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兆琦史记 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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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兆琦史记 新读-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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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意思是除儒家以外的其他学说统统废止,不许其
  流行,只有这样,全国的政令、整个社会的思想、行动才能统一。汉武帝就是
  采纳董仲舒的这个建议,推行他的尊儒活动的。
  儒学的创始者是孔子,其后又有孟子、荀子等人。但汉武帝所真正尊起来的“儒学”,却与我们从先秦古书上所读的“儒学”与“孔子”有所不同,它是被董仲舒、公孙弘等改变了面目,用儒家旗号包装起来的一种熔儒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理论于一炉而为汉武帝巩固统治服务的一种学问。
  汉武帝所尊之儒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是充满神学气。他们大讲“天人感应”,大讲阴阳五行,变儒学为宗教。汉代儒生甚至神化孔子,说孔子能预知他身后的儒派弟子将有被秦朝焚坑的磨难,到汉朝的第五个皇帝时将使儒学大放光彩等等,这些问题详见于王充的《论衡》。
  其二是明明白白地为巩固皇权统治服务。他们鼓吹“君权神授”,说“皇帝受命于天”,“社会上的一切臣民都受命于皇帝”。他们改变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两方面都有要求的提法,而将“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等都说成是上天意志的体现。而“三纲”中的根本一条是“君为臣纲”。这样的理论当然是汉武帝所喜欢听的。
  公孙弘提议建立的“太学”,是汉武帝尊儒的一项重要工程。这是一个由朝廷举办的以培养儒学弟子、为各级官府输送人才的地方。在“太学”里任教的教官称作“博士”,受教的学生称为“博士弟子”。这些弟子们毕业考试合格后,分配到各级政府机关充当文秘人员。负责给本部门的长官起草上报、下发的各种文件,这些文件要一律用儒学的辞令、儒家的条文包装起来。汉武帝本人下发的诏令,要让大文学家司马相如那样的人代为起草,或代为修改,使用的语言和说话的口气,都像是儒家的经典《尚书》里的文章,都像商汤、周武王的说话那样艰深古奥。所以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汉代官场的一些应用文,都是满纸的“子曰”、“诗云”,一派温文尔雅的样子。
  

千秋功过说汉武(2)
汉武帝的这种统治被称作“杂霸王道而用之”,这就是说,它既要用儒家的一些教条、一些词语来欺骗人、麻醉人,又要用儒家外衣包装下的秦始皇那样的严刑酷法来镇压人、统治人,这就叫做“文武并用”,一方面有牧师的职能,一方面又有刽子手的职能。这种儒学一经确立,它不仅对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起了重大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一直影响到清朝末年。所以汉朝以后的历代帝王都提倡尊孔,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
  汉武帝之茂陵汉武帝的尊儒与伴随尊儒所推行的一些措施,的确取得了效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是实行“推恩法”,让各诸侯国的老国王划分自己的领地以分封他的所有儿子为侯,从而把各诸侯国变得零碎不堪;同时又寻找借口、编说罪名,把这些小诸侯加以取缔:如芒侯刘申生因娶皇帝的女儿为妻,对妻子不敬,被废除;祈侯刘它因陪着皇帝打猎而自己提前结束,被废除;绛阳侯刘禄、宁侯刘指因走出自己封地的界线,被废除;宋子侯刘坐因到边境以外买东西,被废除;邔侯刘遂因卖房子给公家故意提高价钱,被废除;山都侯刘当、安丘侯刘指因打算到上林苑偷鹿,被废除;河阳侯刘信因向人借钱六个月不还,被废除……后来觉得这样一个一个零敲碎打地处置不解气、太麻烦,于是抓了一个诸列侯凑份子陪皇帝祭祖,交纳的金银“分量不足”或是“成色不好”为由,一下子消灭了列侯一百零六个。就这样,自刘邦开国以来国内割据的威胁遂告解决。
  其二是实行用儒家外衣包装下的严刑峻法,使举国上下更加战战兢兢、循规蹈矩。先秦儒家反对武力与刑罚,汉武帝是怎样把儒学与刑罚巧妙地结合起来呢?当时的头号酷吏张汤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摘引出一些词句,编成一本书叫《春秋决狱》,专门给当时的法官判案做引经据典之用,这一下子就使孔子成了汉代酷吏的祖师爷。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记载当时的情况说:“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尤其是当时还有所谓“腹诽”之法。汉武帝为更简便地进行搜刮,想推行一种新的货币。大司农颜异没敢出面反对,只是嘴唇轻轻地动了一下。于是汉武帝说:“即使你嘴里没说,但是你肚子里反对。”于是便以“腹诽”的罪名将一位“九卿”之一的高官处死了。这“腹诽”的罪名,似乎在秦朝都没有。这一来就保证了他的种种政策法令更好地得以推行。
  其三,汉武帝实行了一系列盐铁铸钱官营,以及平准均输、算缗告缗等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使当时已经规模相当宏大的私人工商业被摧毁,《平准书》说是“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这在我国古代的工商业发展史上应该说是一场严重的灾难;但它又的确在短时间内把大量的财力物力都集中到了朝廷方面来,从而为他的对外战争与其统治集团的豪华奢侈提供了保证。
  其四,通过办太学以及各级官府的大力推行、提倡,儒家学派的一套东西在整个社会上逐渐普及开来,在思想文化、社会风气诸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对于汉武帝所推行的这些尊儒活动,从为巩固封建统治而言已如上述;但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应该如何估计,清代方苞说:“由弘以前,儒之道虽郁滞而未尝亡;由弘以后,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话也许说得过了点,但基本意思是对的。再有,汉武帝为“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这就使其他学派的许多东西,特别是有关自然科学的一些思想理论被统统排斥,这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司马迁喜欢先秦的儒,对孔子的人格、学说都有很高的评价,但他对汉武帝的尊儒与被尊起来的公孙弘一类的儒生都很厌恶,这从《史记》的《儒林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游侠列传》里都表现得很突出。
  

千秋功过说汉武(3)
  二 汉武帝通过对外战争形成了强大的西汉帝国
  汉武帝发动的对外战争前后有伐匈奴、伐南越、伐东越、通西南夷、伐朝鲜、伐大宛等,规模最大的是伐匈奴。单是汉武帝前期的伐匈奴就进行了十四年(前133年~前119年)。
  发动不义战争是先秦儒家所坚决反对的,这从《论语》、《孟子》等书中都可以读到。但汉代儒生却从《公羊春秋》中找出为汉武帝对匈奴发动战争进行辩护的理论。他们说:“孔子能肯定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汉武帝为给他的曾祖父刘邦报当年被匈奴围困于白登的仇,还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汉武帝伐匈奴的将军以卫青、霍去病为首。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匈奴,主要有以下几个战役,第一个叫做“关市之战”。卫青一直向北打到龙城,捕斩匈奴七百多人。龙城是匈奴的大本营,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的西南方。这次的胜利虽然不大,但这是刘邦建国以来与匈奴作战中前所未有的。第二个是卫青夺回了今内蒙古的河套地区,使汉王朝的北部边境向前推进了数百里。第三个是卫青大破匈奴右贤王,打得右贤王只带着少数的几个人向北逃去。捕获匈奴“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由于胜利空前,功勋显赫,故卫青被汉武帝任之为大将军,实权在丞相之上。第四个是霍去病在一年内两次率军西征,前后打到了焉支山与祁连山,斩敌之首级与俘虏敌兵三万多人,占领了整个甘肃走廊。匈奴惨败,痛苦地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由于霍去病的这种特殊功勋,被汉武帝封为骠骑将军,与大将军的尊贵相同,而这时的霍去病才只有二十岁。第五个是卫青、霍去病两路出兵,各率五万人同时越大漠###匈奴,大破匈奴单于于漠北。卫青有勇有谋地先自立于不可败,同时派军队勇敢出击,接着又分兵对匈奴左右迂回,单于害怕自己被俘,遂趁天黑逃走。汉军俘虏敌兵与折敌之首共一万多人。霍去病与此同时率军五万骑,从东部的今辽宁、内蒙交界地区向北一直打到今蒙古国之乌兰巴托东侧的姑衍山、狼居胥山。捕获俘虏与斩敌首级七万多。
  《史记》写汉伐匈奴十四年,真正描写了战场悲壮情景的,只有卫青这一回与匈奴单于的漠北大战。后世诗文屡称颂之:
  明代茅坤说:“卫青武刚车之战,气震北虏。”
  明代杨慎说:“自‘日且入’至‘二百余里’,写得如画。唐诗‘胡沙猎猎吹人面,汉虏相逢不相见’;‘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皆用此事。”
  总的估算一下,汉武帝用了十四年的时间沉重地打击了匈奴,使匈奴人遭到重创,从此有十五年的时间匈奴人不敢靠近汉朝边境。汉王朝的边境向北推进到了今内蒙古的中部;向西夺取了甘肃走廊,随后又向西域进军,开发了今新疆境内的大片领土,打通了东西方的交通,开展了东西方的文化、贸易往来。随后他又用了十来年的时间,###南越、东越、闽越、西南夷、朝鲜、大宛,收复了秦朝曾经占领过的广东、广西、福建,并继续向西南开拓了今贵州、云南,与四川的西南部大片地区,扩大了汉王朝的版图,使汉王朝的强大与其威名远扬,达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地步,大大地提高了当时举国上下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使当时的世界上出现了东有大汉王朝、西有古罗马帝国的东西辉映的局面。
  历史家钱穆说:“中国史上的外患,因地势及气候关系,其主要者常在北方,秦汉之大敌便是北方之匈奴。秦始皇对付匈奴采取一种驱逐政策。汉高祖以一时轻敌致败,遂听娄敬策以和亲缓敌。但和亲政策终不可久。汉、匈奴一旦破裂,则汉之形势实利攻而不利守。于是遂先有汉武帝之诱敌政策。诱敌政策失败,于是不得不大张挞伐,开塞出击。汉击匈奴,采用两种步骤:一是远出东西两翼造成大包围形势,以绝其经济上之供给与援助。一是正面打击其主力。开塞出击之进一步则为绝漠远征。(中国之对匈奴,非不知出击之利于坐防,然而不能决然出击者,则以骑兵之不足为一要因。……马畜既盛,骑兵之训练自易。……)自是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到宣帝时,匈奴终于屈服,而汉廷一劳永逸之战略卒以见效。中国以优势的人力和财力,对付文化较低、政治组织较松的民族,采用主力击破的攻势,自比畏葸自守为胜。汉武帝挞伐匈奴并不误,唯惜武帝内政方面有种种不需要的浪费,所以匈奴虽败,而中国亦疲,故为后人所不满。”又说:“观去病之将兵,较之项王未多逊。……独数其人,非虚也。……卫、霍虽以女宠进,而重以建功绝域自显,其一种进取勇决无畏之风,亦可敬矣。……然两党各有奇才,史公于霍去病虽寥寥落笔,而亦精神毕显矣,诚亦良史才也。”(《国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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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过说汉武(4)
但我们对此也必须同时看到两点:第一,汉王朝为征伐四夷所付出的牺牲、所花费的代价也是惨重的。到汉武帝末期,汉王朝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此起彼伏。第二,北方在安静了十五年后,匈奴势力又发展起来,不断袭击汉边,在汉武帝最后的十几年内,汉王朝有三次全军覆没,其中李陵失败的那一次,只有五千人,算是损失最小的;另一次是赵破奴伐匈奴,结果主将被俘,全军两万人降敌;第三次是李广利伐匈奴,李广利先是作战失败,后来又遇上朝廷政治荒谬,使得李广利竟率全军七万人降敌,是汉匈战争以来史无前例的惨败。
  司马迁对汉武帝的对外战争,总体持批判态度。班固写《汉书·武帝纪》,最后在“总评”里先肯定了尊儒方面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诸种贡献后,接着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仍是转弯抹角地对汉武帝的开边政策表示遗憾,在这方面与司马迁的思想、立场基本相同。
    三 汉武帝的独裁专制与其晚年的政治悲剧
  在先秦儒家的心目中,一个好的帝王应该是“天下为公”,能禅位、能让贤;而君臣之间应该是比较平等、比较融洽地讨论问题,而不是帝王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司马迁在《夏本纪》中几乎全部地引用了《尚书》中的《皋陶谟》和《益稷》的文字,记述了舜、禹、皋陶、伯夷君臣四人的一场对话。
  皋陶和禹先谈了他们有关治国安民的看法,舜很赞成。接着禹又说:“於,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意思是您的一举一动都要谨慎,要使用正直的人来辅佐您实行德政。舜说:“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辅之;予即辟,女匡拂予。女无面谀,退而谤予。”意思是你们要做我的左右手,我有错误,你们要帮我纠正。你们不要当着我的面时说奉承话,而转身又到下面去骂我。
  这是多么感人的发人深省的话啊!相比之下,我们看看汉武帝的专制独裁达到了什么程度呢?请看以下几个事例:
  自刘邦建国到汉武帝中期以前,丞相的权力一直是很大的,皇帝的意见常有时被丞相所驳回。到武帝中期情况改变,他另找了几个他所信任的人在皇宫内组成了一个“内朝”,参加的人选是当时的几员大将,如卫青、霍去病等。而这些人通常都是唯唯诺诺,看着皇帝的脸色说话,于是皇帝个人的意志便成了“内朝”的决定,传出来下达给丞相,丞相便只能照章执行。太尉一职,本来与丞相地位相同,掌管全国军队,并统领驻扎在京城的北军。到了武帝中后期,太尉这个官职被撤销,汉武帝只派一个级别很低的“使者护军”作为他的特派员去北军主持日常事务,实际上是他自己直接掌管北军。
  皇帝越是独裁专制,大臣便越加随声附和,献媚讨好。大将军卫青,权力在丞相之上,《史记》里说他的为人特点是“柔媚”,他找汉武帝汇报工作,汉武帝有时居然在卫生间里接见他。
  汉武帝时的司法长官都不管法律条文,一心看着汉武帝的脸色行事。酷吏杜周为廷尉(朝廷最高司法长官),对于关在监狱里的人,武帝恨谁,他就把谁处死;武帝想宽释谁,即使这个人犯有死罪,他也不加处治,长期关着,等候有一天武帝发话,他就把这个人放出来。有人质问杜周:“你作为司法官,不按法律条文办事,专门看皇帝的脸色,难道一个司法长官能够这个样子吗?”杜周说:“老皇帝的意旨写在纸上就成了法律条文,新皇帝说出来的话就是命令。我要按着新皇帝的命令做,为什么一定要按法律条文呢?”
  汉武帝做皇帝五十四年,他的前期、中期,可以说是国内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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