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风云录》完本全集阅读-第1部分-人文书库

古代遗址与神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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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幻般的夏王朝遗址？”
　　这是日本一家具有代表性的报纸的头版头条，介绍了一份关于中国的考古学调查报告。
　　——真是如此重大的事情么？
　　很多人都这样问我，甚至连广播电视台的人都上门来问。
　　“梦幻”这个词惹人遐想；同样，“到底有没有夏王朝”这个说法也让人疑窦重重。
　　以《史记》为首的中国古代史书，记录了三皇五帝之后夏殷周三个世袭王朝的交替过程。只不过在这个时间段内，划分神话时代和历史时代的时间点成了一个问题。三皇五帝属于神话时代，这一点基本没有什么疑问。
　　现代史学对于缺乏证据的传说是持否定态度的。殷王朝的存在性就曾受到广泛质疑。中国史学家中很少有人主张殷王朝不存在，但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人非常多，“不存在”一说基本已成定论。日本的白鸟库吉（1865—1942）论证了“殷王朝虚构说”的合理性。大概从1899年起，人们开始关注甲骨，不久就确认了殷墟的存在。仅在二战之前，对殷墟的发掘就进行了15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翌年——1950年开始，发掘工作得以再度展开。
　　甲骨上刻有文字。对殷人来说，所有事情都可以占卜，从气象到狩猎成果，无所不包。所谓甲骨，指的是龟甲和兽骨。在甲骨上刻阴字，然后灼烧出裂纹，根据裂纹来判断吉凶。举个例子，想占卜“明天下不下雨”，首先要把这件事情刻上去，这叫做“贞问之辞”。钻灼后出现裂纹，对此进行判断的人叫做“贞人”，由他来揭示结果。比如他在甲骨上刻了“明天下雨”，这叫做“繇辞”。有时刻字在“下雨”或“没下雨”已经发生后进行，此时叫做“征验之辞”。这些刻在甲骨上的文字被统称为“卜辞”或“契文”。
　　卜辞相当于现在汉字的远祖，所以解读卜辞并不困难。卜辞中，关于王的出入平安与否和梦兆吉凶的贞问比较多，提及王的祖先的也不少。由这些卜辞，人们知道了殷的历代王名。如果和《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述相对照，二者的王室世系基本一致。于是，殷王朝的存在性就不容置疑了。只是年代还需确认，不过可以推定，殷王朝推翻它的前朝是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之后世系延续了四百多年。
　　那么，殷王朝创始人成汤即武王所消灭的“夏王朝”，到底存在过吗？
　　迄今所发现的甲骨文，仅有殷武丁前后到殷灭亡（推定是在公元前1028年）之间约二百多年这一部分。假如殷王朝持续了四百年，前半部分的记录就缺失了。
　　我们和《史记》保持一致，用“殷”来称呼这个王朝。不过，相较“殷”而言，现在的中国多用“商”来称呼。《史记》中记载，殷的远祖契，是舜的司徒，受封于商地，以“商”作为王朝的别名由此而来。虽然几经迁都，但王朝子民都没有停用过“商”这个自称。
　　殷墟中不仅发现了大量的甲骨片，还有王都遗址及王陵，所以其存在性就有了确凿的证据。但是之前的夏王朝的存在与否，则无明确的证据佐证。
　　最近，遗址的发现使报纸版面的讨论氛围活跃了起来。不过，仅就目前的这些证据还不足以断言这就是夏王朝的遗址。在和夏王朝有关的遗址考察中，若有如甲骨文那样的文字出土就好办了，但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报告。遗址虽然被城墙围起来，但是作为王都，还是被认为面积过于狭小。而反对者则认为，作为公元前2000年的王朝王都，规模大不到哪里去才对。按古代传说所言，由禹开创的中国最早的世袭王朝夏，共十四代十七王（因有兄弟继承等），持续了四百七十年。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古代遗址与神话（2）
暂且不管夏王朝有没有存在过，真实存在的殷王朝的确推翻了之前的世袭王朝。无论甲骨文还是口头传承都表明，殷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
　　甲骨文中的“夏”字，上半部分是个，头上像是戴着鸟羽饰品，脸上像是戴着面具。在古代，领导人类群体的是上知天意的巫师。“夏”字的上半部分说的就是这种巫师，而下半部分的“夂”，描绘的是双脚舞动的样子。“夏”，指的是上知天意的伟大人物，也就有了“伟大”的意思。
　　再没有别的字比这更适合做王朝的名称了吧。而用这个字来指代草木最繁茂的季节，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说，“夏”和“下”同音，有和“天上”相对的“天下”的含义。总之，不管理解成“伟大”还是“天下”，用“夏”做王朝名称都是很合适的。
　　还有一种可能，处于领导地位的几个家族都被称为“夏”。这样，“夏”给人的感觉就不是固有名词，而是普通名词性质的了。
　　暂且不论夏王朝究竟是真实存在的世袭王朝或仅仅是个神话传说中的时代，要知道，即便是神话，也应该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历史。从地下出土的遗物中，即可窥见古代历史的一斑。此外，如果让神话附丽其上，并透过神话看历史，亦不失为一种方法。神话虽不是历史本身，但将神话从历史中剔除，也显得过于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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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话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特质，从中可以窥见国家成立的过程。中国神话的特征在于，它具有高度的片断性，而没有系统性。例如，有个叫共工的神，按理说已在尧的时代被杀于幽州，然而在舜的时代他又被流放到幽州，接下来在禹的时代又被驱逐。而###共工的神——祝融也同样出现在多个意想不到的时代中。可能这些并不是神的名字，而是民族或官职的名称。我们所熟悉的善使弓的名人羿，曾仕于尧，但又出现在夏代，还驱逐过夏的太康（夏王朝第三任王），这在《史记·夏本纪》中有记述。
　　像这样与时代毫无关联的神，我称之为“徘徊之神”。羿很可能是个狩猎民族的首领，这样，他出现在多个时代也就不难理解了。即便如此，神话还是过于零碎，无法建立起一个体系。
　　神话是故事，讲故事的人肯定是想表达或说明一些思想，而不仅仅是漫无目的地讲述一件有趣的事。以日本神话为例，它说明的正是大和朝廷的成立过程——“天孙降临”，被称为“天神”的群体开始吸纳、吞并地方豪强。“让国”等传说中就表现得非常明确，地方豪强被叫做“国神”。天孙族把地方豪强纳入自己的统治，成立了大和朝廷。《古事记》的神话说的就是这些事情——天孙族采取措施，在本无血缘关系的群体种族之间缔造血缘关系。
　　所有的国家（以族群为表现形式）都会用神话来描述本国的诞生过程。中国的正统王朝经常易位更迭。前文已经提到，夏王朝可能是由几个世袭家族构成，如果发生易代，新王朝不会沿用前朝的神话，而会创造自己的神话。当这个新王朝又被取代的时候，下一个王朝的神话就又新鲜出炉了，这样就很快进入了历史时代。
　　中国的正统王朝屡屡改朝换代，导致神话就像散落一地的碎片。因此，中国的神话具有片断性且没有系统性，这是必然的。但是，绝不能根据这个结果而迅速得出中国的民族性格中缺乏系统性思考的结论。

古代遗址与神话（3）
尽管深具片段性，但中国的神话也因国土的宽广而以碎片的状态保留下来。一个族群就算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失去了主流的宝座，也可以逃到其他土地上栖身。虽因势力衰微失去了生动传播本族神话的力量，但神话的部分内容可以以某种形式残存下来。
　　神话本来就是超出时代的事物，想把神话和历史时代进行无缝对接是做不到的。
　　如果历史时代可以从人类拥有文化开始算起，那么新石器时代就是历史的曙光。
　　1921年，瑞典的考古学者安特生（1874—1960）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在此之前，中国确实被认为没有经历过石器时代。而在这里，彩陶的出土让安特生非常惊喜，因为这种彩陶和中亚的安诺以及乌克兰特里波列的陶器非常相似，所以他认定中国的文化是由西方传入的。
　　仰韶文化因出土之地而得名，该文化擅长在红陶的基础上，创作造型、样式，制造彩纹陶器。仰韶文化成了通用的学术名称。在此后的调查中，此处又多次出土了龙山文化的代表黑陶。当然，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安特生所处时代的考古学必定是极为稚嫩的。
　　醉心于彩陶的安特生，坚信文化由西传来，于是他来到西部的甘肃进行调查，收集甘肃彩陶，并完成了六期的编年分类。不过在二战结束后，快速发展的考古学研究推翻了他的“彩陶西来说”，考古学的新式武器——放射性碳元素测定法登台亮相。通过测定，安特生发掘的甘肃彩陶遗址中最古老的曹家嘴遗址所处年代为4540年前（误差在100年内）。1952年，在西安市郊建造发电厂时发现了半坡村的仰韶文化遗址，测定值为6080年前（误差在110年内），比甘肃的遗址要早千年以上。所以很明显，彩陶不是由西传入，而是从东部向甘肃传播的。
　　与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相对的，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对龙山文化存在性的确认在1930年至1931年这段时间进行，大约就是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十年之后的事了。这一次实施发掘的不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掘地点在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龙山文化因此镇而得名。
　　彩陶是用手捻捏来制作陶器形状，而龙山黑陶已经开始使用旋盘。和仰韶比较厚的彩陶相比，龙山黑陶比较薄，内有陶胎，甚至有像蛋壳一样薄的。因二者在制陶技术上有很大的差距，故有人认为它们是性质不同的文化。仰韶和龙山虽然都在黄河流域附近，但二者之间的地理距离达到了约760公里。
　　中国学者傅斯年（1896—1950）于1935年发表《夷夏东西说》，引起很大反响。这种说法认为，古代中国东有夷族，西有夏族，历史在这两族的接触中展开。由于东西部发现的文化遗址性质不同，两族并立的看法也就很自然地产生。如此一来，如果把殷看作夷族政权，夏为夏族政权，那么此前被史书认为夏和殷是承接的纵向关系，就要变成同时存在于东西方的横向关系了。
　　日本的内藤湖南（1866—1934）思考的方向正好与傅斯年相反。他认为，在古代中国东方崛起的是夏，而在西部内陆崛起的则是殷。这种看法同样没有机械性地把殷放在夏之后，而考虑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存在，这一点和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有共通的地方。

古代遗址与神话（4）
不过，紧接着仰韶、龙山的发掘，重要的庙底沟（河南省）和半坡的发掘也开始进行。此外，考古学研究所的夏鼐（1910—1985）也对仰韶进行了再调查，使“东西说”基本被否定。
　　“东西说”被提出的缘由，是仰韶和半坡的遗址中，在以彩陶为特长的仰韶文化层之上，还叠加了以薄黑陶为特长的龙山文化层。
　　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虽然分居东西，但核心本质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分上下两层被发掘出来，故两种文化并非性质不同。仰韶到龙山之间是纵向的发展关系，这种看法更为合理。
　　仰韶和龙山间的关系，与日本的绳文式文化和弥生式文化间的关系有类似之处。一说两种文化核心性质不同，另一说弥生式文化是绳文式文化的继承者。绳文人和弥生人的骨骼，除后者身高略高以外，与现代日本人似乎没什么不同。
　　由绳文式文化到弥生式文化的转换、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转换，主要是因为生活方式的变化。没有任何刺激诱因就转到了不同的文化阶段，这是不可能的。
　　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工具的使用与否。火的使用虽然是一个显著的不同点，但取火却是人类借助自己设计的工具来完成的。上述四种中日文化，都以制作陶器而知名。
　　因此，考察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转变，仍然应该把工具的发展放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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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韶文化的彩陶制作靠手捻捏，而龙山文化的黑陶则使用了旋盘这种新式工具。人类的智慧总是在进步。不光是旋盘，农耕、狩猎、捕鱼等已经存在于仰韶文化的产业，到了龙山文化时代，所用的工具比以前都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首先概览一下仰韶时期的文化。发现于1952年的半坡遗址在西安郊外，位于浐河东岸约公里、高出河床9米的地方，可称得上是仰韶文化的代表。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其作了详尽的调查，用很大的铁架圆顶予以遮盖，并建成了一座大博物馆。
　　对于发掘出来的遗址，常规做法是在调查结束后将其重新掩埋，下次调查时再进行重新挖掘，以避免遭到风雨侵蚀或人为的损害。例如，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的殷墟就是这样处理的。而半坡遗址展示给我们的是有房顶遮盖的未掩埋原貌。居住区的面积大约有3万平方米，中央是公共###场地，居住区外则是公共墓地和陶窑场。居住区内共有约200户，周围挖有上宽达6至8米的壕沟，而要越过壕沟外出，需用砍伐下来的树木架设桥梁。所以可以认为，壕沟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猛兽入侵，因为人类可以通过架桥轻松地越过壕沟。
　　在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居住地周围发掘出一圈壁垒。发掘报告称其残存部分高度在3米以内，那么原始的壁垒应该更高才对。仰韶居住区是为了防御猛兽而挖壕沟，而龙山遗址却从挖壕沟转变为筑高墙，显然可见到了龙山时期，先民们还要防御人类敌人的入侵。
　　为什么还必须防御人类的入侵呢？这表明财产已经开始私有化。在仰韶时期，同一居住区的人们共同享有在农耕、狩猎中获得的物资。半坡遗址中有公共###场所，先民们如果想要什么东西，去那里领取就可以了，没有囤积的必要。用壕沟围起来的村子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有需求就取，无必要则不取。挨饿的时候，所有人会一起挨饿，长老们会在公共###场所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物资。虽然我不想用已沾满“污垢”的术语，但这就是“原始共产社会”，或者也可以叫做“非私有财产制共同社会”。这一时期，富有不具备任何象征意义。比他人富有不能拥有任何特权，也不意味着会受到同村人的尊敬。获得尊敬的是那些发明、改良工具的人。

古代遗址与神话（5）
半坡村的成年人死后被埋在壕沟外，小孩则被放入瓮棺中埋在居住区内。然而也有例外，发掘报告称也有小孩被直接埋入四面置有平板的矩形洞中，并没有瓮棺。一般认为，半坡村不存在阶级，但人们在这里仍可注意到细微的阶级萌芽。也有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幼儿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处理，是因为跟原始信仰有关系。不过我认为，不管是埋葬还是其他活动，如果其中有例外，也就是人和人的待遇不一样，就会给这个无阶级社会增加裂痕。
　　用壁垒围起来的龙山文化，其埋葬明显体现出了阶级差别。墓的大小不等，有刚能容下遗骸的超小号，也有长4米、宽3米的超大号。另外，在山东省宁阳县堡头遗址的120多个墓葬中，动物头骨、陶器及其他物品等陪葬品最多的有160件，最少的一件也没有。
　　龙山文化中已出现了贫富差距，这反映出阶级已产生。大多数遗骸呈仰卧姿势，但也有少数是俯卧的，一说这就是奴隶。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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