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公民都有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义务，对于提供线索和协助抓捕的群众。给予两百到两千元地奖励。
任何人窝藏二犯或知情不报者，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五儿。你说这几年是怎么一回事啊？你现在是在省委工作，知道的也多。如今社会上乱成了这个样子，国家怎么也不出来管一管呀？”马柳平盯着放下通缉令、还在那里沉思着的吴永成。问他：“前年，咱邻近地岚城就发生了有人拿炸药包炸百货公司的事情，好不容易抓住了那个犯罪分子，却又被人家从看守所里跑了出来；现在咱县城里到处都是那些流氓，整天价打架闹事、调戏妇女，听说被他们糟蹋了的也不少呢，吓得女生娃娃们晚上连晚自习也不敢上了。你说这个社会咋成了这个样子？恩？上一个月、也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是咱们国家的飞机，让那个叫卓长仁为首的六个家伙劫持到了南朝鲜，现在坐飞机的人和那架飞机倒是回来了，可那六个罪犯为什么南朝鲜就不交给咱国家哪？不是说有什么国际法吗？难道说国际法也管不了南朝鲜？我没有坐过飞机，可听人家不是说，坐飞机现在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坐的，得有工作证、单位地介绍信，起码是县处级领导才能坐呀？！飞机场有那么多得人保护着，你说那几个劫机犯是怎么上了飞机的呢？你不是就坐过飞机吗？”
别看马柳平出去见得世面不多，可毕竟是几年的“领导干部”了，见识还真是与以前大不一样了。这几句话就都问到了点子上。
“三姐夫，你放心，国家是肯定不会让这种状态任其发展下去的。至于说坐飞机，嗨，那规定是规定，可那个规定是死的，也是由人来执行地。只要你有点关系，那规定也就只能贴在墙上了。机场的安全嘛，咳、咳。。。。。。”吴永成简单地给他说了几句，因为这个问题还实在不好说。飞机场地安检嘛，当时等于形同虚设。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家谁也没有经过什么劫机的事件，那可是在空中呀，你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即使你劫持了飞机，又想往那里飞哪？那可不同于在地面抢一辆汽车，即使你卖不了车，拆了还能卖点废铁；闹个飞机有什么用？除非你想判国，可判国那可是死罪呀？！谁敢呢？祖宗八辈那也是要让人们唾骂一辈子地！
吴永成自从到了省委办公厅以后，在刚去的那几天，除了早晨的打扫卫生例行工作以外，就是有意识的翻阅前几年省公安厅送过来的一些公安内部简报。这些资料都是对外的机密资料，可对于他们在省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说，那就不算什么了。你总不能对省委也保密吧？！而他们这些人也是构成省委的一部分。在一些普通人看来，他们和省委也没什么两样。
通过大量的案例通报，吴永成深深地感觉到：八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出现了“政治局面一天天好起来，治安形势一天天坏下去”的不正常现象。党和国家已经采取了多种方式，强调了综合治理，也提出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
1983年529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对社会治安要实行综合治理》地社论，指出“打击犯罪，改造罪犯。预防犯罪，都是综合治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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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始报道治安状况。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了“沈阳人案、唐山菜刀队”等恶性刑事案件。这些案件要放在以前，那是绝对不允许报道的呀。这些属于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呀。
所以从舆论导向看来。尽管党中央决定不搞运动了，但是，未雨绸缪，舆论上前。多年运动治国地模式，造就了人的政治敏感性和传统的思维方式。吴永成知道，严打是肯定要发生地事，共产党不会坐视犯罪分子将天下搅得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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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他在公安简报上看到前几年发生的几起恶性案件，简直令人忍无可忍。
一起是发生在上海市的“控江路事件”。1979年9月9日下午时左右。在上海市控江路江浦路口，值勤地交通民警制止一青年抢夺一农民出售的螃蟹时，下去以后就把他抓到岗亭里，对那个小流氓就开始录口供。这时，有许多小流氓越哄越多。民警被围在这个岗亭里面，并且进入岗亭。他们开始殴打那位民警：警服扒下来，背心也被抓破了；因为当时没入管，他们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也引起了不少群众的围观。一些流氓分子趁机兴风作浪，对这位民警纠缠不休。4左右，二十名民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劝说群众疏散。但一些流氓分子不听劝告，竟抢夺民警使用的电喇叭煽动起哄，继续揪打那位民警，一直到7时半左右。当那位民警在其他民警的保护下，乘路过汽车离开现场时，这伙流氓分子砸碎汽车玻璃，并更加疯狂地分割围攻在场的治安、交通民警，抢去警帽，拳打脚踢，有三名民警被打伤。这些干警撤离现场后，流氓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捣乱破坏，阻拦小汽车，砸自行车，甚至连路过的军人也追着打；并向公共汽车内掷石块，任意阻拦、推翻农民地菜车，乱抛蔬菜，趁机抢夺过路群众的手表、皮包、皮夹，侮辱妇女。最严重的是，当上海某公司团委副书记吴某骑自行车行之控江路桥上时，一伙流氓分子包围上来，将她连人带车推到在地，拉到路边，抢去手表和皮夹，撕掉衬衫、胸罩、裤子，肆意摧残，吴的Ru房、小腹、外荫部等多处被抓伤。当时围观的群众有四千多人，竟然没有一个敢出来阻拦，任凭那个弱女子无助地抱着一棵大树，凄惨地叫着：“救命呀，妈妈呀，快救我呀，救命呀！。。。。。。”，可周围却是上千地小流氓，还有在她身上的数不清地黑手。。。。。。
八点半左右，杨浦公安分局先后调集八十余名治安联防人员、和三十名交通干警，到现场维持秩序；接着市公安局又调遣二百名消防民警赶赴现场，经过宣传教育，劝导围观群众疏散，流氓份子也纷纷溜走，至午夜时是秩序恢复正常。此案经侦查，先后拘留、逮捕流氓分子三十一名，其中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七名，劳动教养十一名，少年管教一名。而那位女青年被小流氓蹂躏长达八个多小时。
第二起案件是北京火车站爆炸案80年｜分，北京火车站二楼南走廊突然发生爆炸。当场炸死一人，伤八十九人，抢救过程中陆续又有九人死亡。一具残缺地男尸，警方在周围一共找到了124“人体组织”、片，以及一些爆炸品残留物。间上正处于即将审判“四人帮”前夕。随后北京市警方还收到了署名“史秋民”、“悬崖人”发来的恐吓信，扬言，“要制造比北京火车站爆炸案大七七四十九倍的事件”，“下次爆炸将在外宾中发生”。市公安局和北京铁路公安处共同建立了专案组，抽调了超过580名刑侦技术人员，这一案件在八天后就被破获了。案件属于自杀性爆炸事件。场死者：王某，男，30岁，未婚，北京市人，住崇文区光明号。1968年初中毕业后去山西万荣县插＇3参军在铁道部服役，1975年复员到山西运城县拖拉机厂当维兵，参加过打靶和爆破训练，具有爆破的相关知识，同时基于维修工的身份，也掌握了电焊技术。事发前，以炸鱼和打鸟为名问熟人好友索要200克黑索金炸药，“762型及小口径步枪子弹。北京未能如愿，加之生活上较为困难，在工厂中打架受到处分，逐渐有了厌世思想。事发之前向四个要好的同事写信，“我走了，永远走了，也别找，找也是白费力气”，“我去的地方虽然不理想，但终究是一个归宿”。月8，公安部向胡耀邦、彭真、彭冲、杨静仁等中央领导呈报了“关于查破北京火车站重大爆炸案的情况报告”。随后北京市公安部局治安处起草“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正确结合的一曲凯歌车站反革命爆炸案查破工作报告”为题的报告，在公安系统内部作了通报。
第三起案件是。结伙摧残女性案件，有两个劳教解教人员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劫持两名十七岁和十五岁的女中学生，在自己家的菜窖强Jian、轮奸达十数天，其手段之残忍，简直是禽兽不如。
第四起案件是北海公园发生了公然调戏、强Jian女学生的北海公园流氓强Jian案。大流氓结伙摧残女性案件后，198142，北京发生“北海公园”事件，三位女学生在划船时，遭到外逃劳教人员的尾随调戏，之后被当众劫持并被强Jian。
第三卷 崛起 第九章 震惊上层的的南虎滩事件（上）
柳平见吴永成半天不吭气，以为他是知道一些机密的己级别太低，不方便跟自己说，心里虽有些不快，但脸上却没有露出一点不高兴，而是凑近吴永成的耳边，故做神秘地说：“五儿，你知道吗？前天靠咱们省的那个地区，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案子。”
吴永成一惊：“什么案子呀？我怎么不知道？”他有些怀疑马柳平是不是在故弄玄虚？因为在他前生的记忆里，附近地区就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案子呀。不过也有可能是国家出于保密的缘故、自己不知道而已。
马柳平压低嗓门说：“你可得保密呀。这也是今天先公安局的李局长悄悄跟我说的。这个消息是人家内部的机密。我们两个也是因为关系好，他怕我这段时间出什么事情、才告诉我的。”
吴永成半信半疑地听他的三姐夫马柳平说完了这个案件。
一九八三年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六。因为现在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我国一个边疆省南虎滩镇林管局所属的林业设计院红旗沟农场的人们，从早上五、六点钟就已经下地干活了。但于洪杰上午九点却仍在床上躺着。
于洪杰是南虎滩出名的一霸，小有名气，是一个很有“份”的地痞，曾经被公安机关多次收审、拘留。但每次都是经教育后释放，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自从今年四月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来到红旗沟农场。
在这里，于洪杰的心情就一直没有舒畅过，对现实的不满，使他对这里地一切都看不顺眼。他多次公开表示“要干一番事业。要干得轰轰烈烈，不能白来人世一趟。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
躺了一会，于洪杰决定回南虎滩镇。于是他来到农场的地里。和同宿舍的韩立军、杨万春商议了一下，就决定回克牙石改善一下伙食，好好玩一玩。在他们三个人当中。于洪杰岁数最大，十九周岁，其它两人都是十八周岁。而且也都不是善类。
杨万春，在刚满十六周岁的时候，就因为犯有惯窃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刚刚释放了不久；韩立军，三年前因为持刀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三个人回到南虎滩后，有家不回。而是先到了杜小峰家。
杜小峰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待业，在社会上混了一年多，他地父亲怕他鬼混得出点什么事情，便给他在当地的砖瓦厂找了个临时工。他曾经和于洪杰在一起混过一段时间。是于洪杰的小兄弟、酒肉朋友。
杨万春从杜小峰家出来后，找了个借口先回家了。于洪杰跟着韩立军到了韩家。吃过饭后韩立军和于洪杰一块又来到杨万春家。杨万春正和家人吃饭。见于、韩进来，连忙起身让座，并张罗着拿酒。
三人从杨家出来时。就已喝得东倒西歪，摇摇晃晃。
杨万春走到院子门口时，又返了回去，再出来时身上多了一个军用挎包，挎包里装地是２０个雷管和１卷近３０米长的导火索。这是他在石料场偷来的。
在一个商店地门口，他们碰上了王守礼。
十六岁的王守礼早已辍学在家，在一次打架中和于洪杰相识，就经常和于洪杰在一起。
这时是下午的两、三点钟，天气很热，四大街上横冲直撞。
下午六｜一瓶白酒。
饭后，他们来到了王玉生家，把十五了出来。他们的父母都在林业设计院工作，彼此都认识，又是邻居，所以王玉生也不问什么就跟着出来了。
随后他们又去砖厂找杜小峰。
在路上，他们碰上了十七岁的李亮明和张光祖。两个人正准备到电影院看电影，没想到碰上了于洪杰等人。他们只有过一面之交，李亮明对于洪杰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又有些惧怕他，只好迎上去打了个招呼。
于洪杰张口就说，天黑了，他们要上山，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叫李亮明和张光祖护送他们，口气十分强硬。
李、张两人心里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是由于惹不起于洪杰，只好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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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小峰和一块干零活的包达山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回家，见于洪杰等人走进来，才想起上午答应帮于洪杰上山打架地事。心里虽然不愿意，可是慑于于洪杰、韩立军、杨万春的淫威，又不敢说不去。于是他叫包达山和他一块去。
刚满十六周岁的包达山架不住众人的劝说，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走了。
于洪杰等一行几人于六月十六日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回到位于南虎滩西南方向地红旗沟农场。
到了农场后，于洪杰把所有的人都领进了他和杨万春、韩立军所住地６号宿舍，招呼大家坐下之后，便从床下拖出一箱子鱼罐头和一塑料卡子白酒（１２斤）。然后又到走廊的另一头，把早已睡了的李东东叫了起来，让他过来一起喝酒。
这个农场共有二十一名场员，除了于、韩、杨和李东东外，其余地全部是女的。剩下的就是几名农场的职工和临时工。
两轮酒过后，十个人就喝掉了四斤多白酒。当王守礼、李东东、包达山、杜小峰、李亮明等人表示不喝或不能喝时，于、杨、韩三人就强迫他们喝，而且必须一口喝干。这几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喝了下去。三轮一过，就有四
大约到了十一点三十分左右，半天没有说话的韩立军突然站起来，掏出身上常带的一把匕首，往桌子上一戳。说：“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给他们来个血染红旗沟，敢不敢？”
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响应，就连于洪杰也对韩立军的举动感到有些突然。
韩立军见没有人响应。就又加大嗓门说：“没什么
我领着兄弟们干。”
年仅十五岁地王玉生壮着胆子说：“我不敢，那是犯法的。是要偿命的。”
他的话音刚落，韩立军一刀就刺了过去，嘴里骂道：“妈拉个巴子。你他妈地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到了老子的一亩三分地，你还敢说不敢，我先杀了你。”
王玉生躲过刺来的这一刀，忙不迭地说：“我敢，我敢。”
此时地王玉生已经是被吓得浑身哆嗦，面无血色。
这时于洪杰也拔出匕首站了起来。他和韩立军持刀一个个地问大家：“你们敢不敢干？”
除了王守礼、李东东连问几次都坚持说不敢外，其他的人都表示敢。
直到这时。他们中间的有些人，还不相信真地要血染红旗沟，也不认为于洪杰、韩立军会真的杀人。
于洪杰见王守礼、李东东不敢参加他们血染红旗沟的行动，就叫他们两个上床躺下，并警告他们不要乱说乱动。否则就杀死他们。
此时杨万春把从木工房找来的斧子和刨锛、凿子，还有菜刀。一一地给他们几个分发了下去。于洪杰见凶器不够，就把屋里的木棒、酒瓶子、煤油灯座，也作为凶器发了下去。
将近十二点的时候。于洪杰挥着手中的凶器说：“血染红旗沟，现在开始。”
说完，拉开门，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