不已。⒁
在第二道封锁区域内，张学良可以出来走一走，但不能越过划定的范围，外人也绝不允许接近这个严密警戒的营垒。他们对张学良囚禁的地点是时常变换的。具体地址的选择，也都是煞费苦心的，他们不住大城市，连一般的小县城也很少光顾，而是专门选择人烟稀少之处，所以不是钻山沟，就是住到渺无人迹的深山古寺里头。这不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