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对江青，还是对夜校的女工，徐明清都尽己所能地帮助别人。而对于江青来说，徐明清可以说是有恩于她的人。对于这一点，在“文革”前徐明清从来没有自己张扬过，而当江青后来自身的地位发生变化后，也很不愿提起她在上海期间的往事，因而她们两人的交往历史长期不为人知。
叛徒出卖，徐明清突然被捕
1935年春节后，徐明清从家乡回到上海，继续主持浦东女工夜校的工作。当时，她是“教联”的领导成员之一，不仅与小朋友书店、徐家角工学团、新安小学、无锡新犊桥小学保持着联系，还主要负责着浦东、兆丰路、杨树浦三个女工夜校的工作。在夜校，她们不仅教女工识字，还利用组织午间读书班，搞演讲会、故事会、唱歌、排演戏剧等多种形式，向女工们介绍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在徐明清的主持下，女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地下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革命者随时会有被捕和生命危险。“教联”就有多名成员先后被捕，有的同志已牺牲在了敌人屠刀下。
尽管党组织考虑到徐明清的公开身份和对外工作方便，已尽量减少了她的秘密工作，与夜校女工们的良好关系，也对她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但由于叛徒的告密，徐明清还是遭到了特务们跟踪，并在1935年4月，突然被捕。
那是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参加“教联”常委会。“教联”的负责人之一丁华告诉她，“老莫叛变了！” 徐明清这才想起在晨更工学团时，曾跟老莫有过工作联系，但他后来自动脱离了“教联”，回浙江老家了。
为防万一，警觉起来的徐明清很快采取了行动，她将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党的关系做了移交，并把一些进步书籍转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里，准备随后迅速转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转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亲自带着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员来到徐明清的住处，他说“徐先生，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就这样，徐明清被这一伙人押走了。
在被押解的路上，徐明清心里暗想，一定得设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递给组织。由于她平日里和夜校的女工们打成一片，对这一带的地形、环境也非常熟悉，当路过吴家弄59号的夜校女工学生何淑君家门口时，她佯装肚子疼，要上厕所，趁机敲开了何家的门，她悄悄告诉何淑君，由于叛徒老莫告密，自己被特务逮捕，要她赶快转告党组织。
被押解到公安局后，面对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员，徐明清矢口否认，并大骂老莫陷害好人。说到气愤处，竟扑过去与老莫厮打，特务们一拥而上，将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顿。
从此徐明清被关进了拘留所，与一批妓女、吸毒犯同押一屋。囚室里面苍蝇、蚊虫叮咬，马桶恶臭，一关就是3个月，但敌人始终没有查出徐明清与上海中###组织有什么关系。在此之后，徐明清又被转押到了杭州。
难道是陶先生的学生都要被抓吗
在杭州反省院，敌人继续对徐明清施行各种审讯和摧残，妄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以便破坏和打击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力量。
有一天，反省院找来一唐姓人士，他指控徐明清是工学团的负责人，并利用上课宣传反政府言论。
徐明清义正词严地回答：“工学团和夜校是合法教育团体，理应受政府和法律的保护。说我上课宣传反动言论，你有什么证据呢？”
那人确实提不出什么确凿的事实，只能气急败坏地说：“你是陶行知的高徒！”
徐明清更是步步紧逼说：“我是他的学生。陶先生兴办教育，有什么过错？难道凡是陶先生的学生都要被抓起来吗？真是天大的笑话。”
那人被驳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开了。
徐明清被单独关在杭州反省院的一间号子里，吃的饭从小窗口送进去，大小便也在屋内，见不到任何人，也见不到一丝阳光。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她被监禁了一年多。
这期间，敌人对她严刑逼供，使用了各种刑具，使她的脑神经受伤，全身浮肿，头发脱落。但徐明清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给敌人任何口实。
从上海拘留所，到杭州反省院期间，陶行知先生和“教联”的同志一直在对徐明清积极采取营救。陶先生曾亲自派人到拘留所探望徐明清，并通过上层关系找到当时的上海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请他出面设法保释。但由于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关系错综复杂，营救一时难有结果。
徐明清被转押到杭州后，陶先生又派女工朱冰如化装成上海市民政科科长李人超的亲戚，找国民党的浙江省要员批了条子，三次到杭州探监。她给徐明清送去了食品、衣物，还传递了外面的信息。
正是在陶先生及组织的大力营救下，1936年6月，徐明清才被释放出狱。但由于在关押期间她受到严重摧残，身体极度虚弱、全身出现浮肿，组织上允许她回家乡治病休养。两个多月后，徐明清病愈后再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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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沪前，火车站与江青一见
这次回上海，徐明清先见了“教联”和地下党的负责人丁华和王洞若。他们告诉徐明清，现在西安的地下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急需加强力量，上海工委已决定派4位同志前往那里工作。组织上考虑徐明清在上海被捕过，继续留下来工作会有更多的危险，因此提议她也去西安工作，交代她到西安直接找驻西安东北军工委的同志接头。
徐明清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临离开上海前夕，徐明清决定去看看江青。因为她听说，自1935年春天，江青三度来上海后，化名蓝苹，因演娜拉一炮走红，后跟电影名编剧、剧评家唐纳恋爱、同居，成了上海演艺圈的明星，名气陡增。而过了一段时间，俞启威到上海，她与俞启威相见后又旧情萌发，感觉十分内疚和苦闷，遂与唐纳闹起了离婚。她离沪北上追随俞启威，唐纳追到济南，以自杀殉情被救。江青在此之后返回济南，两人遂携手返回上海。这些文人明星的种种逸闻，一度被报界炒得沸沸扬扬。
因为不断看到这些传闻，使徐明清感到疑惑：“一年多没见，难道江青的生活真的变得如此浪漫？”
那天，徐明清来到了蓝苹的家，那是一座花园式小楼的一层。她来时碰巧江青不在，是唐纳接待了她。徐明清觉得唐纳看上去像个奶油小生，讲一口吴侬软语。
徐明清告诉唐纳，她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如果蓝苹有空，约她明天到火车站见一面。说完，她还给江青留下了一张字条。
第二天，在上海火车站里，一辆即将开往西安的火车停靠在月台上，徐明清正在和前来送行的浦东女工夜校的学生们话别。但徐明清期待的江青却一直没有露面。也许“名演员”太忙了吧？徐明清想着。
直到火车快开时，才见急匆匆跑过来一个女人。徐明清仔细一看，才认出她就是江青。可江青此刻的样子和她想象中的相去甚远，她非常瘦，而且脸色蜡黄，根本不像一个正走红的明星。
“一冰，你上哪？”江青问道。
“我去西北。这一去，不知何时再见面了？” 徐明清回答。看着江青那副黄瘦的模样，徐明清随后特意叮嘱她要多注意身体。
谁知江青听了她的话后，长叹了一口气，只说了一句：“真是一言难尽啊！”给徐明清留下了许多猜测。
火车开动了。她们来不及多说话，便匆匆分手了。当徐明清从车窗回眸望去，江青仍站在月台上向她挥动手臂。
徐明清惊讶：李鹤，你怎么来了
徐明清到了西安后，才得知她所要接头的那位西安工委的同志已经被捕了。她只好先通过自己的关系，暂且安顿下来。接着，她通过原来临海女师的同学李佛古，和她丈夫蒋如清任西安教育厅秘书长的关系，找到了一份立足的工作，担任了西安北大街新幼稚园的园长。这时，她不再叫“徐一冰”了，改名叫“徐明”。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策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联蒋抗日，采取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赢得了消除内战，全面抗日的有利局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徐明清被调任新成立的中共西安市委，任市委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并负责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因此，她与当时在办事处工作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人成为很熟悉的同事。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的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打扮入时的“小姐”。她拎着一只小皮箱，说是要找徐老师。
徐明清闻声从房间走出来，见来人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原来这位来者正是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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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道出了真正来意
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徐明清发现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她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而来的。徐明清遂让她先在幼稚园住下。
安顿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细谈起来。她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为一年多来，徐明清从未与江青联络过。
“是王洞若告诉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说。徐明清这才想起，派自己来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来后一直与王洞若保持着通信联系，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来信中提起过江青要来西安一事。
没聊几句，徐明清问起了唐纳的情况，“一言难尽呀！”江青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情况糟得很。我与唐纳闹翻了，他市侩气十足，简直令我无法忍受。”其实，那时江青在上海先后与唐纳、章泯同居，桃色新闻纷传，受到了不少社会舆论的议论指摘。
见江青不愿意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她又换了一个话题：“你现在还经常演电影吗？”
“唉……”江青又叹了一口气。“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不安，大家哪还有心思看电影啊！现在，电影市场一直很萧条，我呆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啦！”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 徐明清又问。
江青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一冰，说真的，我来西安是想请你帮个忙。”尽管那时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为徐明，但江青还是习惯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帮什么忙呢？ ” 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知道，当时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光明。可江青当时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还另有原因，但还是把她当作一位心向光明和进步的青年来看待。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可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黄敬的延安之行影响了江青
“听说小俞到过延安？”江青又问徐明清。
“是的。听说他5月去延安开过会。” 徐明清说。
俞启威这时已改名为黄敬。对于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关注。虽说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生活，闹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但她的内心对黄敬依然怀有别样的感情。
黄敬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1937年2月，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调离北平，柯敬史（柯庆施）随即宣布，由黄敬、林铁和陈伯达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黄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为苏区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会议定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伦·斯诺）同行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黄敬就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时他和组织还没有恢复联系，在北大读书，但他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诺的注意。他曾夸赞黄敬：“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这个俞大卫，就是黄敬。
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采访，住了4个月，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斯诺的陕北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从中也出了力。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黄敬对斯诺夫人说，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次会议，规模很大，届时，中共的领导人都会到场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平时都被封锁线隔离，相距甚远，能聚会在一起是非常难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诺夫人便在黄敬和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之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的陪同下，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
到达西安后，4月23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日夜监视，和黄敬悄然离开西安。4月30日，他们抵达延安。5月2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5月20日，黄敬离开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来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动因，想不到竟是黄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给了她不小的影响。
博古批准了江青进延安
由于江青拿不出组织证明，徐明清就对她说：“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江青打开小皮箱，从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开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确实是一个进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看罢，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来，嘱咐她不要着急。她会把有关情况反映给上级部门，让她静候组织决定。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八路军办事处的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于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辆黄包车，去了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到了办事处后，徐明清看到邓颖超大姐正在这里办公，便把江青介绍给邓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她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
接着邓颖超说：“这事由博古（秦邦宪）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说：“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黄敬），他便答应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她欣喜地对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据江青自己后来说，她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 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赶巧的是，她到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