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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们的心愿了了，他们带着沾满鲜血的战刀和吉良的人头平静地来到浅野侯的墓地，拿出早已写好的祷文齐声朗读起来。此时，整个江户都得知了他们的义举，那些曾经羞辱过、误解过他们的人都大受感动，纷纷走上街头，与他们拥抱，以各自的方式向他们表达敬意。吉良的人头则被安放在浅野侯的墓前，以告慰浅野侯在天之灵。
武士们自知违反了当时的法律，没有向相关部门呈报就私自寻仇，而被他们杀死的又恰好是国家重臣。短暂的祭奠仪式过后，他们都准备一死，他们没有辜负浅野候的情义，就以一死，为国家尽忠。他们并不后悔，情义要求他们的，他们已经做到，忠诚要求他们的，他们就要做到。幕府的命令很快下来了，47名武士当场切腹。
日本的历史学家评论到，他们为武士的情义，抛弃妻子、儿女，杀死岳父。他们为回报浅野侯的情义，不得以抛下对其他人的情义，而在报答了主君的情义后，他们又以死来补偿对他人的亏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故事都被用来教育日本的小孩，它一度被写入日本小学生的课本，还被编排成歌舞伎，拍成电影。47士的墓地至今保存完好，是日本著名的旅游胜地，每年都有大批的日本人前去凭吊。
武士道精神经常和日本右翼联系在一起，但追根溯源，就会发现日本的武士道和中国的儒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都反复强调要忠君爱国。但相比温文儒雅的儒家，武士道明显暴戾许多，它是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日本精神。日本人看重精神，战争时期，很多日本士兵都相信，他们可以凭借强悍的精神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无论情势如何，是胜是败，他们都要展示出英勇无畏的“大和魂”。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每逢樱花绽放的季节，日本人总愿意邀上亲朋好友一起赏花，一些日本人还会把樱花花瓣收集起来，装在精致的小瓶子里，送给朋友。然而外表纤细美丽的樱花却和剑道一样，也是武士精神的象征。
日本人常说“花数樱花，人数武士”，短短8个字，刚好折射出日本人的传统价值观。日语中几乎所有和美好沾边的词语都用“樱”来修饰。日本人欣赏灭寂的美，樱花稍纵即逝的美丽，引起了他们心灵的共鸣，樱花总在盛放之际悄然飘落，不会凋谢枯萎。就像那些以杀伐为使命的武士，总不免在人生最辉煌之际骤然战死。
风吹花落，日本人在飘落而下的樱花雨中，感觉到武士的精魂。德川末年，会津白虎队成员的死就被当成武士的典范。实际上组成白虎队的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他们从七八岁时起就接受严格的武士教育。1868年戊辰战争爆发之际，这些少年正准备进入讲义所学习，但他们一接到来自会津的命令，就毫不犹豫地宣誓效忠幕府，加入战争，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在战争中战死。
像樱花那样死亡被当成武士的荣耀。同时，总是一齐绽放的樱花还象征着团结精神，二战期间，日本海军的军徽就是樱花图案。
《三箭誓言》的故事像《四十七士物语》一样，在日本家喻户晓，故事的情结和中国的“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的故事如出一辙。
在日本战国时代，各国纷争不断。在一次战役前，西国大名毛利元就找来了自己的3个儿子。他拿出3支箭，分别交给了他们，要求他们将箭折断。儿子们照做，很轻松地将箭折断了。
毛利元就又拿出3支箭，将它们一起交给了某个儿子，要他一次折断这3支箭，儿子接过箭，使尽了力气，却怎样也折不断。另外两个儿子看到了，都跃跃欲试，他们不相信，他们身强体壮，居然连3支箭都折不断，但他们都失败了。3个儿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箭，3支箭却依旧完好无损。
毛利元就走上前来，告诉儿子，他们就好比这3支箭，若他们团结一起，毛利家就不会轻易被人打败，如果他们不团结，就会像孤单单的一支箭一样脆弱，很容易被人“折断”。此时，毛利元就的次子和三子分别是吉川家、小早川家的主人，3个儿子将折箭一事牢记在心，让毛利家日益强大。
尽管日本最终落到了德川家康手中，但在此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许多大名都没落了，唯有毛利家始终强盛。在明治维新中，毛利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次抵御住幕府的围攻。
战争时期日本将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投入到军事上，后方人民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但大家都齐心协力地支持战争。即使在崇尚个性的今天，日本人依然将团结作为一种美德，日本的企业在招聘员工时，就非常注意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经常组织员工活动，让大家在交流中增进联系。
今天的日本，虽然很少直接提出武士道精神，但不能否认，武士道精神依旧发挥着作用，它渗透到日本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日本人爱剑道，不只因为它能强身健体；日本人爱樱花，不只因为它美丽高雅；日本人喜欢历史故事，不只因为它古老神秘，而是因为它们都反映着武士精神，人们可以从它们身上，感受到日本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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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武士，一个阶级的构成（7）
三、武士道的“东洋”概念
无论是新渡户的《武士道》，还是内村的《日本的代表人物》，都是试图改变西洋人心中严重的日本封建专制的印象，用自己的方式使日本的近代化得到发达国家承认的表现。在《武士道》中，新渡户对在封建社会形成的自我进行了否定，对自我牺牲式的武士伦理精神进行了重新的评价。他认为武士道的宗旨就是通过自我牺牲而获得精神依托，这种教旨约束着所有日本人。
1899年，日本现代思想文化的先驱人物新渡户稻造在美国宾夕法尼亚洲养病的时候，受到了比利时法学家德·纪维莱先生的款待。在一次有关宗教问题的谈话中，新渡户稻造被问到了一个令他难以忘怀的问题：日本没有宗教，那么日本人怎样进行道德教育？当时新渡户稻造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自己在少年时代所学的道德训条并不是在学校获得的。在仔细分析了形成自己正邪善恶的观念的各种因素以后，他才发现正是武士道使这些观念深植日本国人髓骨。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必然有培养国民道德体系的一套文化系统，就当世来看，这个角色是由宗教担当的。但是在日本，由于其历史发展的原因，武士道则充当了这一角色。
新渡户稻造意识到外国人对日本的传统武士道知之甚少，为了向国外介绍武士道，为了回答世界学者对日本道德体系建立的质疑，《武士道》问世了。此书由于是向国外作介绍写的，因此行文中引用了大量的西方历史和文学典故，便于外国读者阅读和理解。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外国读者的极大兴趣。连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亲自拜读，最后还将其分赠友人。
新渡户稻造是一个幼年时亲自接受过武士道传统教育的日本人，与那些外国的日本研究者研究日本的作品不同，他在刻画日本武士精神时，更是形神兼备，有入木三分之感。新渡户稻造在面对来自西方文明论的质问时，一面在脑海里重建日本的道德传统，一面寻找着答案。《武士道》的问世就是在仔细探究日本武士道给日本人灌输的道德意识之后，重构起来的日本道德传统。
与他做过同样工作的内村鉴三在《日本人的代表人物》一书中，也试图证明没有宗教的道德教化，日本确实存在着伦理、宗教性人格传统。内村是基督教的信徒，和新渡户一样从小受武士道熏陶、教化，在受到西洋宗教的影响之后，试图将自己基督弟子和武士之子的身份一体化。这些摆脱了封建世袭，试图将日本文明化的新日本知识分子，在面向西洋对日本道德传统的质疑时，选择了否定自我以求社会变革的道路。这些为了日本变革而否定自己、牺牲自己的行动者，原本就是受前近代封建社会武士道熏陶、教化下的人，他们拥有武士的性格、人格，拥有武士道的精神。
新渡户就是这些新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对道德传统的重构是建立在西洋质疑非宗教教化下的东洋日本的道德基础上的，这种道德重构的核心就是日本封建社会的产物—武士道。
封建社会，一人独霸天下的局面极易造成武断主义的盛行。新渡户认为能将人从封建专制中解救出来的就是“仁”。在武士道的教育下，被统治阶级的人被要求奉献生命和身体给统治者，统治者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集权主义必然发展起来，这就是所谓的“东洋的专制”。这种专制程度是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也没能达到过的。内村对日本的封建制度也进行过辩解，他认为日本的封建制度虽然有很多缺点，推翻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封建制度中也有很多不能舍弃的东西，比如忠义、勇武、刚勇和人情味。
这里的“东洋的专制”让人联想到了黑格尔关于东洋和西洋的论述。他认为西洋的文明是进步的文明，而东洋则是野蛮落后的社会，充满强烈的专制性格。黑格尔的东洋概念深深影响了日本学者，他们意识到原本属于东洋的日本，必须脱离野蛮之列，才能进入先进世界。《武士道》创作于甲午战争之后，作者新渡户也深受黑格尔东洋专制论的影响，从文中对“东洋的专制”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黑格尔观点的激烈抗议。
为了能够脱离野蛮落后的称呼，为了证明日本不是黑格尔东方专制论的对象，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逐渐强大起来。甲午战争就是日本企图跻身西洋发达国家之列，证明自己非“东洋”的第一步。
“东洋的专制”是西洋抛给东洋的词语，主要针对以中国为代表的那些被文明进步抛在后面，一直维持历史原初态的亚洲国家。这个词语将所有东洋国家一网打尽，这对试图将自己定位于文明历史中的日本无疑是个不得不摆脱的束缚和咒语。
黑格尔在《历史的哲学》中，将波斯战争中希腊对波斯的胜利说成是西洋的先进对东洋的落后的胜利，是希腊精神的胜利。
公元前500年，为了反抗波斯对小亚沿岸希腊城邦的统治，小亚的米利都发动了爱奥尼亚诸邦起义，波斯战争开始。这场战争历经400年，以波斯的失败告终，由此雅典的霸权得以确立。黑格尔认为这场战争是拯救了文化和精神的力量，它使亚洲的专制走向衰落无力，世界史的天平通过波斯战争决出了两种文化、两种制度的高下。
世界历史上决定名誉高下的，既不是形式上的勇气，也不是所谓的功勋。在波斯战争中，世界史的利害被置于天平上，一边是东方的专制，也就是统一于一个君主之下的世界，另一方就是领土、物资都很匮乏的分立的小国，也就是一个个生活充满生机的世界。
波斯战争是历史上罕见的精神力量战胜物质力量的例子。对希腊精神对东方专制的胜利的波斯战争的描述，表现了黑格尔历史哲学对东洋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对于战争的胜利者希腊来说，东洋是世界史发展的另一端，是呈现历史发展停滞状态，被遗弃了的另一个世界。东洋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洋国家，因此世界史的发展就必须克服或者摒弃掉的历史原初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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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武士，一个阶级的构成（8）
另一种就是东洋是与西洋平等的世界史的两方，被同时置于世界史的天平之上，但是东洋世界的价值高低是靠西洋世界来衡量的。在西洋，世界是不断发展的，西方的文明经过希腊、罗马发展到日耳曼。但是东洋已经脱离了世界史的发展，甚至是呈倒退的趋势。
黑格尔认为，世界史就是人类对自己的自我意识或人的内在精神的认识过程。关于十字军东征，黑格尔认为它是基督教世界确立的一个转折—是十字军发现了存在于东洋的基督的墓穴，他们将基督作为人类内在的精神带回了欧洲。这就促使西方和东方世界由此诀别，进入了截然相反的世界史发展轨道。西方脱离东方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以主体的内在精神为原理的基督教世界。东洋国家则成了反基督教的世界。
黑格尔将东洋视为世界史的幼年时期，并将它定义为反世界史、反基督教世界，即反西洋的世界。根据这个定义，基督教世界是一个充满自由、自我意识的世界，而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作为人的本质来讲应该是自由的，所以他们不自由。在东方人的意识中，只知道人是自由的，而一个人的自由是放纵、粗野、热情的兽性冲动，或者是热情的柔和驯服，这种柔和驯服自身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现象。
在黑格尔的眼中，东洋人成了不知道人类本质为自由的野蛮人，在东洋，自由只有一个人能享受得到，这个人就是统治者。但是统治者的自由也只不过是一种随心所欲的存在，谈不上真正的自由，和西洋世界里的自由根本没有办法相比。不知道人类自由的东洋人世界是一个由专制者统治的世界。由此，“东洋的专制”一词，被作为反西洋的东洋世界的标志而确立起来。
东洋的世界被黑格尔作为世界史发展之外，在时间、空间上都与西洋世界异质的世界。东洋世界只能等待与若干因素结合，才能重新焕发活力，得到进步。
黑格尔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印度古代宗教进行了论述。他将西洋原理应用于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印度宗教的论述中，站在西洋的角度批判中国社会和印度宗教。他认为西洋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是“本来的宗教”。因为宗教是对本质的认识，是对人类内在精神的认识，是人知识和意志的实体。而这个实体必须是一个人，他所追求的神圣目的，必须能够成为全人类行动的内容。这才是真正的宗教，也就是西洋的宗教。由此可见，黑格尔对“东洋”的叙述实际上就是本着批判的宗旨，用西洋的宗教、西洋的道德来衡量东方的宗教、道德的。这个“东洋”就成了与西洋完全异质，即非西洋文化的世界。
黑格尔说，中国是历史上最早成立国家的，是一个整体性的国家，而且这个整体性国家状态一直从中国的古代延续到了现代，一直没有发展，没有变化。而没有发展的国家根本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因为一个国家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就必须要有自觉的精神、自由的意志。但是在中国，皇帝的道德意志就是法律，主观的、内在的自由被压抑。所谓的自由的法律也只是针对统治者以外的国家成员。国家的基础是自由，但是在中国却根本没有，因此，中国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如果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国家，那么印度从本质上讲不过是一个民族，而不是国家。
中国即使是历史上最早形成国家的，但是这却是一个压抑个人自由的国家，或者是将国家成员的自由全部集中到统治者身上的国家。这种国家并不是真正的国家，是“反国家”，是完全不同于西洋国家，甚至处于对立的国家，是“东洋的专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
事实上，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至深的日本，也是同样一种情况。和中国一样，日本社会也缺乏个人主观性，人被外部力量所规定，道德规范也由统治阶级制定。无论是违反了法律和道德，还是家族法则都要受到体罚。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