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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做皇帝五十四年，他的前期、中期，可以说是国内统一、国力强盛、政局稳定，政治也比较清明。后期的近二十年，随着经济的日益萧条、整个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坏，于是他的专制独裁也就越来越严重。汉武帝的晚年一连杀了五个丞相。当他任命卫皇后的姐夫公孙贺当丞相时，吓得公孙贺趴在地上苦苦求饶，死活不肯起来。汉武帝退朝走了，公孙贺哭着回家。路上有人问他哭什么，他说皇帝让他当丞相。结果这个公孙贺最后还是被汉武帝杀了。
千秋功过说汉武（5）
汉武帝早从年轻时起就有个很大的毛病，这就是迷信鬼神，希求长生不死。因此在他的身边始终麇集着一大群骗子，给他建造楼台、炼丹制药、下海求仙等等，其愚蠢荒唐的程度，历史上少有其比。《史记》中有一篇《封禅书》，专门写汉武帝这方面的事情。随着汉武帝的年岁越来越大，人也变得疑神疑鬼，总是怀疑有人要害他，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大幕拉开了。
汉武帝的皇后是卫子夫，卫子夫生的儿子刘据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立为太子。到武帝晚年，太子刘据已经三十多岁。刘据为人慈和，对汉武帝的征伐四夷屡有谏诤，对酷吏用法也多有平反，甚得百姓心。
卫子夫年长失宠，武帝的新欢一个挨一个，有名姓记载的就有王夫人、李夫人、尹夫人、邢夫人等，最后一个受宠的是钩弋夫人。武帝嫌太子刘据“生性不类己”，与刘邦当年讨厌太子刘盈的用语相同，想换一个跟自己生性差不多的。太始三年（前94年），新受宠的钩弋夫人生了刘弗陵，汉武帝给钩弋夫人所居之门起名叫“尧母门”，他把钩弋夫人称作“尧母”，把她生的小儿子称作“帝尧”，第一次向人们流露了他想废太子刘据的心思，于是皇后卫子夫与太子刘据遂一下子变成了野心家们攻击、陷害的靶子。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害人的巫术，名叫巫蛊。这种东西流入宫廷，成为嫔妃、宫女间相互攻击、陷害的手段，并进而发展到诬告某人用这种手段诅咒皇帝。
茂陵霍去病墓石兽汉武帝为查办宫廷里的巫蛊活动，任命江充主管此事。江充以敢于揭发阴私受武帝宠信，曾以纠察太子家的问题受到武帝赞扬。由于他怕日后太子为帝报复他，故而欲置太子于死地。他先从外围做起：江充等先指使人诬告丞相公孙贺父子，使得公孙贺父子惨死在狱中；接着又诬告太子刘据的姊妹与卫青的儿子，将他们逐个诛灭；最后便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了太子刘据与皇后卫子夫。
这时汉武帝住在长安西北方的甘泉宫，由于专制、迷信、多疑种种交集，使这个六十七岁还不算太老的人，居然已经老耄昏庸到了坏人怎么说、他就怎么信的程度。他派江充率兵到皇后宫、到太子宫拆房挖地，查找木偶、布偶一类的“罪证”。打着皇帝的旗号率众有目的地到某处查找“罪证”，你想还能查找不出来吗？气得太子忍无可忍，把江充杀了。于是有人跑去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造反了。汉武帝一听，就派丞相刘屈氂率兵###，太子则认为是皇帝被奸党控制，存亡不可知，于是也调集京城里的兵员进行抵抗，两军战于长安城中，死者数万人。太子下令让北军护军使者任安发兵助己，任安口头答应但按兵不动，坐观成败。最后，太子兵败，皇后卫子夫自杀。太子逃出长安，向东逃到湖县，最后自杀身死，一起被杀的还有太子的两个小儿子。
当时的汉武帝已经昏了头，他先是不察缘由，只顾愤恨太子的“造反”，因而把凡是与太子有关的人和不愿为难太子、放太子逃走的人，如御史大夫暴胜之、丞相司直田仁等一群高官都被杀掉了。
后来汉武帝渐渐发觉所谓巫蛊害人根本不可信，发觉太子并无反心，于是他又寻找借口强加罪名，把镇压太子的丞相刘屈氂下狱腰斩；把靠着与太子坚决作战而提升为御史大夫的商丘成也予以处死；把围攻太子、追杀太子的官兵也一律处死；将脚踩两只船、按兵不动的任安，也以“老奸巨猾、坐观成败”杀死。
汉武帝心里想念儿子，同情儿子的被诬陷，他让人在皇宫里搭起一个高高的可以向远方眺望的台子，他站在台子上望着儿子自杀的方向默默伤心；但他却又始终坚持不给太子和因与太子有牵连而被杀的人们平反。直到他几年后死去，也没有做这件他应该做的事。
这场惨烈的横祸是汉武帝自己一手造成的，它发生在汉武帝临死前四年的征和二年（前91年），当时他六十七岁。
这场横祸不仅殃及社会，殃及无辜的平民与下层士兵，也殃及汉武帝自己的家族、亲人，而且对已是老年的汉武帝自己的身心也是一种莫大的摧残。这样一场荒唐、惨烈的政治悲剧居然发生在汉武帝这样一个有辉煌功业、有惊世作为的伟大人物的身上，这是由汉武帝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造成的，历史教训极其深刻。
千秋功过说汉武（6）
读历史的人们读书至此，常常掩卷沉思：如果汉武帝能早死五年，或者能在五年前将国家政权传给太子刘据，那该多好呢！那样既能给国家与黎民百姓减去许多苦难，也能让他个人在历史上的名声、地位提高很多。
尾声
汉武帝死于公元前87年，享年七十一岁。
在汉武帝临死的两天前，他宣布立钩弋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当时刘弗陵虚岁八岁。
汉武帝在立刘弗陵为太子的前几天，他突然把太子的母亲钩弋夫人唤到跟前说“你的罪不可活”，不由分说就把钩弋夫人拉出去杀了，而转天就立了刘弗陵为太子。有人问他：“你既然已经决定立刘弗陵为太子，为什么还要杀他的母亲呢？”汉武帝回答：“古往今来的许多国家出乱子，往往就由于皇帝幼小、太后年轻，从而造成女主专政，淫乱宫廷，谁也没法管。你们难道没听说过当年吕后的事情吗？”
这个悲惨的故事，在过去的历史上居然也可以成为一种“美谈”，被说成是一种英明果断处置问题的范例，并说“汉武帝”其人，真真地是没有辜负他这个“武”字。
但当社会进展到今天这种重视人权、重视理性的时候，人们对汉武帝的这最后一笔又应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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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绝代太史公（1）
——司马迁与其《史记》
一 司马迁的生平与其忍辱著书
司马迁像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享年五十六岁。司马迁比汉武帝小十来岁，大体与汉武帝相终始。汉武帝时代的特征，开始时正当汉代建国以来的六十多年，是经过一种休养生息而达到了经济恢复、国力已经相当强大的时代。据《史记·平准书》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也正是在这种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基础上，汉武帝一方面对国内制度进行了以尊儒为特征的一系列变革，主要有进一步削弱诸侯割据势力，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内统治，进一步强化推行披着儒家外衣的酷吏制度，进一步推行了具有战时经济特征的盐铁铸钱官营、平准均输、算缗告缗，以及富有儒家色彩的文化教育建设等等；另一方面则是对周边诸民族、诸小国的大举用兵，先后有伐匈奴、伐南越、伐东越、通西南夷、伐朝鲜、伐大宛等等。这些战争都取得了胜利，扩大了大汉帝国的版图，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物质文化的交流，从而使大汉帝国的威名远播，使汉武帝时代成为了我国四千多年历史上少有的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但与此同时，生活在汉帝国的黎民百姓也为这些连年的战争、徭役，为支持庞大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付出了极其惨重、极其痛苦的代价。简括地说来，就是一面是辉煌，一面是苦难，这些问题都清清楚楚地反映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史官家庭，这个家族中曾出过许多为不同时代的国家掌管过天文、历史的人物，出过多位杰出的军事家，出过多位管理经济、管理市场的人才。《史记》中所以能够如此精彩地写到大量的军事知识、经济学问，特别是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而能具有与当时官方如此不同的经济思想，应该与司马迁这种独特的家庭影响有关。
司马迁青少年时代参加过劳动，接触过下层人民。后来周游天下，考察社会与地理、文化，这一方面为他后来写史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培养了司马迁同情劳动人民、重视下层人物的思想，《史记》能把许多下层人物、小人物写得如此生动活泼，能对他们的评价如此之高，应该与此有关。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当史官三十来年，他已经在着手搜集材料，准备写《史记》，但没能完成。司马谈在临死前嘱咐司马迁要继承自己的遗志，要其子完成这项历史重任。
司马迁在其父司马谈生前官任郎中，也就是为汉武帝充当侍卫、侍从人员时，曾受命到新拓展的西南夷，也就是今天的贵州、云南一带地区进行过考察。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其父任太史令，并着手写作《史记》。当他写到第六个年头时，因为他的朋友李陵率兵###匈奴失败被俘，司马迁为他的失败责任做过开解，因此触怒汉武帝被判死刑。司马迁因不愿自己的写史重任半途而废，故依照当时的条令，自己申请改判为了宫刑。
受刑后，司马迁已与太监无别，故而忍辱进宫在汉武帝身边当了管理文秘的中书令，同时坚持写他的历史书。又写了八年，基本完成，被称作《太史公书》。直到东汉后期才开始被人们称作《史记》。
受宫刑对于司马迁的肉体是一种莫大的摧残，对于司马迁的人格是一种莫大的污辱；但对于司马迁考虑问题的立场角度，对于司马迁观察事物的深刻锐敏，对于司马迁思想的升华，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催化、极大的提高。《史记》中之所以能有如此深刻的民主性、批判性，能有如此强烈的悲剧性与抒情性，都应该与此紧密相关。
文章绝代太史公（2）
二 《史记》其书的规模体例与《史记》其书的性质
《史记》其书的记事上起黄帝，经尧、舜、夏、商、周、秦、汉，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年～前101年），时间跨度共约两千多年，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
《史记》的构成共分五个部分：
司马迁祠其一是“本纪”。一般说来，“本纪”是以帝王为纲的全国大事纲要，如《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文帝本纪》等都是这种样子。但夏、商、周时代的史料稀少，没法按帝王分篇，故只能一个朝代为一篇。《项羽本纪》和《吕后本纪》虽名为“本纪”，但实则是个人“传记”。司马迁所以把他们列入“本纪”，是因为他们确曾在一段时间内向全国发号施令。当然这也表现着司马迁的一种特识。
其二是“表”。“表”的用处是把复杂纷纭、千头万绪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用表格的形式谱列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同时还把“本纪”、“世家”、“列传”所不能叙述到的人物、事件从中开列出来，以供研究者查找。
其三是“书”。“书”是关于国家典章制度与各种事务的专门史，如经济、军事、水利、天文、祭祀等等。为了表示尊儒，故而把《礼书》、《乐书》放在最前面，儒家不是喜欢鼓吹“礼乐治世”吗？
其四是“世家”。“世家”是有爵位、俸禄，世代相传的家族历史。这里边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他们的爵位封地都是从周天子那里接受来的，这方面的篇章有《齐世家》、《鲁世家》、《楚世家》等；另一类是被刘邦封侯封王的开国元勋与刘姓子弟，这方面的篇章有《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楚元王世家》等。其中《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的列入，表现了司马迁的特识。
其五是“列传”。“列传”是司马迁按照他所确定的标准所谱列的一些有思想、有节操、能把握时机，为国家、为社会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而立功、扬名的卓越人物的传记。在这一部分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司马迁的尊崇、司马迁的憎恶、司马迁的歌颂和司马迁的鞭挞。他可以为许多不受重视的小人物树碑立传，如《游侠列传》、《刺客列传》、《滑稽列传》、《扁鹊仓公列传》等。还有些篇章看标题是写大贵族的，实际上是在表彰小人物，如《孟尝君列传》是写鸡鸣、狗盗、冯谖；《平原君列传》是写毛遂、李同；《魏公子列传》是写侯嬴、朱亥。相反，那些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却有好多不仅没有被立传，而且在相关人物的传记里也没有提到，只在“表”中点到名姓而已。
关于《史记》其书的性质，我以为应注意四点：
其一，《史记》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历史著作，它继承了《左传》叙事的优良传统，班固称它“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刘知几称《史记》为体现了司马迁高度“史学”、“史才”、“史识”的杰出著作；鲁迅曾称它为“史家之绝唱”。
其二，《史记》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著作之一，是写人文学的开创者。对后代散文、小说、传记文学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其三，《史记》具有古代百科全书的意义，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它包罗万象，以至于我们今天不论研究哪门学问的历史，都离不开《史记》这个门径。
其四，《史记》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梁启超说：“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代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也就是说，司马迁是以历史作为载体，其中蕴含着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司马迁写《史记》不是为历史而历史，其中表现着司马迁的立场、观点，表现着司马迁对许多社会人生问题的看法，表现了司马迁的个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读《史记》就是读司马迁。
文章绝代太史公（3）
三 《史记》在今天的思想意义
《史记》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主要有五点：
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写成是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不仅如此，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