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就含意新颖，表示新生，意在赞颂抗日战争的胜利。难道不是这样吗？“正是为了这‘芽’，诗人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也正是为了这‘芽’，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付出了血的代价。‘盼发牙早’，只有耕耘者才会有这种急切的心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里程碑的西安事变，其发动者的初衷不就是在盼望‘发芽’吗？征战沙场的抗战勇士流血牺牲何尝不是期望着这‘芽’早日破土呢？‘呀！芽毕竟发了！’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这个伟大的时刻。一个‘呀’字把张学良将军的内心惊喜之情和盘托出。……《抢粪》则是一首绝妙的讽刺诗。这（它——笔者）幽默，然而深刻；朴素，然而有力。这首诗通过对一个‘活的强盗’的抢粪者的描绘，含蓄地批判了一些人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丑恶行径，表达作者的愤懑之情。诗中对抢粪者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了。”③当此二首诗在重庆和延安的报纸上发表时，同时还刊登了著名戏剧家田汉读此诗后的引言及和吟，其主要内容是：
读张学良近作
客有从息烽来者，带来张将军近作两首，真纯可喜。
将军被羁十年矣！各方呼吁释放政治犯，将军甚至未被归入政治犯之列，而谓以“家法”处之。十年来监视将军一家及其左右者闻达百余人，将军以钓鱼种菜为日常功课，晚间在菜油灯下读书精进。亦以此损害其目力，壮年之身御老光镜。将军之兵谏实为神圣抗战之直接动力。
今抗战胜利，而东北内战不已，杀人盈野，将军羁系息烽无以为力，其感慨将如何也！
某公近从息烽过，带来将军消息多：
挑灯辛勤读史记，下笔辄复成新歌。
使军学圃岂得已，子牙垂纶悲蹉跎。
独疑胜利复员日，长系壮士将如何？④
是的，这幕旷古未闻的人间悲剧早该结束了。同时我们由此也欣慰地看到将军的坚强，他虽然身在禁中，仍心忧天下。同样，党和人民也一直关怀和思念将军，早在张学良南京被扣之初，中国共产党和十七路军、东北军为营救将军就曾作了很大的努力，都因所谓案情重大，蒋介石还不能原谅张汉卿而未能如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中国共产党再次提出恢复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自由问题，也都因为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功。当然，在张学良初被囚禁的时候，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上确曾一度风传张学良要获释，他本人也很希望能为抗战做点事，他曾对在他住处站岗的士兵说：“你到过东北吗？那是个好地方！”还说：“日本侵略我们祖国了，我带你们打日本去！”有一次张治中到凤凰山去看他，他痛心地说：“国家正是遭难的时候，为什么老把我关在这里？希望恢复自由，为抗战做点事，不论做什么都行。”那时，他虽然经常搬迁，生活很不安定，可是不论到哪里，房间里总是挂着地图，一有空就走过去看，有时手里还拿着铅笔，在大地图上作着标记。听到中国军队打胜仗的消息，他就非常高兴；听到日寇又占领了我国哪座城市，又在屠杀中国的老百姓时，他就痛苦。总是感慨地说：“又失守了，怎么尽打败仗呢？”为了争取能重上战场，杀敌报国，他还曾多次给蒋介石写信，均遭拒绝……
这些，一般人当然都是不知道的。所以那时关于要放他出来的传闻流传颇广。实际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心胸欠宽的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对他的冒犯仍耿耿于怀，所谓释放云云，只不过是他鉴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装装样子，做出点和解的姿态而已。
果然，这事仅仅在一个短时期内传播了一下，不久也就烟消云散，再无下文了。
张学良原来还寻思，短时期内因为委员长的气还未消，是不会放他的，可能还要执行那个十年徒刑的原判吧。实际他还是想错了，因为一直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蒋介石仍丝毫没有放他之意，只在１９４５年的春天，派莫德惠去贵州看过他一次。莫临行之前，蒋介石拿出一块闪闪发光的怀表，让他转交张学良，说是他送的。蒋介石实际是想以此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和口气，要考查一下他是否回心转意了。张学良接过怀表，漫不经心地看了看，风趣地说：“时间不早了，这只表很好，它是不容易停的啊！”莫德惠对张学良的话心领神会，也幽默地说：“自有归期君莫问。”⑤
然而，这个“归期”在那时是极为渺茫的，因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又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内战了，他不仅无意恢复张学良的自由，还在１９４６年对张学良实施了更遥远、更长期的流放。
那是１９４６年的冬天，寒风萧索，树叶枯黄，原野、山川原有的那种春意盎然的景象不见了，代之而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派破败、昏黄和荒凉的图景。就在这个寒冬降临不久的一天，国民党南京保密局局长郑介民，给重庆军统局一个所谓“结束办事处”的主任张严佛拍了个急电，内云：“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要把张学良发配到台湾去哩。这件事他们作了严格的保密，对张学良也是采取欺骗的手段，将他和赵四小姐骗上飞机的。张严佛回忆往事，不无负疚地说：“张学良由桐梓来重庆解台湾的消息，对外封锁。因此，刘乙光押解张学良由贵州来重庆时，在重庆市三十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汽车不经过重庆市，以免被人发觉，张扬出去。一面对张学良诡称：蒋介石有电报来，送他到南京去，不把解往台湾的实在情形告诉他。松林坡戴笠生前寓所，隐蔽幽静，附近没有居民。关于张学良到重庆后的生活，我指派侯桢祥专门照料。张学良到达松林坡住定后，我同我的爱人李兴黄邀同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主任李觉和他夫人何玫以及军统特务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等，去陪同张学良、赵四小姐打湖南纸牌、扑克，玩了三两天。张学良在重庆住了一个星期，专机已经交涉好了，决定起飞前夕，我到松林坡面告张学良：“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拂晓，在离重庆六十里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相当高兴。刘乙光向我说：“跟在张学良身边的×副官是他的心腹，又和宪兵厮混熟了，妨害看管，不能再让他到台湾去，明天动身之前，请你把这个人留下。”我同意了，立即指示侯桢祥、庞进科照办，并令把他押在军统局渣滓洞看守所。我为了欺骗张学良，防止意外，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就和我的爱人李兴黄赶到白市驿飞机场照料，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伪称来送行的。”⑥
张学良走出机舱，只见远处棕榈婆娑，日式房屋甚多，不象南京，完全是一派南国风光，始知上当，但作为囚徒，又有什么办法！
在台湾，张学良被监禁在高雄，不久迁往新竹的井上温泉，后又搬到草山北投复兴岗附近一所爬满绿藤的平房里，直到今天。从表面看，这里似乎并不是象想象中的那样戒备森严，对晚年的张学良的看守比起当年在大陆是放松了一些，但警戒并未解除。在他周围“照顾”他的人，从秘书到厨师，甚至看门人和清扫工人，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如今，荷枪实弹的士兵不常见了，但还有便衣特务在这座院落的四周进行监视，只不过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兴师动众，耀武扬威，而是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来做这些“工作”，实际上张学良的磨难和不自由程度与当年在大陆时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张严佛说：
一九四七年十月，……我由上海坐飞机到了井上温泉张学良被监禁的地方。那里是高山族聚居之地，树木参天，峰峦起伏，风景优美，温泉硫磺质的，最适于疗养，井上温泉就以此得名。张学良连同刘乙光和一百多人所住的房子都是原先招待游人旅客疗养的住所，有网球场和温泉浴室，在那里两山之间还有一座铁索桥，面对高山，下横流水，足有四、五十丈高，十分壮观。我到后第二天，刘乙光就赴台北市休假去了。关于张学良的看守警卫日常工作，我叫刘乙光交给他的一个助手多负实际责任，以便我腾出工夫来和张学良攀谈进行考察。
刘乙光暂时离开了，换上一个伪善者，张学良思想上稍为松了口气，比较高兴一些。刘乙光走的那晚，我在张学良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尽情倾泻了。他谈到了十年期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到了十几年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妻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抱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一字一泪，痛哭不止；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当晚，我们谈到深夜，足有四、五个钟头。第二天早饭后，我又到张学良房子里去，他用毛笔在信纸上写下了夜来他自己作成的一首诗交给我。他说：“你这次来算是难得，这首诗就留作纪念吧！”诗是这样写的：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上款写严佛兄存念，下面写张学良敬赠。我在井上温泉一个月，张学良同我所谈的话，已经记不完全了，我现在把印象深一些的写出来。张学良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希望你回到南京把这些话告诉郑介民，就说我要求你转达的。”他说：“……十多年来，刘乙光就把我张学良看作是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来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对我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叫他找好的。我现在的几间房，光线、太阳和建筑都比较好，外面有宽阔的走廊，因为我不好随便到外面去，有了走廊，早晚可以散步，也可以看书报，免得刘乙光他们时时为我操心，岂不很好。而现在刘乙光一家住的那几间房，背着太阳，比较阴暗。陈仪交待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我住，刘乙光满口答应了。但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夫妻儿女竟占住了我现在所住的这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在那边房，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只好忍受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他觉得刘乙光做的不对，叫他把这几间房让给我们住。初来的时候，有两名下女，陈仪雇来照料我和四小姐的，不几天，被刘乙光打发走了……⑦
读至此，人们也许会问，陈仪是谁？他对张学良的关心不虚伪，颇诚恳，并非奉命行事，这是为什么？他的情况怎样？似乎也需交代一下。
陈仪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位著名的高级将领，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沈鸿烈鉴于浙江是蒋介石家乡，且是ＣＣ派老巢，风险太大而决定辞职不干。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请在军界德高望重的陈仪接任浙江省主席。”⑧陈仪是军人出身，执行上级命令不打折扣，所以很快便走马上任了。不料，在此期间却使他得罪了国民党最高当局，惹下杀身之祸，这是非常遗憾的。原来：
当时，国内局势发展很快，国民党政府朝不保夕。陈仪默察天下大势，决心以人民利益为重，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策划迎接我渡江大军。陈仪还亲笔修书致当时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策动他起义。汤恩伯早年读书时，多次受陈仪的帮助，陈仪不仅资助１００元光洋送汤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汤回国后，还不断受到陈的保荐，后成为８９师师长。陈仪对汤有知遇之恩。谁知汤竟恩将仇报，出卖了如此信赖他的陈仪。次年２月，行政院改组了浙江省政府，陈仪被免职，后被软禁于衢州，又于４月２９日被秘密绑架到台湾，囚禁于基隆。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８日晨，执刑官蒋鼎文出现在陈仪面前，将执行死刑的命令递到他的手中。陈仪镇定自若地说：“好吧！”
便嘱唯一随身的厨子为他备水沐浴、更衣。陈仪从容不迫，揽镜整容，打好使用多年的领带。蒋鼎文命行刑军士送来一盘食物，一瓶美酒。陈仪拂袖而起：“用不着，走吧！”两个军士上前扶持，陈仪一摔两臂而拒绝，昂首阔步走了出去，上了指定的吉普车。抵刑场后，陈仪大义凛然，稳步下车，扭项对执刑的人说：“向我的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口称：“人死，精神不死！”陈仪死时，年６７岁。⑨
下面，我们仍书归前题，继续引录张严佛的回忆资料：
张学良说：“今年二月台湾人闹事（指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刘乙光也紧张起来了，那几天，他恶狠狠地盯住了我，好象要把我吃下去，话都不和我说了……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为了防止我越狱逃跑和台湾人民把我劫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为台湾乱民前来劫狱的罪名。我实在不甘心，你不要以为我对你说鬼话，刘乙光的部下与宪兵有大部分我都掌握得了，他们都会听我的话。那几天我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还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我不把你当部下，你还有你的身价，算我们还是朋友吧，过去的事不过向你说说，消消气算了吧！⑩
张学良在台湾，多年来很少有人去看他，他也很少外出访友。但也有两次例外，这便是１９４７年张治中对他的拜访和１９６３年他与沈鸿烈的会见。
他和张治中是在东北“易帜”后才认识的，但二人颇为要好，据张治中谈，那主要是因为“我喜欢他说话爽快，待人热诚。他也很看得起我。他每次到南京，我们都有往还，后来就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在西安事变以后，我钦佩汉卿的胆量义气，并同情他的遭遇，所以一有机会总想去看看他。”⑾以致在张学良的十年幽禁中，他曾先后二次看望张将军，这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张学良对张治中多年来对自己的关心和友谊深受感动，曾赋诗相赠，诗云：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⑿
这首诗很短，文辞也并不华丽，但却情真意切，读之令人叹惋。“结尾一句采用双关手法，既表明了诗人对张治中先生的歉意，又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张将军自认平生行为磊落，如同‘清茗’可鉴日月，蒋把自己囚禁多年是毫无道理的。”⒀
张学良的这种忧愤之情，在他与张治中的最后一次见面时，也有流露，因为自由的丧失给予他的痛苦和压力实在是太沉重了。也许正是因此之故吧，作为他的老友的张治中，才力排众议，不顾风险，一再去到他的身边。在第二次拜访时，张治中还带领着他的全家，并不顾当时台湾官方的阻拦，毅然前往呢！
第三次会见。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十月间，地点在台湾新竹。当时我当西北行辕主任。在为新疆问题极度紧张工作之后，去作休假旅行，到了台湾。张汉卿那时关在台中新竹。当时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