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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司马迁写《史记》，在对比着写刘邦与项羽的时候，其同情更多的是在项羽一方，而对刘邦则是有不少地方故意出他的洋相：如写刘邦的好酒好色、流氓习气、张嘴骂人、粗话满口以及怯懦自私，战场屡被项羽打败，而且败得非常惨等等。但司马迁写刘邦的优长之处也是极其用力、使人过目不忘的。如刘邦入秦后所实行的一系列得民心的政策；如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所表现的许多关系全局的宏伟决策，即使是在彭城惨败之后也不失时宜地进行巩固后方与建设根据地的一连串措施；尤其是在任用贤才、驾御贤才方面所表现的特殊能力，更是令人叫绝。韩信在对敌作战上可谓百战百胜，但一到刘邦面前简直就成了“少不更事”的孩童，一任刘邦摆布；刘邦从谏如流，在改变个人看法、收回错误指示的时候有如条件反射一样快捷，这在接受张良意见撤销封建六国后代为王的问题上，在如何处置韩信擅自称王的问题上，都表现得绝顶聪明；刘邦在坚持个人意见、造成军事上的重大失败时，对于提过反对意见者公开认错，如对于娄敬因坚持正确判断，反对进攻匈奴人而被刘邦下狱，事后证明娄敬所坚持的意见正确，刘邦遂向娄敬认错，并对之表彰、封赏等等，与其他帝王犯有错误死不认账、文过饰非的做法，形成强烈反照。项羽绝不是刘邦的对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杰出人物中刘邦是极为少有的既有突出的政治天才，又具有极其生动的独特性格魅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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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乱定将星陨（1）
——司马迁笔下的周亚夫
一 周亚夫军细柳
（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
周亚夫是刘邦开国功臣绛侯周勃的小儿子，文帝时为河内郡的太守。文帝末年，北方传来匈奴要大举进攻长安的消息，文帝调了三位将军率兵驻扎在长安城的郊区，以防备匈奴。这三位将军是：身为宗正官的刘礼将军，统兵驻扎在当时长安城东南方的霸上；爵为祝兹侯的徐厉将军，统兵驻扎在当时长安城西北方的棘门；身为河内守的周亚夫将军，统兵驻扎在当时长安城西方的细柳。
周亚夫像有一天，汉文帝带领官员、侍从分别到三座军营劳军。在到达霸上与棘门两座军营的时候，两座兵营都是营门大开，将军率领全营将士下马跪拜迎接皇帝，而文帝与其所带领的百官、侍从，则都是长驱直入兵营，毫无阻挡，毫无耽搁。待至文帝到达周亚夫细柳军营的时候，情景就完全不同了。
当皇帝的“先驱”（也称“先马”、“顶马”）到达细柳营区域外围的“壁门”，也就是筑有防御工事的外围之门时，发现情景已经大不相同。这里不但看不到任何等候迎接皇帝的人员与任何欢迎皇帝到来的喜悦气氛，相反让人看到的是一派庄严肃穆的紧张气象。守卫军门的官兵一个个都是全副披挂，弓上弦、刀出鞘。他们把皇帝的“先驱”挡在了门外。“先驱”着急地说：“皇帝马上就到，赶快打开壁门！”守卫壁门的都尉说：“我们将军命令，军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听皇帝的旨意。”
一贯畅行无阻的皇帝的“先驱”，居然被一群卫兵挡在了兵营外围的大门之外，他们还从来没有受过如此冰冷的待遇。说话之间，文帝的车驾已经来到了壁门前，还是进不去。而且皇帝也无法对守门的将士发号施令，因为把守壁门的军官已经明确说过：“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于是文帝只好改为先给周亚夫下命令，通知他说：“我要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接到圣旨后，下令让守门的卫兵打开军营的外围之门。但周亚夫的人影还是没有出现。
汉文帝的百官、侍从一见壁门打开，迫不及待地就要一窝蜂地向里闯。而把守壁门的军官又发出警告说：“将军规定，军中不得驱驰。”也就是不允许任何车马在军营中奔跑。于是汉文帝又只好让从人勒紧缰绳，让车马悄悄地缓慢行进。
当文帝的车驾到达兵营的正门时，周亚夫已经在那里等候，只见他也是全副披挂，手持兵刃，他向皇帝深深地打了一躬说：“我甲胄在身，不能行叩拜之礼，只能行个军礼。”
汉文帝见此光景，很受感动，他在车上也郑重地向周亚夫还了一礼，并说：“皇帝向将军敬致亲切的问候。”
慰劳仪式进行过后，文帝等人出了周亚夫的军营，那些被吓得面无人色的百官侍从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文帝说：“好哇，这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将军！像刚才我们所去的霸上、棘门那样的军营，简直就像是做游戏，他们那里的将军，都可以被人偷袭逮捕。至于细柳营周亚夫这种样子，谁还能够侥幸进犯呢？”
这段故事写得很好，但也不能全信。司马迁写这段故事的目的是想说周亚夫为人有个性，治军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任何人不能违犯，甚至连皇帝也不能有任何通融，这是好的。但是不能写得太过头。比如作品写“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可以；又说“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也可以。至于说“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还要“持满”，这就太过分了，用得着吗？明明知道这是皇帝前来劳军，而对汉文帝的车驾还要左一个禁令、右一个禁令，以显示自己兵营的纪律森严与自己在军中的无上权威，用现在的一个新词，就是过分地“作秀”。我相信周亚夫当时也不可能这么做，这是司马迁夸张、描写得太过头了。清代郭嵩焘曾对这段故事的本来面貌推断说：“此当为文帝微行至军，军吏得遏止之。史公但自奇其文，故于此等细微不及详耳。”他猜想大概是有一回汉文帝微服出游，信步来到周亚夫的兵营，守卫的卫士不认识皇帝，把皇帝挡在了营门外。《史记》中的故事大概就是由此发展而来。这倒也是一种不错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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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乱定将星陨（2）
另外，这“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的确是古代军事家们的一种处事原则，《孙子兵法》与《史记》的《司马穰且列传》、《魏公子列传》中都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种话，但这种话都是让帝王们听了害怕的，实行起来风险极大。即使当时因此取得了胜利，将军日后也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清代姚苎田说：“细柳一节，亚夫以此见长，亦以此招祸。”
这为日后周亚夫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但在当时周亚夫的确是受到了汉文帝的赞赏，汉文帝升任周亚夫为中尉，中尉就是首都长安城的治安长官。而且临终时还告诫他的儿子汉景帝说：“如果国家日后出现紧急，周亚夫绝对是个可以顶事的人才。”于是汉景帝上台后就任命周亚夫为车骑将军。“车骑将军”在武官中的地位相当崇高，在前、后、左、右诸将军之上。
二 周亚夫平吴楚七国之乱
（景帝三年，前154年）
吴楚七国之乱发生在汉景帝三年，也就是在公元前154年1月。所谓“七国”是指吴国、楚国、赵国、胶东、胶西、淄川、济南，其带头的是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吴国的都城广陵，即今江苏的扬州；楚国的都城彭城，即今江苏的徐州；赵国的都城即今河北省的邯郸；胶东国的都城即墨，在今山东平度县境内；胶西国的都城即今山东省的高密县；淄川国的都城即今山东昌乐，当时称作剧县；济南国的都城即今山东章丘，当时称作东平陵。
吴楚七国发动叛乱的原因：
其一是吴王刘濞与汉景帝有旧仇，当年汉景帝为太子的时候，刘濞的儿子进京朝见汉文帝，与尚为太子的汉景帝堂兄弟一道下围棋。因为一点小事发生口角，汉景帝竟然掣起棋盘把刘濞的儿子打死了。事发之后也没听说汉文帝对自己的儿子有何申饬，以及对刘濞表示过什么歉意。因此刘濞开始与朝廷结仇。
其二是自从吕氏集团被功臣与刘氏宗室灭掉后，汉文帝被周勃、陈平选进朝廷，做了皇帝，各国就很不心服。待至文帝一死、景帝上台，各国诸侯就更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其三是汉景帝上台后，在晁错等人的建议下，推行强硬的削藩政策。晁错的理论是：诸国的造反是迟早一定要发生的，与其让他们晚发生，不如让他们早发生，于是他协助汉景帝开始了削减诸国的地盘。他们先削减了楚国、赵国、胶西国，接着又要削减吴国，于是吴国带头发难。
七国之中以吴国的势力为最大，占据着四个郡。而在吴国的境内又有铜山，可以采铜铸钱，其经济实力相当强大。吴王刘濞的年龄最长，辈分又高，他是汉景帝与各国之王的叔叔，而且在他背后还跟着一个名叫东越的少数民族，所以吴王刘濞可以一呼百应，他们的借口就是“清君侧”。他们说我们不是反对当朝皇帝，我们只是要求剪除皇帝身边的恶人晁错，是他挑动起我们刘氏家族之间的不和睦、不安宁。
西汉手执剑形戈造反的七国集中在三个地区，最主要的是吴国、楚国的联军，他们从今天的江苏地区向西方杀来，首先遇到了地处于今河南东部的梁国的抵抗。梁国的国王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梁国的都城睢阳，即今河南商丘县。梁国抗击吴楚，既是保卫自己，也是拱卫朝廷。吴楚联军首先进攻的是梁国的城市棘壁，在今永城县西北，而后是进攻梁的都城睢阳。梁国的抗战是极其艰难的，对拱卫朝廷、平定叛乱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他五个叛国中的四个国家胶东、胶西、淄川、济南都在今天的山东境内。他们包围攻打另一个原先答应造反、后来中途变卦的齐国，还没等攻下，朝廷平叛的军队就到了，造反的四国之王皆自杀。这四个反国根本没出山东省境。
参与造反的还有一个赵国，本来赵国是想勾结匈奴人一起进攻汉王朝，但因其他六国很快失败，匈奴见此情景也就不来了，赵国孤军坚持守城七个月，等###齐地的军队胜利而回，遂帮助攻赵的朝廷军队，赵国城破，赵王自杀。
七国乱定将星陨（3）
朝廷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周亚夫。当吴楚七国叛乱的消息传到朝廷时，汉景帝就按着他父亲文帝生前的嘱咐，把身为中尉的周亚夫破格一下子提到了太尉之职。周亚夫的主要任务是与梁国共同抗击吴楚。但其作战的实际目的有二：既要打败吴楚叛军，保住朝廷；又要借机极大程度地削弱梁国，以达到朝廷一石击二鸟的预定方针。所以有人给周亚夫出的主意是：先把朝廷大军驻扎在梁国东北方的昌邑城，以逸待劳，把梁国像一块肥肉似的扔给吴楚联军去打。朝廷军队深沟高垒，不要出击，只派出一支小部队深入吴楚联军的后方，在淮河、泗水的汇口一带，断绝吴楚联军的后方供应线。让吴楚与梁国彼此消耗，直到最后都消耗得气息奄奄，朝廷军队再以从未展露锋芒的突然暴发的锐气，出来收拾残局。
周亚夫从头到尾就是贯彻了这种精神，他先是把朝廷大军驻扎在昌邑，即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当时梁国都城睢阳的东北方。他坚壁固守，以逸待劳，同时派出一支军队搔扰吴楚后方，断绝吴楚军的后方供应。后来周亚夫又把朝廷大军向南移动到今江苏砀山县东的下邑县驻扎下来，仍是坚壁固守。后来在吴楚联军疲惫不堪、粮草断绝的情势下周亚夫发起猛烈反攻，一举而大获全胜。吴王濞逃到了少数民族的东越军里，被东越人所杀，首级送到朝廷军里；楚王刘戊兵败后逃回楚国，自杀身死。吴楚联军的叛乱活动，从始至终不到三个月。
吴楚七国之乱的平定，是朝廷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沉重打击，从此割据势力被朝廷大大削弱。其一是各个诸侯国的地盘从此大大缩小；其二是改变了诸侯国政权的建制，规格大为降低；其三是强化了由中央派员分掌诸侯国的各种权力。于是各国诸侯都从此成了只能享受一定的物质待遇，而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贵族地主。从此各诸侯国再也没有起兵反抗朝廷的实力，即使再有人心怀不轨，也只能是画饼充饥，有其心而无其力了。
汉平七国之乱，在西汉时期的历史上本来是一件大事、好事，在汉景帝做皇帝的十六年中，再没有别的任何一件事情比这一件更光彩的了。在这件事情上司马迁对周亚夫自然是赞美、歌颂的；但司马迁在《史记》十几篇涉及此事的作品中，对汉景帝却没有任何的赞美，相反倒是写出了许多朝廷方面的黑暗。其一是充分展示了汉景帝与梁孝王兄弟之间的尖锐矛盾，以至于汉景帝要为此特别与周亚夫制定一种借着平定七国之乱而极力削弱梁孝王的战略；其二是展示了朝廷官僚袁盎与晁错这一对宿敌都企图借机罗织罪名将对方陷于死地的情景。因为最后事实是袁盎得手，谗杀了晁错，故而后人多同情晁错，但晁错开头想陷害袁盎的来头儿也不算不狠毒，只是没有成功而已；其三是汉景帝本人，在关键时刻居然能听从袁盎、窦婴等人的挑拨，为向七国讨得宽容而昧着良心将晁错当做替罪羊送上了断头台；其四是司马迁写了汉景帝的极度残忍，他给参加平叛的朝廷军队下令，命令他们要“以深入多杀为功”，凡是逮捕到“三百石”以上的军政小吏，都统统杀死，不得有任何迟疑。“三百石”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科级。一场战后，光是从七个国家杀掉的人头就有“十余万级”。不就是一群刘氏的贵族在相互内讧吗？何至于对被他们所裹挟、所驱赶的平民百姓大泄私愤，大肆屠戮，以至于屠杀到十余万人之多？汉景帝究竟具有怎样的一副心肠！
三 周亚夫之死
（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
周亚夫因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功勋，于汉景帝七年（前150年）被升任为丞相。由于周亚夫为人耿直，坚持正道，故而得罪了汉景帝、王皇后等人，主要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周亚夫反对汉景帝废太子刘荣。刘荣是汉景帝的长子，在汉景帝四年被立为太子。但刘荣的生母却仍是一个普通妃子，并没有被立为皇后。汉景帝原来的皇后姓薄，是汉景帝祖母薄太后的亲属，汉景帝不喜欢，故而等薄太后一死，汉景帝立刻就将薄皇后废掉了，新皇后则一直未立。刘荣的母亲姓栗，为人妒忌，特别是因为不答应长公主刘嫖为其女阿娇向太子刘荣的求婚，使得长公主刘嫖与刘彻之母王夫人联合了起来。她们共同在汉景帝面前极尽挑拨诬陷之能事，最后使汉景帝大怒，他废掉了栗妃，废掉了太子刘荣，而改立王夫人为皇后，改立王夫人所生的刘彻为太子。这件阴谋活动的过程，我们已在《汉宫多少惊心事》中详细地讲过，这里不再细说。
七国乱定将星陨（4）
废太子虽说是皇帝的家事，但也是牵动举国上下的重大国事，所以刚刚被提为丞相的周亚夫对此坚决反对，与周亚夫一同劝阻此事的还有窦太后的侄子魏其侯窦婴等等。汉景帝此时对栗妃与太子刘荣的厌恶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