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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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 第1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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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官商合办之议,命盛宣怀尽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数以『官本』补足,如何筹划,另作计议。获得这样的授权,骗局已必可实现。盛宣怀一到上海,复又调动官款,收买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以后,一面委托一名外国律师担文,办理接管的手续;一面赶到南京,向沈葆桢复命,事情已经定局了。

据盛宣怀的书面报告,说是『议定码头、轮船、栈房、船坞、铁厂,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项一概在内,现银二百万两。其余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各码头、洋楼、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总计二百二十二万两,较原来的开价,减了三十万两之多。

至于付款的办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银二十万两;约定十二月十八日续付二十万;明年正月十七再付三十万,即行交盘。余数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

至于商股,盛宣怀说已招到一百二十二万两;短缺『官本』一百万两,盛宣怀亦已借箸代筹,某处可拨多少,一一指明,当然这也是预先跟梅启煦商量好的。

谈停当了,便须出奏,类此案例,倘为北洋主稿,便须南洋会衔;南洋主稿,自然亦须北洋会衔。盛宣怀极力申说,时机迫促,往返磋商,误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万定洋将遭没收,劝沈葆桢单衔出奏;又说李鸿章与沈葆桢是同年,遇到这样的好事,只会赞成,不会反对。沈葆桢想想也不错,同意单衔出奏;在折尾上声明∶『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运道冰封,陆路仍可通行,显然的,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沈葆桢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盛宣怀特设的圈套,先则以『十七之期』对沈葆桢『当仁不让』;继而以恐误二批交银之期会遭损失,迫使沈葆桢单衔出奏,这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要出脱李鸿章,以便将来骗局败露时,李鸿章得以未与闻共事的局外人身分,易于回护。

果然,四年以后骗局败露了。发难的是一个湖南籍的名士、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折严劾招商局管事道员盛宣怀等蒙蔽把持,营私舞弊。当时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对一班『清流』的议论与主张,十分重视,当即饬下两江总督『痛加整顿,逐一严查。』其时的两江总督名叫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对于李鸿章久怀不满。原来李鸿章自从『用沪平吴』后,一直视两江是他的地盘,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却能巧妙地运用洋人,以及实际上办理洋务的关系,在两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挥;最使刘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鸿章的妻舅赵继元在两江的胡作非为。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丙辰科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亦点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如何侥幸而得列清班,一直是个谜。不过,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的那枝笔,做京官决无出头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为道员,在吏部走了门路,分发江南候补。那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当洪杨初年时,怕功高震主,决定急流勇退,遣散湘军,抚植李鸿章的淮军来替代;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便派了他一个极重要极肥的差使∶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凡事自作聪明,恃有妹夫李鸿章作靠山,在曾国藩以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李宗羲、沈葆桢,都不大能指挥得动他;沈葆桢病殁,继任的刘坤一,资格比较浅,就更不在他眼里了。

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惟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耿于怀,久已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帐目,逐款严查。』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

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

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帐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

『帐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人,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议,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照西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初跟沈葆桢说∶『若逾十七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即指新的年度开始而言。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定议』,所谓『付给定银二十万两』,全属子虚乌有。

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照数转付旗昌银行,银数固然分毫不短,但古应春深知内幕,指出这一笔百万银子中,盛宣怀等人中饱了四十四万两。

『证据呢?』各省官款是实数,都由阜康汇来,招商局派人来提走了白花花的现银,转存外国银行。可是,付给旗昌的,不是现款,是旗昌的股票。『古应春有《申报》为凭,载明当时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两,实值五十六两。

这就是说,盛宣怀只须花五十六万两银子买进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万银子的帐,岂非中饱了四十四万两。光是这两点,舞弊的证据便很确实了。

彻查的结果,掀开了整个内幕,盛宣怀与徐润等人所玩的花样是∶第一,以定银二万五千两,与旗昌订定收买的草约。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购每一百已贬值至五十六两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对抗洋商轮船公司,挽回利权的理由,捏词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说动沈葆桢拨给官本。

第四,捏称已付定银二十万两,造成既成事实,并以运道冻阻,无须咨商北洋为借口,迫使沈葆桢单独负责。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权,委托英籍律师担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万两汇到招商局后,盛宣怀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额十足抵换现银。

第七,应付旗昌余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垫付四十余万两,尚短六十九万,由『官本缓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险费盈余等陆续给付。事实上现银与股票之间,仍有很大的一个差额,饱入私囊。

所谓『官本缓息』是江南各省拨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应付利息,暂时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暂付一半,所余一半改为股本。这样陆陆续续,东挪西凑牵扯不清,根本是一盘糊涂帐。

哪知刘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怀等人先发制人,列举了十八条申辩的理由,具禀北洋,由李鸿章抢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入之见,发生排拒刘坤一的意见的作用。加以盛宣怀的大肆活动,刘坤一的复奏,果然『留中』了。

李鸿章的复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刘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条』。他的笔下很来得,当下亲自草拟奏稿,驳斥李鸿章。首先说明∶李鸿章认为刘瑞芬等,查案不无错误,为盛宣怀极力剖辩,奏请免议;此则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能置议。不过,刘瑞芬等所禀盛宣怀的贪诈情形,颇为明确,『有不敢不再陈于圣主之前者。』

首先要驳的是,李鸿章所陈,当初收买旗昌,请拨官本银一百万,并饬两准盐运使劝盐商就『盐引』派搭股份,预计可得银八十万两,再通饬南洋各省藩司、各海关道,随时劝谕富商搭股,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刘坤一先引沈葆桢当年所奏,『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各商尽力攒凑,只能集成银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拟请南洋各省,尽力筹拨一百万两』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如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十一万两之说,则沈葆桢何所据而云然?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饬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桢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何以不札饬各司道查照办理?』

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仅集股银四万余两』。虽有『官本缓息』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

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葆桢方面来看,倘如盛宣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桢能『轻掷百万库款』吗?再是从盛宣怀方面来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凑集,那末『盐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关道劝谕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当具呈催问,而竟无一字之禀,甘愿以重息在外称贷,这是合理的吗?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是盛宣怀先有凑集百二十二万两之言,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桢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又说∶『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词而抹煞沈葆桢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沈葆桢于光绪三年陈奏饷事,论及提拨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难言之隐矣。』接下来又说∶『臣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即欲收买,应照西洋『折旧』之例,为何照原价承受。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盛宣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愈宽,而虚靡更巨,去年系第五届,竟亏至二十四万六千有奇,国帑高资,势将付之乌有。随经候选道员叶廷春入局经理,是为第六届,遂余银至二十九万有奇,短长并计,实多出银五十三万二千两,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节省而来,则盛宣怀等之滥用滥支,一年之内数十万两,岂不骇人听闻,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原来此骗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旧船、码头、仓库的管理,亦须大笔费用,成了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盛宣怀、唐廷枢计议,不如找个人来接办,以便脱身。多方物色,找到一个江苏的候补道叶廷春,同意接手,其时为光绪四年夏天;依照西洋会计年度跨年的算法,称之为『一届』,这年是第六届。

叶廷春接办后,实事求是,办求节流,至年底盈余二十九万两;到第二年会计年度届满,实盈五十三万余两,即是刘坤一所说的『短长并计』。

盛宣怀等人的原意是,金蝉脱壳,将叶廷春当作『替死鬼』,不过叶廷春居然能将这个烂摊子经理得有声有色,贪念一动,便又设计排挤;叶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怀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奥援,说不定会惹祸上身,因而急流勇通,招商局便又归盛宣怀等人把持了。

刘坤一此奏,事实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怀本万无可免,哪知奏报到京,适逢慈安太后暴崩,这件案子便压了下来,胡雪岩原以为慈安的『大事』一过,会有结果,盛宣怀等人撤职,招商局或者会派他接办。可是他没有想到,盛宣怀另外走了一条路子;同时李鸿章亦正有用他之处,两人一凑,竟得化险为夷。

盛宣怀新走的一条路子,便是慈禧太后的亲信、长春宫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此人本学的皮毛行生意,京师称之为『毛毛匠』;又以制皮需用硝,所以李莲英的外号叫做『皮硝李』。他是二十几时赌输了为债主所逼,无可奈何,『净身入宫』。作为逃避。原是『半路出家』,早先的许多同行、朋友,仍有往来,所以盛宣怀得以找到关系,大事结纳。

至于李鸿章有重用盛宣怀之处是,正在开办电报。早在同治三年,俄国要求自恰克图铺设陆线,直达北京,朝廷断然拒绝,俄国改变计划,采取迂回的办法,先将西伯利亚陆线延伸至海参崴,然后与丹麦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设单心水线三条,一条是海参崴至长崎,一条是长崎至吴淞口外的大戢山岛,又一条是香港至大戢山岛。先后在同治十年完工。

大戢山岛已在中国领海之内,但朝廷认为无足轻重,置之不问。

于是大北公司得寸进尺,由大戢山岛沿长江伸一条水线进来,直通上海,在黄浦滩登陆,而且公然设局营业。这一来,俄国经海参崴、长崎而达上海;对于中国的政情、商务、瞬息之间便能传到圣彼得堡。当然欧洲各国,也能经由圣彼得堡的转运,获得同样的便利。

这条名为北钱。大北公司另有一条南钱,由大戢山岛经厦门鼓浪屿而达香港,长九百五十海里,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槟榔屿以达欧洲。南北两线的电报最初只用洋文,后来发明四个阿拉伯字编组的中文吗,一共七千字,印刷成书,普遍发售,于是,不识洋文的中国人,也能分享电报的便利了。

其次英国亦不甘让大北公司独擅利薮,同治九年由英国公使威妥玛策动英商东方电报公司,自英国设海线经大西洋、红海及印度洋而达印度;再另组大东电报公司,由印度南境,延伸这条海线经新加坡、越南西贡等处至香港『及至正式向中国申请自香港铺钱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至上海时,却一直未获成议。到同治十二年大北公司既在黄埔设局营业,大东公司毫不客气地自香港经福州,设海线至上海宝山,再转接至英租界,开张营业。

盛宣怀是早已看出电报这项万里一瞬,恍同晤对的通信利器,必有前途;但在内地架设陆线,颇为不易,最大的障碍是,破坏了人家的风水,一定会发生冲突,即令勉强架设好了,亦会遭人拔杆剪线,所以对此事的进行,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样到了光绪五年,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因为伊犁交涉,中俄关系大为紧张,除西北以外,东北及朝鲜的情势亦颇为不稳。李鸿章统筹军务全局,看人家有电报之利,掌握军情,占尽先机,未战已先输一着,因而接纳盛宣怀的建议,延聘大北公司的技术人员,架设自大沽口北塘海口炮台起,到天津北洋公所的陆线,试办军报,效果良好。这一来,盛宣怀自然要进一步建议,创设由天津至上海的陆线电报。光绪六年七月,李鸿章上奏∶『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陆路则有火轮车,飞行绝迹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玉帛相亲,战则兵戎相见,海围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以迟速悬殊,望尘莫及。』最明显的实例是,曾纪泽从俄国打回来的电报,到上海只须一天;而上海至北京,由轮船传递,要六、七天,如果海道不通,由陆路驿递,最快也得十天,『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反迟十倍。』电报的灵捷,真令人梦想不到。

至于军务上的用途,李鸿章举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的军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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