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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农民们都是小农意识、目光短浅？他们认为自己考虑得长远的多呢：别看现在多生几个孩子，吃得多、穿得多、开销也大，现在的日子是紧巴点；等过上几年、这些孩子们长成十四、五岁了，那就是一伙地里受苦的好劳力；国家现在地政策又好，只要劳力多、地里肯吃苦。地是不会亏人的。没听老人们说嘛“人不哄地皮，地不哄肚皮”，“地是刮金板，越刮越生钱”！国家的政策好再加上自家的劳力多、用不了几年，苦日子就能一下子翻过来。而且那光景还是越来越好；你要是自家家里没几个好劳力，那地又不会自己耕、粪也不会长了腿跑到地里去、庄稼难道就能自己长出来吗？就靠大队喇叭上干部们说的哪一点国家给独生子女的照顾。连牙缝也塞不满，就不用说能塞饱肚子了。咱也不指望占国家地便宜，自己多打粮食自己吃吧，谁爱享受国家的哪一份照顾，谁享受去吧！反正咱是不稀罕。
各小队的小队长们跑了两天下来，嘴都磨薄了，可没一个人能听进去他们的宣传：。白眼看了不少，冷言冷语耳朵里也灌了不少；更有甚者，讽刺、恶言恶语纷拥而至：
凭什么你自己家的婆姨生下四、五个娃了，到了我们这就只能生两个？凭啥呢？就凭你是生产队的队长。还是凭你比我们多吃了几年咸盐？”
“我们好说，你们干部们怎么说。我们也跟着；你们干部怎么做，我们也学着。可是你家的二闺女，不是也生了两个娃了嘛？只要你回去，先让她去公社做了那结扎还是什么的，我们保证二话不说，马上就跟着你们去公社医院！”
几个生产队的队长家里也被闹得不安稳。大队说是让干部家属们带头。回家才和自己的婆姨，儿女们一说，立马就炸了窝：“你地是些什么官？一个生产队的破小队长，你认为你是谁？你要是像人家马柳平一样。又是公社地干部，还是大队的支书和大队长。不用说在娘娘肚上开一刀，就是开上十刀娘娘也愿意！好地不跟上人家学，这轮到割一刀了，你倒学得挺快的！要割你自己割去，别和我说。我还要再生几个，要把你阄了，我就再去找别人生！”
“爹，你说你当的这叫什么干部？人家当干部，是为了能照顾到亲戚众人！你倒好，我出嫁以后，什么好处也没沾上，怎么这开刀、结扎倒能照顾上了？还要带头哩！我看你这生产队的队长，也趁早给人家放下吧！”
这闹球的个甚咧！跑了几天，啥也没说成个啥，倒弄了个里外不是人！这干部不能再当了。安安稳稳种咱的地，啥心也不操，也不用再干这出力不讨好的窝火营业。几个小队长憋屈得回到大队，和马柳平诉了半天苦。其中五个生产小队，就有三个队长要摞挑了——不干了。
“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这又不是玩小孩过家家，”马柳平也有些火了，“遇到点难事就不干，哪还像个啥人咧。走，咱们集体行动，先去咱村里养的最多、也最穷地刘三明家。给他好好讲一讲，他为什么这么穷，主要就是因为他生的太多了。现在生了七个了，还要生。越生越穷，要是他还这么乱生，哭地日子还在后头呢！”
“我咋了，我生的七个就算多了？你们大队的干部是不是欺负我刘三明家里穷，平时见了你们大队干部们给你们散不起好烟？”，大队干部上了刘三明的家，马柳平开口才说了几句，刘三明马上开口就来了一大串：“我生了七个怎了？我生了七个都是女子，全是赔钱货。就没一个是个带把把的？你们还嫌我生的多，不怕你们大队干部在这，咱明人不说暗话：我还没生够呢！不生出一个小子来，我和我婆姨就日夜加班，不停息的干！你们想让基干民兵捆就来捆吧！愿意打就打，愿意骂就骂。我肯定不吭一声。不怕你们笑话，我还嫌我老婆生得少哩，恨不得让她就像我家的老母猪一样，一窝能生下十几个才美气呢！”
第二卷 发展 第九章 民办教师的待遇
马柳平踌躇满志、大张旗鼓地带了大队和小队的八、九个干部，浩浩荡荡杀往鱼湾大队最穷的、生孩子也较多的（生了七个女子）刘三明家，准备给他痛陈不响应国家计划生育的号召、多生孩子的坏处，争取从刘三明家打开个突破口，以活生生的例子教育全大队的社员们：只有响应国家计划生育的号召，才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早日走上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
马柳平这几天把县里发的红头文件，都快全部背下来了。中央不是号召要耐心、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嘛，这会儿他肚子里可是塞满了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谁敢和他辩论，他自信凭自己肚子里装的中央号召、县里的红文件精神，一切难题都能迎刃而解。况且还有一个普通社员——楞虎家的婆姨、李琴给大家做出了榜样。人家一个妇道人家。丈夫楞虎又不在家，还是三代单传，按上头的精神是完全可以再生育二胎的，可人家偏偏就响应了中央的号召，放弃了这个机会。难道全大队的男社员们还不如人家一个婆姨吗？
说辞准备了一大堆，可只说了几句，就被刘三明的一席胡搅蛮缠，给噎得当场连台也下不来了。
幸好刘三明队里的队长这时给出来解了围：“三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你把你婆姨说成是大母猪。那你是什么？嗯？大队地干部来，也是为了你好，这还没有说几句话呢，你就吱哩哇啦瞎叫喊什么？连个人性也不懂。你就是一头公猪，是不是？连句人话也不会说了？”
刘三明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嘴里却嘟囓着：“你不是说我是公猪吗？你家的公猪会说人话啊？”
那个队长对马柳平说：“马书记，咱们先走吧，和这头猪咱们也说不成个啥。就让人家上面来了人，好好地收拾他***吧！真是个不识人抬举的东西！！”
马柳平见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只好有个台阶就下：“甚球人哩，连个好赖也不懂。鱼湾大队咋出了你这号混人、灰鬼。你要是想生，你就给我好好地生，直到你小子生下一堆孩子。穷得连裤子也穿不起的时候，估计才能明白过来，谁是为你好。哼，今年你想申请救济，可别来大队找我啊！我要让你小子饿死，才知道不计划生育是啥的后果！”
浩浩荡荡出来八、九个大队和小队的干部，刚出阵还没交锋，就被刘三明单人独马挑了个狼狈！
马柳平率众将官从刘三明家出来后，马上吩咐：“来有，你就在大队的高音喇叭上。继续给咱宣传这县里地红头文件精神。多喊上几次！！其它各小队的队长，回去先做你们自家家里人的工作：一胎的写保证。二胎的要节育，三胎的一个也不能放过。结扎！如果在三天内做不通工作，就自己和你们队里地副队长，移交一下队里的手续，给我回去和你们的婆姨、孩子们耍去吧！任务完不成，公社到时候要撤我的职，没办法，一村一舍的，我也只能让你们先走路了。还有。抓紧对各小队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团员们，做一下思想工作。中央号召让党、团员们带头。他们要是不想带这个头，那他也就不用再当这个团员了。记住啊，话要说得重一点、狠一点。吃过晚饭后，咱们这几个人，再到大队开会，各小队的队长到时候准备一下，在会上汇报今天下午你们到底做了些啥？取得了多大进展，看看还有哪些人不响应国家的号召，咱再重定个办法！”
马柳平气呼呼地回到家里时，吴永成正和他三姐吴永霞瞎拉呱。
吴永霞见马柳平气色不对，就问他出了什么事。马柳平这下可找到组织了，把今天小队的队长们向他诉的委屈、他领着众人到刘三明家做工作时、被刘三明呛了一遍地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最后他伤心地问吴家姐弟两个：“你们说，我这是何苦呢？放着好好的公社地国家干部不当，回来村里操这份闲心，受他们的窝囊气。我明天就回公社去，得向公社地王书记好好说说，这个大队支书、大队长我还不愿意干了！谁想干就让他们来干吧！”
吴永霞连忙安慰：“对，干的不顺气，咱就别干了。你说你费心费力的为了啥？还不是为了鱼湾大队的社员们？还给他们办个贸易了公司，让家家户户都做那什么茶叶蛋。你做的这一切，不就是为了他们好吗？他们不领情，咱就不干了！”
马柳平见吴永成不吭气，就问他：“五儿，你说我该怎办？”
该怎么办？又能怎么办？吴永成苦笑了一下，别说现在还只能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后，这个计划生育也是全国的一个大难题。
“三姐夫，你也不用太心焦。现在就先按你们商量好的办法来办吧！估计全县各公社、大队地情况都差不多。也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咱们大队说不定现在的情况，比他们各家还要好呢！毕竟才几天地功夫，就有两个人报了只生育一胎。你也不要太灰心了。这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要好好用点心，把咱大队的农工商贸易公司办好了，让大队的社员们都赚了钱，村里的什么工作也就好做了。大队现在关键只要有了钱作后盾，说什么话腰杆也就硬了，社员们什么事情也就都配合干部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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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柳平点点头：“五儿，你说的有道理，现在人们不想搞这个计划生育，就是怕没儿子，到了老了却没有人养活呀。刘三明已经有了七个女子，可他一直还想要个儿，就是这么想的。”
“马书记在家吗？”这时院子里有人高声问。
“谁啊，他在家，你进来吧！”吴永霞高声应了一声。
屋门推开了，进来一个戴着眼镜的、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年龄不算太大，可他两鬓的头发已经有些苍白了。
不是大队小学校的校长王群、王老师吗？他来干什么因为是这次的计划生育涉及到了他家的什么人？吴永成看着进来的王群老师，心里暗自忖摸。
“王老师，你有什么事吗？快请坐。”马柳平连忙起身和王老师打招呼。
“马书记，咱们的这学校快办不下去了。都快没老师上课了！我都成了光杆司令了！你们大队的领导们快点商量一下，想个办法吧？要是咱的学校停了课，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啊！”
“怎么回事？咱们学校为什么要停课？怎么就能办不下去了呢？老师呢，咱们学校的老师都去哪了？”马柳平一听，坐不住了。
鱼湾大队的学校现在有三个老师，都是三个男的，一百多名学生。这个学校已办起快三十年了，村里的不少中年人，都是在这个学校的小学里，度过他们的童年时代的，也是从这个学校学会了认字、算术等等知识。像马柳平、吴永霞等年轻人就是从这个小学毕业后，到公社上的初中。
大家对鱼湾小学——这个母校都有着深深的感情。如今听王群老师说学校快办不下去了。又如何能不着急？
王群老师接过吴永霞倒的一杯热水，喝了一口后，慢慢讲起事情的前后过程。
学校里现在有包括王群老师在内的三个教师。只有王群老师一个是国家公办教师，由国家财政每月发工资。其它两位老师，都是家住在本村地大队民办教师，年龄都在三十岁上下。
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前，能在大队学校里当个民办教师，那可是一件最美不过的好差使：每年除了寒假，暑假两个假期外，大队一年给他们记二千六百个工分。公社每个月还补贴六块钱。要是在假期里。愿意跟上生产队集体到地里出工，大队再给他们单独记工分。这样算下来，一个民办教师全年挣的工分，比一个大队最好的劳力还要挣得高，别人那还要好好地干哪！所以学校里的民办教师们，也就能安安心心地给孩子们上课。
可是自从0四月。全公社推行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以后，民办教师的处境马上就变得极为尴尬：既然是推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那么大队也就不再组织社员们集体出工；民办教师每年所挣的二千六百个工分，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只剩下公社补贴的每月六元钱。
那两个民办教师家里也有了地。他们又要种地、又要教书，实在是精力分散得太厉害。更何况，这两位教师教书教了多少年，地里地农活早就生疏了不少；体质又不行，家里负担都还不轻：一个家里有五个小孩，一个有四个小孩。种地把式不行，家里也缺劳力。在学校教书。靠公社的每月六块钱，实在是难以维持生计。只好向学校的王校长提出了辞职的申请。
吴永成在一旁听了王群老师的一番话。脸上也有些动容。
民办教师一直是中国教育多少年的一个特色。它是因为农村教师大量短缺，不得已才出现地一个畸形产物。直到十几年后。在乡镇、农村，不少民办教师还一直担负着全国广大农40——50％的教学任务，工作量相当大，而报酬是非常的低。在吴永成前世时，他曾包过几个村，也了解了一些民办教师的苦衷：民办教师一般均为农村户口。在九十年代，每月的工资也只有七、八十元钱，相当于当时国家公办教师的十分之一。而所承担的教学任务，却比县城学校的公办教师要多得多。
大、中城市学校的小学。各门学科都有单独的老师上课，学语文地只教语文，学美术的只负责教孩子们画画；而农村地教育却是多数为复式教育。有些小山村的学校里，一间教室、二十几个学生中就可能有一年级到五年级地学生。一块黑板、五个年级的授课内容，而教师却只有一个。从语文、算术、音乐、美术、自然、体育等等。凡是已开设的一至五年级的课程，都是他一个人来承担。也可能农村的教学质量的确不如城市的教育。但在当时缺乏大量教师的情况下，正是这许许多多地民办教师，成为山区孩子们的启蒙教师：教他们认字、算术，教他们认识外面世界地精彩。其中有不少的杰出人才，在他们的启蒙教育下，插上知识的翅膀，飞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民办教师为这个世界付出了许多艰辛，可他们得到的却很少、很少。很多人穷困倒、默默度过了一生；而不少人累倒在了讲台上，身后留下的，只是一个清贫如洗的家和失去了亲人的孤儿寡母。
“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是他们的真实写照；“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他们的精神缩影。
马柳平为难地说：“全县的情况都是这样啊，咱们能有什么好办法啊。王老师，你先回去，我们大队的几个干部先商量一下”。
王群老师走后，吴永成向马柳平建议：“三姐夫，这老师的事情可不敢马虎，咱大队的孩子们全靠他们，咱鱼湾村的将来也得靠他们。我有个想法你听听，看行不行？咱大队每个月拿出二十块钱补贴他们那两个民办教师。其中十块钱是固定的，每月发；另外十块钱，就作为奖金，只要那个老师的教学成绩，在全公社的考试中，能进入前十名就奖励他。这样一来，他们的收入和公办教师的工资，也差得不是太多。至于他们家里的地，由大队每年派人帮助耕、种。让他们能安安心心地教书。咱大队每年也不在乎这两个民办教师的补贴。要是以后大队的公司能挣大钱，就把他们的补贴提得再高点，和公办教师的待遇一样。如果教得好，甚至还可以更高。”
第二卷 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