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切。可是后来，有位领导听说我爱写小说，有心看看我的作品欲要提携我时，我急急地写信并打长途电话，让我哥哥把我用几年时间写的30万字的长篇寄给我时，我哥却在来日回我的长途电话里，伤心地告诉我说，弟呀，你当兵走了之后，母亲每天烧饭和冬天烤火，都把你写的小说当做烧火的引子，几页几页地点着烧了。
我问：“全都烧了？”
哥说：“差不多全都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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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的身影（1）
到今年，我父亲已经离开我们25年了。
25个春春秋秋，是那么漫长的一河岁月。在这一河岁月的漂流中，过去许多老旧的事情，无论如何，却总是让我不能忘却。而最使我记忆犹新、不能忘却的，比较起来，还是我的父亲和父亲在他活着时劳作的模样儿。他是农民，劳作是他的本分，唯有日夜的劳作，才使他感到他是活着的和活着的一些生存与意义，是天正地正的一种应该。
很小的时候——那当儿我只有几岁，或许是不到读书的那个年龄吧，便总如尾巴样随在父亲身后。父亲劳作的时候，我喜欢立在他的身边，一边看他举镐弄锹的样子，一边去踩踏留在父亲身后或者他身边的影子。
这是多少、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各家都还有自留地，虽然还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土地公辖，但各家各户都还允许有那么一分几分的土地归你所有，任你耕种，任你做作。与此同时，也还允许你在荒坡河滩上开出一片一片的小块荒地，种瓜点豆，植树栽葱，都是你的权益和自由。我家的自留地在几里外一面山上的后坡，地面向阳，然土质不好，全是褐黄的礓土，俚语说是块料礓地，每一锨、每一镐插进土里去，都要遇到无角无棱、不方不圆、无形无状的料礓石。每年犁地，打破犁铧是常有的事。为了改造这土地，父亲连续几年冬闲都领着家人，顶着寒风或冒着飞雪到自留地里刨刨翻翻，用镢头挖上一尺深浅，把那些礓石从土里翻捡出来，大块的和细小瘦长的，由我和二姐抱到田头，以备回家时担回家里，堆到房下，积少成多，到有一日翻盖房子时，垒地基或表砌山墙所使用；块小或彻底寻找不出一点物形的，就挑到沟边，倒进沟底，任风吹雨淋对它的无用进行惩处和暴力。
父亲有1米7多的个头，这年月算不得高个儿，可在几十年前，1米7多在乡村是少有的高个儿。那时候，我看着他把镢头举过头顶，镢刺儿对着天空，晴天时，那刺儿就似乎差一点钩着了半空中的日头；阴天时，那刺儿就实实在在钩着了半空的游云。因为一面山上，只有我们一家在翻地劳作，四处静得奇妙，我就听见了父亲的镢头钩断云丝那咯咯叭叭的白色声响。追着那种声音，就看见镢头在半空凝寂了片刻之后，一瞬间，又暴着力量往下落去，深深地插在了那坚硬的田地里。而父亲那由直到弯的腰骨，这时会有一种柔韧的响声，像奔跑的汽车轧飞的沙粒样，从他那该洗的粗白布的衬衣下飞奔出来。父亲就这样一镢一镢地刨着，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在他的镢下流去和消失；一个冬日、又一个冬日地，被他刨碎重又归新组合着。每天清晨，往山坡上去时，父亲瘦高的身影显得挺拔而有力，到了日落西山，那身影就弯曲了许多。我已经清晰无误地觉察出，初上山时，父亲的腰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笔直的腰杆儿，可一镢一镢地刨着，到了午时，那腰杆儿便像一棵笔直的树上挂了一袋沉重的物件，树干还是立着，却明显有了弯样。待在那山上吃过带去的午饭，那树也就卸了吊着的物件，又重新努力着撑直起来，然而到了日过平南，那棵树也就彻底弯下了，如挂了两袋、三袋更为沉重的物体，仿佛再也不会直了一般。然尽管这样，父亲还是一下一下有力地把镢头举在半空，用力地一下一下让镢头暴落在那块料礓地里，直到日头最终沉将下去时。
1 土地的身影（2）
我说：“爹，日头落了。”
爹把镢头举将起来，看着西边，却又问我道：“落了吗？”
我说：“你看——落了呢。”
每次我这样说完，父亲似乎不相信日头会真的落山，他要首先看我一会儿，再把目光盯着西边看上许久，待认定日头确是落了，黄昏确是来了，才最后把镢头狠命地往地上刨一下，总结样地，翻起一大块硬土之后，才会最终把镢头丢下，将双手卡在腰上向后用力仰几仰，让弯久的累腰响出特别舒耳的几下嘎吧嘎吧的声音，再半旋身子，找一块高凸出地面的虚土或坷垃，仰躺上去，面向天空，让那虚土或坷垃正顶着他的腰骨，很随意、很舒展地把土地当做床铺，一边均匀地呼吸，一边用手抓着那湿漉漉的碎土，将它们在手里捏成团儿，再揉成碎末，这样反复几下，再起身看看他翻过的土地，迈着匀称的脚步，东西走走、南北行行，丈量一番，在心里默算一阵，又用一根小棍，在地上笔算几下，父亲那满是红土的脸上，就有了许多浅色粲然的笑容。
我问：“有多少地？”
父亲说：“种豆子够咱们一家吃半年豆面，种红薯得再挖一个窑洞。”
然后，就挑起一担我捡出来的料礓石，下山回家去了。那料礓石虽然不似鹅卵石那么坚硬沉重，可毕竟也是石头，挑起时父亲是拄着镢柄才站了起来的。然他在下山的路上，至多也就歇上一息两息，就坚持着到了家里。路上你能看见他的汗一粒粒落在地上，把尘土砸出豆夹窝似的小坑，像落在日头地里的几滴很快就又将被晒干的雨滴一样。我跟在父亲身后，扛着他用了一天的镢头，觉得沉重得似乎能把我压趴在地上，很想把那柄镢头扔在脚地，可因为离父亲越来越远，竟还能清楚地听见他在那一担礓石下整个脊骨都在扭曲变形的咔嘣咔嘣的声响，便只好把镢头从这个肩上换到那个肩上，迅速地小跑几步，更近地跟在他的身后，以免落在黄昏的深处。
到了家里，父亲把那一担礓石放在山墙下边，似乎是彻底地用完了自己的气力，随着那两筐落地的礓石，他也把自己扔坐在礓石堆上。如果黄昏不是太深，如果天气不是太冷，他就坐在那儿不再起来，让姐们把饭碗端将出去，直到吃完了夜饭，才会起身回家，才算正式结束了他一天的劳作。这个时候，我就怀疑回家倒在床上的父亲，明天是否还能起得来。然而，来日一早，他又如上一日的一早一样，领着我和家人，天不亮就上山翻地去了。
这样过了三年——三年的三个冬天，我们家的那块土地彻底地翻捡完了。家里山墙下堆的黄色的礓石，足够表砌三间房的两面山墙，而田头沟底倒堆的礓石也足有家里的几倍之多，你不敢相信一块地里会有多么多的礓石。你终于知道那块比原来大了许多的自留地，其实都是从礓石的缝中翻捡出来的，也许七分，也许八分，也许有一亩见余。总之，那块田地对几岁的你来说，犹如一个广场，平整、松软，散发着深红香甜的土腥，就是你在田地里翻筋斗、打滚儿，也不会有一点坚硬划破你的一丝皮儿。因此，你似乎懂得了一些劳作和土地的意义，懂得了父亲在这个世上生存的意义。似乎明白，作为农民，人生中的全部苦乐，都在土地之上、都根在土地之中、都与劳作息息相关；或者说，土地与劳作，是农民人生的一切苦乐之源。尤其从那年夏天开始，那块土地的边边角角，都经过了根彻的整理，低凹处的边岸用礓石垒了边坝，临路边易进牛羊的地方，用枣刺封插起来，太过尖角的地脑，落不了犁耙，就用铁锨细翻了一遍；然后，在地里扒出一片蘑菇似的红薯堆，一家人又冒着酷暑，在几里外的山下挑水，在那块田里栽下了它成为真正的田地之后的第一季的红薯苗儿。
1 土地的身影（3）
也许是父亲的劳作感动了天地，那一年风调雨顺，那块田地的红薯长势极好，因为翻捡礓石时已经顺带把草根扔了出去，所以那年的田里，除了油黑旺茂的红薯秧儿，几乎找不到几棵野草。凡从那田头走过的庄稼人，无不站立下来，扭头朝田里凝望一阵、感叹一阵。这时候如果父亲在那田里，他就会一边翻着茂如草原的红薯秧棵儿，一边脸上漫溢着轻快的欢笑。
人家说：“天呀，看你家这红薯的长势！”
父亲说：“头年生土，下年就不会这样好了。”
人家说：“我家冬天粮不够时，可要借你们家的红薯呀。”
父亲说：“随便，随便。”
为了储存那一地的红薯，父亲特意把我家临着村头寨墙的红薯窑中的一个老洞又往大处、深处扩展一新，并且在老洞的对面，又挖了更大的一眼新洞。一切都准备完毕，只等着霜降到来前后，开始这一季的收获。为了收获，父亲把颓秃的镢头刺儿请铁匠加钢后又捻长了一寸；为了收获，父亲在一个集日又买了一对挑红薯的箩筐；为了收获，父亲把捆绑红薯秧儿的草绳，搓好后挂在了房檐下面。工具、心情、气力，都已经准备好了，剩下的就是等待霜降的来降。
阳历10月8日、9日，是霜降前的寒露，寒露之后半月，也就是霜降了。可到了寒露那天，大队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由村支书传达了由中央到省里，又由省里至地区和县上，最后由县上直接传达给各大队支书的红印文件。文件说人民公社绝对不允许各家各户有自留地的存在。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必须在文件传达之后的三日之内，全部收归公有。
那是1966年的事。
1966年的那个寒露的中午，父亲从会场上回来没有吃饭，独自坐在上房的门槛儿上，脸色灰白阴沉，无言无语，惆怅茫然地望着天空。母亲端来一碗汤饭说：“咋办？交吗？”
父亲没有说话。
母亲又问：“不交？”
父亲瞟了一眼母亲，反问说：“能不交吗？敢不交吗？”
说完之后，父亲看看母亲端给他的饭碗，没有接，独自出门去了。吃过午饭，父亲还没有回来。到了吃晚饭时，父亲仍然没有回来。母亲知道父亲到哪儿去了，母亲没有让我们去找父亲。我们也都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很想去那里把父亲找回来，可母亲说让他去那里坐坐吧，我们便没有去寻叫父亲。那一天直至黄昏消失，夜黑铺开，父亲才有气无力地从外边回来，回来时他手里提着一棵红薯秧子，秧根上吊着几个鲜红硕大的红薯。把那棵红薯放在屋里，父亲对母亲说：“咱们那块地土肥朝阳，风水也好，其实是块上好的坟地，人死后能埋在那儿就好啦。”
听着父亲的话，一家人默默无语。
默默无语到月落星稀和人心寒凉。
2 盖房（1）
没有谁能想到父亲会下世得那么急快，母亲、姐姐、哥哥及左邻右舍，谁都觉得他走得早了，早得多了，让他的子女们无法接受。但是父亲，他似乎自得了那病的第一天起，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常正的人，死亡是站在你人生的前方某处，在等着你一日日、一步步向它走近，待你到了它的面前，它能够伸手及你，它才会伸手携你而去。但对于一个病人，那就不仅是你一日日、一步步向死亡走去，而是死亡也从你的对面，一日日、一步步向你跑来。人生就是那么一定的、有限的一段距离，如果时速一定，只有你单向地向死亡靠近，那就需要相对长点的时间，如果你向死亡走去，死亡也迎面向你走来，那你的人生时间就要短下许多。世间上每个人只有那么一段行程，一个人独自走完这段行程的人生是一回事，而有另外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死亡的黑影，也来抢行你这段路程，那你的人生就是另外一回事。而我的父亲，他一定是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的。他一定因为有病，就在冥冥之中看见了属于他的那段人生行程的对面，也正有一个暗影在向他走来。所以，他作为一个农民、一个父亲，就特别急需把他认为一个农民父亲应该在人世的所尽之责，无遗无憾地尽力完毕和结束。
那么，一个身为农民的父亲，他活在世上到底应该做完一些什么事情呢？尽到一些什么职情呢？这一点，父亲和所有北方的农民一样，和所有北方的男人一样，和他周围所有做了父亲却最远的行程是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倘若能到百里之外的洛阳就是人生大事、就是生命的一次远足的农民一样，他们自做了父亲那一日、一时的开始，就刻骨铭心地懂得，他们最大、最庄严的职情，就是要给儿子盖几间房子，要给女儿准备一套陪嫁，要目睹着儿女们婚配成家，有志立业。这几乎是所有农民父亲的人生目的，甚或是唯一的目的。
我想因为有病，父亲对这一目的就看得更为明晰、更为强烈、更为简捷：那就是在父亲生前，他以为他需要做完的许多事情中，最为急迫的是儿女们的婚姻。
而理想的婚姻，又似乎是建立在房子的基础之上。似乎谁家有好的房舍，谁家儿女就有可能具备理想婚姻的基础。房子是一个农民家庭富足的标志和象征，甚至，在一方村落里，好的房屋，也是一个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父亲和所有农民一样，明白这一点，就几乎把他一生的全部精力和财力，都集中在了要为子女们盖下的几间瓦房上。盖几间瓦房，变成了父亲人生的目的，也变成了他生命中的希冀。
现在，我已经记不得我家那最早竖起在村落的三间土房瓦屋是如何盖将起来的，只记得，那三间瓦房的四面都是土墙，然在临靠路边的一面山墙上，却表砌了从山坡田野一日一日挑回来的黄色的礓石，其余三面墙壁，都泥了一层由麦糠掺和的黄泥。春天来时，那三面墙上长有许多瘦弱的麦芽；记得那半圆的小瓦，在房坡上一行一行，你在任何角度去看，都会发现一个个瓦楞组成的一排排的人字儿，像无数队凝在天空不动的雁阵。记得所有路过我家门前的行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立下脚步，端详一阵那三间瓦屋，像懂行的庄稼把式在几年前路过我父亲翻捡、扩大过的自留地一样，他们的脸上，都一律挂着惊羡的神色和默语的称颂。我还记得，搬进那瓦屋之后，母亲不止一次地面带笑容给我们姐弟们叙说，盖房前父亲和她如何到二百里外的深山老林，去把那一根根杂木椽子从有着野狼出没的山沟扛到路边；记得母亲至今还不断地挂在嘴上，说盖起房子那一年春节，家里没有一粒小麦，没有半把面粉，是借了人家一碗污麦面粉让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每人吃了半碗饺子，而父亲和她，则一个饺子都没吃。还说那一年她试着把白面包在红薯面的上边，希望这样擀成饺子叶儿，能让她的子女们都多吃几个白菜饺子，但试了几次，皆因为红薯面过分缺少黏性而没有成功——而没有做成饺子叶儿的，包了一层白面的红薯面块，就是父亲那年过节所吃的大年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2 盖房（2）
这就是房子留给我的最初记忆，之后所记得的，就是我所看到的，就是那新盖的三间瓦房，因为过度简陋而不断漏雨，每年雨季，屋里的各处都要摆满盆盆罐罐。为了翻盖这漏雨的房子，父亲又蓄了几年气力，最后不仅使那瓦房不再漏雨，而且使那四面土墙的四个房角，有了四个青砖立柱，门和窗子的边沿，也都用青砖镶砌了边儿，且邻了路边的一面山墙和三间瓦房的正面前墙，全都用长条儿礓石砌表了一层，而料礓石墙面每一平方米的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