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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榕对于目前大量高档住宅建围墙隔绝内外的做法提出非议。他质问：“这不是与人民大众为敌是什么？”我认为，这是典型的神经过敏和无限上纲。围墙是别墅等高档住宅的基本特征。古今中外，“深宅大院”难道不是正常现象吗？一种常见的生活方式，怎么能上升到“与人民为敌”甚至“自绝于人民”的高度呢？再者，房产商只是提供一种住宅产品，是否“与人民为敌”那也是业主的问题——现在有不少豪宅是自建的，那“罪过”属于谁呢？
诚然，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利润可能偏高、操作不规范以及可能存在违法违规等现象，甚至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但这些都是经济问题或法律问题，与政治无关。属于经济问题，就应该用经济手段来应对。比如进一步提高房地产的市场化程度，让房地产市场充分竞争。属于法律问题，当然要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若发现违法违规问题，一定要依法依规，严查严办。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把经济问题、法律问题政治化。
总而言之，周榕的“痛斥”听起来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实际上是乱扣帽子、哗众取宠。没有哪个商人愿意“与人民为敌”（“人民”是商人的“上帝”，他们还想赚“人民”的钱哩），倒是周榕的“四大罪状”肯定煽动了“敌对”的情绪——这对房产商，对消费者，对社会，都没有好处。
写作心得
此文发表后，有不少人撰文反驳我，虽然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核心的观点都是认为房地产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个政治问题。这样的观点当然是没有错误的，但他们都偷换了概念，或者说变换了语境。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反驳者都忽略了我文中的几个字，那就是第四段第一句中“如何经营运作”——实际上，这几个字确定了本文的话语环境和讨论基础，即“房地产是经济问题”这个论点是从微观的角度得出的，而不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的。从宏观上看，房地产当然也可能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但本文探讨的是微观领域的房地产。实际上，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说“房地产如何经营运作是个经济问题”，而没有说“房地产是个经济问题”——为了避免漏洞，我特意加上了“如何经营运作”这六个字。
论战也是一种“战斗”。不管是立论还是驳论，评论者作为“战斗”的一方，都必须时刻绷紧这根弦，那就是：当我方“出招”之后，“敌人”肯定要寻找破绽；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字斟句酌，尽可能地做到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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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春运：降价也能够“削峰平谷”
“2007年春运应该彻底停止涨价，因为春运涨价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研究生郝劲松自山西太原发出一封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特快专递，呼吁铁道部在2007年春运期间停止票价上浮。郝劲松认为，春运涨价加重了旅客经济负担，违背了公平原则，而且也没有起到“削峰平谷”的作用。（据2007年1月8日《检察日报》）
分散客流、削峰平谷一直是铁道部坚持春运涨价的主要理由。铁道部认为，春运期间的部分车次和部分时段的客流过于集中，列车及其运营都不堪重负，而大幅提高“热线”的票价可以引导旅客避热就冷。但郝劲松不以为然，并在当时列举了近年铁路春运发送旅客的数据：2003年春运铁路输送旅客亿人次，2004年亿人次，2005年亿人次，2006年9亿人次，2007年约为亿人次。也就是说，自2003年春运铁路开始涨价以来，发送旅客人数逐年增加，铁路春运之“峰”越来越高。
公正地说，郝劲松的这个理由并不成立。因为铁道部所说的削峰平谷指的是40天春运期间的客流调节，即让某些高峰时段和某些热点车次的客流相对减少，而客流总量的增多并不能证明“削峰平谷”没有见效，甚至更加突显削峰平谷的必要性。据笔者近年的观察，春运涨价（包括铁路、公路等）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削峰平谷作用——我有很多打工的亲戚邻居等在春节期间出行时就有意避开了高峰时段或热点车次。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赞成涨价。我认为，春运期间票价上浮可能确实能起到削峰平谷的作用，但要削峰平谷并不一定要涨价，降价也能达到削峰平谷的效果。
近年的春运价格调整一般都是以原有票价为基准，对不同时段和不同车次进行不同幅度的上浮。这样调整无非是制造出价格的梯度，从而诱导旅客避高就低。但制造梯度有两种方向的选择：一是涨价，一是降价。也就是说，降价也能制造出价格梯度，比如以高峰时段或热点车次的原有票价为基准，然后不同幅度地调低其他时段和车次的票价——这种方法与以往的涨价方案一样都是单向度的，只是方向相反。另外，还有一种双向的折衷方法，即以不热不冷的车次和时段为基准并保持原有价格，然后提高部分车次和时段的票价，同时降低部分车次和时段的票价。
综上分析，要削峰平谷，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即“单向涨价”、“单向降价”和“有涨有降”。而铁道部却咬定涨价不放松，仿佛只有涨价才能削峰平谷，这是为什么呢？除了“趁火打劫”，还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吗？
作为国家垄断的服务行业，铁路兼有公益的职能。因此，铁道部门应该尽可能地降低票价，而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但现在的铁道部门却把春运当成了一次发财的机会，至少事实上如此。于是，“春节”变成了“春劫”。
写作心得
评价一项政策及其官方的理由，作者首先必须搞清楚这项政策运行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抓住问题的要害，也才能提出中肯的建议。本文的论证就是通过对“削峰平谷”机制的阐释，最后点出了“削峰平谷”与“连年涨价”之间的逻辑漏洞。“削峰平谷”的运行机制就“制造出价格的梯度，从而引导旅客避高就低”，遵循这种机制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而铁道部把涨价作为唯一的路径，这当然是说不通的。
评论的语言要讲究分寸。“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能把话说得太满；说过头的话，可能留下话柄从而给别人“反戈一击”的机会。比如第六段的“除了‘趁火打劫’，还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吗”——我为什么不直接说铁道部就是“趁火打劫”呢？因为这只是主观的推测，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为什么又要在“理由”前面加上“令人信服”呢？因为铁道部也可能给出理由，但我可以认为那些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再如最后一段的“铁道部门却把春运当成了一次发财的机会，至少事实上如此”——“当成了一次发财的机会”也只是我的推测，铁道部门可能辩解说自己只是想调节客流，并没有借机发财的动机，而“动机”是无法证明的，不过，春运期间铁道部门的收入大增肯定是事实。“进可攻，退可守”，这些婉转的说法为作者自己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
很多初学者喜欢把话说得很肯定，或总是往“狠”里说，似乎说得越肯定越严重就越有说服力——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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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材料“照搬”与形式主义“穿帮”？
贵阳市两个县政府向国务院安全生产百日督查第七组汇报安全生产工作，汇报材料竟然基本相同。经查，是修文县照搬了邻县的汇报材料。据报道，两县的汇报材料结构一致，汇报内容层次基本相同，顺序不变，有15处段落雷同。仅在“强化基础，推动管理”一节中，四个分段近600字内容完全一样，改动的仅是文中出现的数据。不仅如此，修文县政府在汇报材料中竟有一处称“全市烟花爆竹实行‘禁改限’”。（据2008年6月19日《贵州都市报》）
？ 工作汇报材料也搞“克隆”？乍一听，确实让人哭笑不得；一转念，却又觉得不足为奇——因为我在网上时常看到“代写年终总结、工作汇报”之类的广告。再在网上一搜，从事这种“业务”的“枪手”或“公司”真是不计其数，俨然成了一个新兴的产业。产生这样的“服务”乃至形成“产业”，肯定是因为市场上有这样的需求。这种“业务”很多，说明“克隆”的汇报材料也很多。既然一个“枪手”可以为N个职工或单位炮制“年终总结”，此县“照搬”彼县的汇报材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说不定哪一天，检查组还会发现几个地方的汇报材料不仅完全相同而且出自一个“枪手”哩！
每个职工、每个单位、每个地区……工作开展的情况肯定都不一样，形诸文字的汇报材料当然也不应该一样。那么，为什么有人要请人“代写”工作总结？修文县为什么敢照搬邻县的汇报材料？无非是因为，他们觉得所谓“工作总结”都只是形式主义、走走过场，没有人认真，甚至没有人看完那些汇报材料；督查组也好，检查组也罢，也大都是坐在办公室里听听汇报，不会有人到实地考察核实……所以，好歹拿出一份材料，应付一下就行了。“代写”生意火爆却很少听说被揪出，足以说明“代写”或“照搬”的风险确实不大。
也许有人要问：修文县的“照搬”不就出“事故”了吗？是的。但要明白：任何作业都不可能完全杜绝“事故”的发生。再者，修文县此次“事故”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看完报道，我就在想：假如修文县照搬的不是同在“督查第七组”督查范围之内的邻县而是千里之外某个县的汇报材料；假如修文县在照搬的时候，章节做些调整、文字稍作修改，而不是机械地照抄；假如修文县照搬的汇报材料中没有出现“全市”这样的硬伤……督查组还会发现“照搬”吗？
形式主义当然是重“形式”和“表面”的。但“形式”也要做得冠冕堂皇，在“表面”看来也要像模像样。“合格”的形式主义，不会让人一眼就能看到那是“形式”，至少不能“穿帮”或者出现硬伤。邻居刚演过的戏，你紧接着又演；明明是一个县，却去总结“全市”的工作……这在“形式”上也说不过去嘛。有道是：“认认真真走过场。”修文县连“走过场”都不认真，这就突破了形式主义的底线，被揪出来示众也就在所难免了。
不管怎么说，修文县的此次照搬都是一次教训。不过，这次教训可以作出两种解读：一是干工作一定要踏踏实实，不能像修文县那样敷衍塞责；一是走过场一定要认认真真，不能像修文县那样没有技术含量。至于哪一种“教训”更有市场，取决于各级政府及其干部的工作作风。就拿检查工作来说，如果还是满足于坐在办公室里听听汇报，那么照搬汇报材料之类的事情不仅不会消失而且还会愈演愈烈——只有“克隆”技术会不断得到提高。
写作心得
除了判断句和设问句两种形式之外，评论标题也可以采用“词组并列”甚至是“词汇罗列”的形式。这样的标题既没有判断，也没有提出问题，只是列出文中的两个或多个词组或关键词。当然，这两个（或多个）词组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要么让读者感觉到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要么让读者惊诧于二者的并列，从而产生进一步阅读的欲望。本文应该属于第一种情况，即“汇报材料‘照搬’”与“形式主义‘穿帮’”之间的关系隐约可见，但又不是非常清晰。本书第一辑中的《“一元救灾款”与“千万元罚单”》则可以归于第二种情况。
和《……与……》类似，还有一种《从……到……》的标题句式——前者是两个词组的并列，后者是两个词组的连贯。比如2003年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从“100％支持率”到“全民共讨之”》的文章，评论的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倒台前后的两种天壤之别的现象。一般来说，这种词组并列或连贯的标题比较适合杂文。在新闻评论中，这类标题并不多见。
供应量＞成交量＝“供大于求”吗
曾有楼市数据显示：2007年12月，上海共有万平方米的商品住宅入市，成交量则约万平方米。当时媒体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称，“上海当年度首次出现供大于求”，“ 上海住宅市场供不应求的神话已经破灭”。（据2008年1月3日《上海证券报》、《东方早报》）
2007年底由于“一手住房批准预售面积两年多来首次超过一手住房成交面积”，广州楼市也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开始形成”的声音。（据2007年12月19日《南方日报》）
诚如报道所言，“供不应求”一直是困扰楼市的症结。业界及专家普遍认为，房价畸高并不断攀升的罪魁祸首就是“供不应求”，因此，房市调控的关键就是扭转供求关系。被视为房市风向标的一线城市广州和上海都传来了供求“逆转”的消息，这当然是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希望看到的。
可是，两地的房市真的出现“供大于求”了吗？细读报道，我才发现，所谓“逆转”存在严重的误读：原来，“供大于求”的判断直接源自商品住宅供应量超过了成交量——可是，供应量＞成交量＝“供大于求”吗？
很显然，作出“供大于求”结论的人把“成交量”和“需求量”混为了一谈。而这二者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
几年来，“供不应求”之下的房价持续快速走高。由于开发商“囤地”、“捂盘”以及“炒房”等投机性购房的不断增加，房价上涨之快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但“哄抬价格”也是有限度的，开发商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想涨多少就涨多少。在连续的“跳高”之后，房市终于出现了回调的迹象。大约从2007年9月份开始，虽然房价还在上涨，但成交量却开始大幅萎缩，二手房中介市场也难以为继了，深圳、广州等城市不断传来二手房中介公司“关门”或停业的消息，这让房市上的观望气氛更加浓厚。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持币观望，房市的成交量不断创造新低。这些观望者虽然没有买房，但他们大都是商品住宅的需求者，只不过这部分需求没有转化为消费而已。同时，二套房按揭贷款门槛的抬高也使一些住房需求被抑制，而银行前三季度的信贷透支导致的第四季度信贷紧缩更使一些住房需求无法变成交易。
一部分需求在“观望”中，一部分需求暂时被“抑制”，最终变成交易的需求量远远小于真实的需求，怎么能将成交量等同于需求量呢？
当然，交易量可能小于需求量，也可能大于需求量。在一个经历较长时间的完整周期内，交易量与需求量大体上是相等的。这与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是一个道理。但在某一个时间段，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交易量可能严重偏离需求量。现阶段的房市，显然就是这样。把交易量简单地等同于需求量，仅就一两个月的数据，就得出“供大于求”的结论，如果不是无知，那就是自欺欺人。
写作心得
这篇评论的标题借用了数字中的符号，这不仅使这则标题非常别致，而且简洁、准确地表达了本文的主旨——如果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