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用吕纬甫的话说，恰如受了惊吓的蜂子或蝇子一般，“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孤独者》的魏连殳，先是沦落而为求乞者，弄到连买邮票寄信的钱也没有；因为生活窘迫，结果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从此，在他的周围，已经不再有忧郁慷慨的青年，而只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他说：“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显然，这是他所不愿意的。小说以送殓始，以送殓终，连殳始终无改于做一个孤独者。《伤逝》是一出自由恋爱的悲剧，理想破灭的悲剧。子君因为爱情，大无畏地背叛家庭，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自己的路。“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然而，人生的道路是如此艰难。与涓生同居之后，子君便埋首于家务中，以至全然忘却了翅子的扇动；在贫穷与饥饿的围困之下，日渐变得颓唐，苦闷和绝望了。经过长期的挣扎之后，她终于回到她的父亲那里去了，但接着就是死亡。在这里，爱与生活不能并存。生活是真实的，严酷的，简直无从抗拒。经济权，也即生存权，居然成了知识者面临的突出的问题。“娜拉走后怎样”是五四一代的基本命题，也是《彷徨》的主题。鲁迅在以此为题的一次讲演中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悲剧是统一的娜拉式的悖论：从出走到回来。其中的荒谬感，加深了悲剧的限度和批判的力度；这种批判，既是针对“老社会”的，同时也是针对知识者自身的。这里有一种互为因果的纠结，但是，不同于《肥皂》和《高老夫子》的讽刺，对这些知识者的批判，作者却是满怀了一种未了的温情。 《野草》用诗的语言，去写一种哲学：绝望的反抗。在一个薄薄的小册子中，充满着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血与铁，火焰与毒，爱与复仇。作者就处在这两者中间，感受着矛盾的张力，此谓“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整个作品就像一首变奏曲，在无限的回旋与变化中，处处响应着一种奔突的激情，哪怕在音调最低沉甚至休止的时候。正如他所说：“有一种力将我的心的平安冲破；同时，许多梦也都做在眼前了。”其中的许多篇章，都是用“我梦见”开头的。梦是记忆，也是想往；就在这梦中，他完成着关于生命的体验与沉思。《影的告别》写彷徨：“我不过是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求乞者》写虚无：“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墓碣文》以嘲谑的笔调写痛苦：“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希望》写道：“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抵抗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颓败线的颤动》写决绝：“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复仇》二章一写对立于旷野之上的将要拥抱和杀戮的两人，因“路人”的围观而停止一切动作，惟“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一写耶稣被钉十字架，“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悲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这“赏鉴”与“玩味”，已然超乎复仇之上。惟有敢于担当这大痛苦大侮蔑大孤独的人，才可以称为战士。《过客》是集中的名篇。这过客，自称从有记忆的时候起，就只有一个人，而且只是向前走。他不能退转，因为退转的地方没一处没有地主，驱逐和牢笼；况且还有声音在前面催促，叫唤，使他息不下。血不够时就一路上喝水，但不愿接受任何人的馈赠，哪怕是一小片裹伤的布，——他会把这看作布施一样可怕，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既祝愿她以及她以外的一切的灭亡，连同自己，又不愿有这境遇的存在。他只是走，只得走，哪怕黄昏，哪怕去路只是坟。这是生存的哲学，也是死亡的哲学。一切都在逝去，生命无法反复；无论如何，这是比西方神话中推石头上山的英雄西西弗斯更悲壮的。 一部《野草》，除了个别篇章，带了童年记忆的柔润，想像的幽灵般的闪烁飘忽，和后来个人论战趋于激烈时那穿刺一切的锋锐之外，整体是沉重的。那是一种弥漫的，持久的，因极度的自我麻痹而永难消除的钝痛，用鲁迅在此时翻译出版的厨川白村的文论著作的题目来形容，可谓是“苦闷的象征”。 ＇返回目录＇ 。 想看书来
旋涡中（1）（图）
1920年秋，鲁迅兼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讲授的是中国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在这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在北大，他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小说《鸭的喜剧》，译著《桃色的云》等，都是他为这位远方友人留下的温暖而寂寞的纪念。1923年起，又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次年七月，曾随团赴西安讲演，此行的目的，同历史小说《杨贵妃》的构思不无关系，但是，在观览了许多伪造的古迹之后，便把计划给打消了。在女高师，他做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其实对于他本人来说，也都不失为一个象征性的题目。自从在故纸和古碑中走出来，参与了《新青年》的战斗以后，无论形势如何变迁，也无论情绪如何消沉，已经不可能再度返回旧垒而只能过客般地一直向前；在思想上，毋宁说是更加激进了。 大学教职给鲁迅提供了与青年相接触的机会，有助于抛掷“身中的迟暮”，因为世上的青年并未完全衰老。在女高师期间，因为青年的推动，使他从此被放逐于知识者同行之外，以私人论战的形式，与权势者处于势不相立的位置之中。 在女高师改名为女师大之后不久，许寿裳辞去校长职务，接替的是刚刚留学回来的女教员杨荫榆。这位新校长十分保守，当学生欢迎孙中山来京时，即遭到她的禁止。白话文也是她所反对的，多次表示这一科目可以取消。在管理方面，是十足的家长制，广结羽翼，位置私人，藐视公意，一意孤行，尤其敌视不安分的文科学生以及学生团体，随时加以摧残。曾经有三位文预二年级学生因战事影响，未能到校，被她下令开除；而别系的学生，以同样的情况缺课，却可以保留学籍。为此，文科生群起要求学生自治会主持公道，给予援助。自治会进行交涉，杨荫榆不但固执己见，而且公然侮辱代表。于是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一个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的决议，开展“驱羊运动”。 袁世凯死后，帝国列强分别培植地方军阀，为它们火中取栗。在不断的纷争中，各派军阀共同推出皖系头子段祺瑞，由他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统领国会总统及内阁总理的权力。广东革命政府与北京军事独裁政府正相对立，极力推行孙中山制订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等政策，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1925年3月，正当革命进入高潮，孙中山病逝。整个北方变得特别黑暗。 “五七”国耻纪念日的当天，杨荫榆布置了一个演讲会，试图以主持人的身份露面，重建校长权威。学生会成员闻讯后，随即加以抵制，并选派自己的代表主持会议，结果被拒绝了。她们临时商议决定：阻止杨荫榆进入会场，并由许广平、刘和珍、郑德音等六人执行。大会开始时，当杨荫榆刚刚出现在大礼堂门口，许广平等立刻上前拦阻，一时嘘声四起；杨荫榆大怒，以致呼警察入校，强行压制学生。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还是以校长主动撤离而告收场。 两天后，学校当局悍然宣布，许广平等六人煽动风潮，败坏学风，经评议会议决开除，“即令出校，以免害群”。鲁迅和许寿裳戏称许广平为“害马”，即由此而来。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颁发致评议会的公开信，同时针锋相对宣布：校方关于开除的牌示“自归无效”！过了两天，全体学生在操场紧急集合，决定驱逐杨荫榆出校。杨荫榆闻讯后，立即逃往女师大附属学校。这时，大家一致推举总干事许广平为代表，拿封条封闭校长办公室；还派人张贴布告，值班把守，不准杨荫榆进入校门。 对峙的局面十分严峻。许广平认为，这时，最重要的是争取教员的支持。为此，学生会印发了《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恳请本校教员维持校务函》，并派人分头谒见各级主任和职员，请他们出面主持正义。 一直留在壕堑里的鲁迅，是继续进行他的“散兵战”呢，还是带头加入集团的战斗？ 3月间，有一个女学生写信给鲁迅，信中痛陈北京教育界的黑暗现状，表达了内心的忧虑和苦闷。她请教先生，问道：“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份？加糖是否即绝对不苦？”言辞十分恳切，希望先生能拯拔一个在痛苦中陷溺的灵魂。 这个学生不是别人，正是许广平。 从此，他们开始频繁的通信。关于人生的体验和内心的阴暗，鲁迅除了在《野草》中作过诗性的笼统的描画之外，极少明细的剖析。然而，在自称为“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面前，却招供般一条一条地写了出来。他告诉她，他如何地看待中国的“染缸”社会，如何地“专与苦痛捣乱”，如何地“硬唱凯歌”；教她不要“性急”，不要做盲目的牺牲，要“韧”等等。许广平认为先生对反抗哲学的概括是准确的，即：“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她表示说，要效法这种精神，她要做先生的“马前卒”。 4月12日，许广平约同同乡同学林卓凤一起，第一次到西三条“探险”。从这一天开始，两人的通信带上了情书性质，不只单纯地讨论社会和人生问题，还有互相间的调侃，充满喜剧意味。此后，许广平探访的次数也愈来愈多了。 校内的冲突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冲突。鲁迅的介入是迟早的事，何况这中间有一个许广平。就在许广平等被开除的次日，鲁迅在他的《忽然想到》的文章中加写了一篇，明确表示说：“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还强调指出：只要青年如此坚持下去，则“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代表学生自治会与鲁迅联系的是林卓凤，她递过公函，鲁迅阅后当即答复：准于参加自治会召集的师生联席会议。 ＇返回目录＇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旋涡中（2）（图）
鲁迅知道，这场斗争是艰难的。在学生一方，即使有人站出来为之说话，写文章，都是不中用的；而权力者无论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作为弱势者的一分子，他是不满这种现状的，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即表示说：“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当他决心介入女师大斗争，过往的人生经验，尤其是官吏生涯告诉他，对付眼前的压迫者，仅仅依靠勇气是不够的，仍须具备健全的理性，富于策略的变化。在团体这一面来说，他认为，应当重视斗争的合法性。为了不致授人以柄，即使深知###是杨荫榆的靠山，他仍然替女师大学生草拟了一份《呈###文》，披露杨荫榆“尸位素餐，贻害学子”的言行，要求“迅予撤换”。此外，他还构想了一份集体宣言，以教员联名的方式，在《京报》发表，以扩大舆论的影响力。至于个人行动这一面，他更为集中地写作杂感，狙击来自官方的“软刀子”。这些文章，除了在他参与其中的知识者的同仁刊物《语丝》，以及由他的学生孙伏园编辑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之外，还登在他亲自组织和编辑的青年刊物《莽原》上面。以他的个性参加集团的斗争是不得已的，好在并没有严密的组织，一致的意见也是个人所愿意服从的。他喜爱的斗争方式是个人的，可以充分体现自由意志的；写作杂感便是最合适的方式之一，所以，写起来也特别地得心应手。 5月在青年学生的生命周期中有一种魔咒般的力量，到了这个时候，血液就会因应一个神秘的声音而狂暴地奔腾起来，不可遏止。五四风暴沉寂了几年，到了1925年，突然在上海出现。虽然运动的性质有所改变，但是，对于中国社会的冲击仍然是强大的。 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集合了2000余人，到公共租界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杀害共产党员顾正红，以及逮捕和迫害工人的罪行，反对工部局旨在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提案，遭到帝国主义巡捕的拘捕。下午，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外，有近万名群众聚集到一起，要求释放学生，结果被打死11人，重伤15人，被捕50余人。史称“五卅惨案”。血的教训，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7月，广州成立中华国民政府，一年后开始北伐。 整个北京都感受到了南方力量的冲击。这时，杨荫榆决心以更强硬的手段对付学生，甚至不惜毁灭女师大。她一面解散学生自治会，一面要求警察厅派警察进驻学校。8月1日，在杨荫榆亲自督领下，武警100余人雄赳赳开进校门，把守要道，停止伙食，实行严密封锁。杨荫榆宣布：解散大学预科甲乙两部，国文系三年级和教育预科一年级，所有住校学生立即离校。刘和珍、许广平、郑德音等率领学生，坚决反抗。下午4时，杨荫榆指使武警强行驱逐和殴打学生，有十多个学生扑倒在泥水中，仍不屈服。各校学生会代表闻讯前来慰问，杨荫榆见此情势立即逃离现场，但是，警戒线一直没有解除。在学生的要求下，许寿裳、鲁迅等教师到校值夜，以堵塞校方散布的流言。3日，杨荫榆发表《女师大启事》。女师大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时，有消息说，章士钊在国务会议上呈请停办女师大，引起女师大学生的高度警觉。她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校务维持会，发布“驱章宣言”，散发声讨章士钊的传单。为了防止学生运动的蔓延之势，###正式颁布“停办女师大”，并决定在女师大原址另行筹建国立女子大学。与此同时，章士钊秘密呈请段祺瑞，下令免除了鲁迅的###佥事的职务。 8月19日，在武警的护卫下，###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领了十余个部员来到女师大，强行宣布接收。但是，一连几天，在一群青年女学生的顽强的抵制之下，强权和阴谋都无法得逞。22日下午，刘百昭组织了一支更庞大的队伍，混杂了部员、巡警、茶役、老妈子，分头蜂拥而入。他们奉命行动，每十多人挟持一人，强拖出校。学生一个个挣扎着被捆塞到十多部汽车内，然后，一起拉到女师大附设的补习学校禁闭起来。这天，学生受伤多人，失踪七人，是在风潮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 当女师大被迁走之后，章士钊随即在原址改设女子大学，任命镇压学生运动有功的胡敦复为校长，亲自起草《整顿学风令》，由段祺瑞发布全国。整个教育界笼罩着一片恐怖。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鲁迅虽然不无忧患，但是，在斗争的推动下，仍然表现得十分亢奋。他正式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开会、联络、奔走；还要写作，编辑，讲课；还要提出诉讼，同司法兼管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