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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道封锁线，一般是在住的时间较长的地方搞。这便是派遣特务去充当囚禁张学良地区的地方官员，如县长、乡长、保警队副之类，以利于军政配合，在防范方面更加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他们还指派特务，参与地方上的通讯联络工作，控制电台，作为他们与军统局随时进行联络之用。
如此层层设防，禁锢得密不透风，犹不满足，还从精神上折磨他。据说张学良需要闭门读书，静以思过，所以还特地为他请了一位姓步的前清老进士，天天上山摇头晃脑地来给他“上课”，给他讲解四书五经，论说三纲五常。对这些老古董，对这种死气沉沉的说教，张学良实在厌烦，几次想“逃学”，可因为他是“奉命读书”，是委座的“关怀”，他怎能不奉陪如仪、洗耳恭听呢？
后来，张学良实在不愿学，陪他听课的特务也如坐针毡，不知听云，也巴不得早点“结业”，这位老先生倒还知趣，看到学生不欢迎，就来了个一去不回，这才算把张学良“解放”了。
据舜祁在《张学良在溪口的日子》里谈，中旅社的钱经理是个厚道人，他敬佩张学良将军的人品，所以在他被软禁在雪窦山这个时期，他对他在饮食起居等各方面都尽量提供方便，多方关照，他每次到上海等地办事，就帮张学良买些他需要的东西，有时还充当邮差，悄悄地为他传递信息。时间长了，张学良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常对经理说：“你这么一个小旅行社，给我包下来，怎么过得去啊！”钱经理却不在乎，也总是乐呵呵地说：“没关系，有人付钱，你放心住着好了。”张学良还是于心不忍，有一次，又谈到此事，经理还是用上面的话作答，张学良却不同意了，并提出了他自己想盖房子的设想：“钱经理，我反复想过了，既然我短时间走不了，长期住旅行社，也不是办法，这样吧。我给你一笔钱，你在附近另给我造一幢房子！”说罢，拿出五百英镑，交给钱经理。钱经理起初有点犹豫，后来看他是诚心诚意真的要盖房，就在附近一个叫水涧岩的地方，给他建造了三间结实的楼房。房子竣工后，张学良提出搬迁，却被当局拒绝了。对此，他愤慨地说：“不搬也罢，我死也死在这里了！”⒂
搬迁的受阻，使他的痛苦更为加深了。为幽禁他一人，当局竟如此兴师动众，如临大敌，而他则不能越雷池半步，这哪里还是什么管束，明明是把他作为十恶不赦的罪犯在进行漫无止境的监禁，使他一辈子过着不死不活的囚徒生活，以泄私愤，这难道还不是明摆着的现实吗？
但后来，当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普遍展开时，张学良的情绪才渐渐有些好转。有一天，他甚至还一反常态，显得异常兴奋和激动呢。钱经理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特别谈到：平常他总是在房间吃饭，那天他特地到餐厅就餐，并豪迈地对大家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收复失地，以雪国耻，就是全国人民的抗日，现在这一天终于被我等到了，以后我即使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了！”⒃
又过了一段时间，中旅社厨房突然起火，因这里没有水源，无法抢救，不到一小时，旅社房屋全被焚毁，张学良和那些监管人员只得移居雪窦寺内暂住。不久，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溪口已不是安全的地方，所以当局很快便下令搬迁，向西开拔了。
不过，对于中旅社的失火原因，在那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多所猜测，议论纷纷，正如溪口张明镐所说的：“有人说，因张学良不愿久留山居，故意放火；亦有人说，个人被辱软禁，不愿留下这个历史污点，故意引火灭迹。其实这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揣测之词，不能置信。”⒄那末，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据他说，原来，“奉化山民传统习惯，逢时逢节都要做些土制点心。是年农厉八月十六日，张学良出外闲逛，看到农民在吃米制发酵馒头，打听一下，才知道是当地人过节的习俗。而他一时好奇，回到别墅后，就出钱叫厨师大量仿制，预备分赠全体警卫人员。到了第二天，因蒸烧时间过久，烟囱旁的天花板炙热烧焦，一时引起火灾。时值深夜，监卫人员已多数入睡，待发觉后进行抢救，已措手不及。张学良在急迫中叫大家全力抢救四大箱书画，对其他用物，毫不介意，他还说，‘书画是花钱亦买不到的’。说明他对书画古玩爱好很深。”⒅
撰述此一资料的作者，是溪口人，据他说，他家距雪窦寺只有四公里，所述皆张学良的侍值员张宝顺及当时监视张的工作人员中的他的一些“奉化同乡”亲口讲给他听的，所以看来此说是靠得住的，讲的是实情。据此推断，中旅社起火当是阴历八月十七日夜，而在那之后，由于“抗日烽火已起，举国沸腾”，特别是，震动京沪的“八一三”上海抗战已经打响，当局还怎能让张氏在此久留，所以他“在雪窦寺只住了九天”，便又被特务押解离山，开始了更为艰难的动荡不定的囚禁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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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白竟凡、鱼汲胜：《对“蒋介石曾两度打算释放张学良”一文的考证》，载《党史资料通讯》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①③ 张魁堂：《身在禁中，心忧国事——张学良将军在奉化写的三封信》，原载《纵横》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④⑤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
⑥ 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⑦ 刘永路、吴国良、胡序文：《张学思将军》，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出版。
⑧ 刘恩铭：《秘密囚禁中的张学良》，山东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⑨⑩⑾ 肖涵：《西安事变中的四位女性》，载《名人传记》杂志。
⑿ 邵池翊翊：《雪窦寺囚禁轶闻》，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⒀⒁ 夏明曦：《张学良“超度”蒋孝先》，载《张学良囚禁生涯》，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⒂⒃ 引自舜祁《张学良在溪口的日子里》。原载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７日《团结报》。
⒄⒅ 张明镐：《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张学良传……苏仙岭·凤凰山
苏仙岭·凤凰山
张学良自离开溪口后，便居无定时，时常搬迁。关押他的地方，若仅从名字上看，那都是很风光的，如什么黄山、萍乡、苏仙岭啦，桃花坪、凤凰山啦，以后还有什么阳明洞、麒麟洞、小西湖啦，等等。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认为，这过的不是云游四方、逍遥自在的日子吗？实际真要这么看，那就错了。这样的东奔西走，一路舟车之苦不说，这些古迹名胜，在那时因为战乱，年久失修，亦大都是断壁残垣，满目荒凉。就说张学良一度幽居的郴州苏仙岭吧，就是个渺无人烟的地方，那里虽然也有些名胜古迹，但却园林荒芜，路断人稀，那萧瑟的寒风，冷清的寺观，象幽灵一样的哨兵、密探，这一切不仅大煞风景，而且仿佛置身于寒气袭人的冰河狭谷，使人窒息。邹云峰说：
当时的郴州，瘟疫猖獗，满目疮痍，人称“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患疟疾）”。苏仙岭此时也只有“湘南胜地”虚名，山上树木凋零，寺观梁折柱斜，除了几个出家人之外，游人十分稀少。张学良将军被关在山顶苏仙观大殿东侧的一间厢房里，荒岭破观，环境凄凉。
苏仙岭地势较高，从山上到山下约二华里，当时只有一条石板路上下，张学良将军仅能每周乘坐小轿子下山一次，与软禁在城内的赵四小姐会面。风华正茂的张将军，此时犹如受缚的大鹏，空有一腔报国的凌云志！据守观人回忆，他烦闷难耐，经常借酒浇愁，有时还借枪朝窗外一株大桂花树连连射击，以泄满腔怨恨。如今，这株桂花树还在，每年金秋时节依然香飘满山，树身的弹痕还依稀可辨。传说张学良将军当时还曾在苏仙观住房内的墙壁上题词，其中有“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的句子，可惜这题词没有保留下来。我想也许这并非确有其事，而是人们对将军当时处境和心情的描述吧！①是的，张学良被囚禁在苏仙岭的这个时期，他的精神是很苦闷的，因为他自从１９３７年秋离开溪口后，就一直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军统局的特务们唯恐走漏风声，稍有差错，他们担待不起，所以带着张学良夫妇数度搬迁，东躲西藏。有着杀父之仇、失地之恨的堂堂爱国将领，竟然整天枯坐赋闲，幽居深山，他哪能不满腔怨恨、愁苦不堪呢？上述邹云峰所谈事例，也是有力的明证。不过，讲那时张学良每周坐小轿下山与软禁在城内的赵四小姐会面，似有误。不错，在张学良被囚禁的初期，于、赵二位女士是曾分别前往溪口伴狱的，但后来主要是于凤至陪伴，赵四小姐则去了香港，几年后是因于凤至患病，急需出国就医，才由赵四小姐代替，而那已是１９４０年春天的事了。
不过，时过境迁，张学良在苏仙岭的时候，已不同于溪口。那时家属可以陪伴，有些友人和同事在获得批准后也可来看看他，而来此之后，就以所谓战争时期情况特殊为名，将这些待遇全部取消了，随行的夫人于凤至与他也被强行分开。那时张学良在山上，住在苏仙观，于凤至则被软禁在城内一戒备森严的独门小院里，不能外出，外人也不许入内，形同囚徒。
那时，这一切都保密，对外，那更不消说，就是对张、于，最初也密而不宣，“汉卿！汉卿！你在何方？为妻跟着你，就是为了照顾你、陪伴你，可如今为什么让我们分离？”于凤至最初不知丈夫下落，愁得哭了起来。
张学良被关进城外苏仙岭上的苏仙观后，也一直思念着于凤至，她究竟到哪里去了，他也不知道。问刘乙光，他不是支吾其词，就是避而不见。张学良在古老寺观的一间房子内，整天闷坐呆立，默默无言，陪伴他的只有窗外那株苍劲挺拔的百年桂树和哀怨、低沉的阵阵松涛。
笔者为弄清这段史实，作了些调查，从目前看到的记述张学良囚禁生涯的为数较少的资料和作品中，也大都谈到那时在郴州伴狱的是于凤至，不是赵四小姐。不过，那时她身体已很衰弱，时常发烧，然而为了减轻夫君的痛苦，她仍带病相随，勉力支撑，这都是事实。但有的说在苏仙岭的时候，她曾邀张将军同游白鹿洞、三绝碑，并感怀身世，边走边谈，无限怅惘等。作为文学作品来说，这样写当然无可厚非，作为信史或传记来看，就显得欠妥，因为实际上在那时并无这样的可能。当然，在特务的监视下，张学良由于激愤难平，在一个乍暖还寒的午后，曾外出散步，观看了白鹿洞、三绝碑，并引起许多感慨，那倒是实情。
那是一个大地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的午后，张学良在特务们的“护卫”下，沿着据说有一千七百六十级的石板小路，缓缓步下山巅时，在岭衅的一个僻静的地方，忽然看见一处由于长期风雨侵蚀而显得斑驳灰昏的绝壁断碑，他上前仔细察看，只见悬崖绝壁下有洞口，原来这里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了。张学良为好奇心所驱使，快步走到洞口前，细观碑文，只见在那光滑的石壁上，有镌刻得极为工整的北宋词人秦少游的《踏莎行·郴州旅舍》词文，内云：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据说，“这首情景交融的词，由北宋著名书法家米元章书写，又由苏东坡题跋，堪称词绝、文绝、书绝，所以后人称之谓“三绝碑”。……这首诗是秦观（即秦少游——引者）于宋绍圣四年在郴州所作，当时他与苏东坡是好友，由苏东坡荐于朝廷，官至太学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后因章惇当权，排斥异己，使他屡受贬谪。这首《踏莎行》就是秦观被贬到郴州，倾吐自己凄苦失望的心情，流露出他对当时党争激烈的幽怨和悲哀。”②
含冤莫白、身不由己的张学良，读罢此词，联想到自己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共鸣，以致发生“经常借酒浇愁，借枪朝窗外一株大桂花树连连射击，以泄满腔怨恨”的事，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另据有的作品介绍，那时在郴州还曾发生不久前由西安移驻郴州的炮兵旅的一些东北籍官兵，因偶然发现张将军被囚于苏仙岭，想前往看望，竟被打伤，以及后来准备劫狱的事，这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可以看作是传奇故事，不一定全是事实。但在那时，张学良曾经遇险，曾经被人认出，而且那认出了他的相貌的，的确是原东北军的军官，以致引起一场虚惊，并终于提前离开此地，倒是确有其事的。那次在郴州城内，他是遇到了一点麻烦，幸而没有成为事实，只不过是一场虚惊，不然的话，还真不知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呢！
原来，１９３８年２、３月间，有个炮兵旅从外地调来郴州，在这个部队中有些中级军官是从东北军改编过来的，他们对张学良仍然非常怀念和尊敬，据说，他们在得知张学良被囚于姑苏岭后，准备武装劫狱。特务队的刘乙光等人闻讯大惊，很快将张学良等转移到湖南永兴县油榨树镇一所小学校内，以避风险。
其实，这是一场虚惊。所谓武装劫狱，显系一种猜测和谣传。据邱秀虎回忆，事情的真相是：张学良在郴县时，有一天，他“要下山到城内去洗澡。照例是刘乙光陪同，十二个警卫随行。刘与他在街上并肩而行，我们则尾随于前后左右。行至途中，突然有一个佩戴国民党炮兵中校领章的军官，迎面而来，发现张后，立即向张恭敬地立正敬军礼。但张非常镇静，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未予还礼，也不与那个军官谈话。可是当时却把我们吓得手足无措。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他呢？而且还是个炮兵中校！到了浴室门口，先派人联系，然后向张、刘汇报说：‘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不会有空。’事实上，我们是惟恐出事，有意扯谎，只希望张赶快回到山上去。张笑了一笑说：‘那就改天再来，我们回去吧！’
“他们回去了，我留在城中。刘乙光要我去找军统驻城内的邮检员黄静宜联系，追查向张敬礼的那个军官的一切情况，并要汇报。我找到了黄，告知情况，他立即与我去找彬州专员公署中校联络参谋曹某。曹是军统特务派驻专署搞情报的。经过我们三人的调查了解，才知道国民党有一个炮兵独立旅刚由外地调来郴州。下辖两个炮兵团。在这个旅中，有二、三个中级军官是由东北炮兵部队改编过来的。那个向张敬礼的军官，就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现任这个旅的炮兵团中校副团长，毫无疑问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旧部。情况弄清以后，我与黄立马上上山向刘汇报。刘听了以后，非常着急，马上召集队附许颖、宪兵连长童鹤年以及我和黄静宜参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