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地方政府的该项支出在1992年到2012年之间增长了超过一倍。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因为社会福利是政府的责任，就算地方财政达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也只能继续维持。迅速发展的社会救助行业则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专业的救助者在许多典型的下层阶级居住区不断寻找那些由政府买单的救助对象。地方财政在支付了这些救助者和被救助者后已经所剩无几，因此也无力再去维持学校、街道、公共游泳池或图书馆的运作。地方议会被迫看着那些凝结了几代人心血的社区逐渐走向衰败。社会福利支出已经威胁到了德国基础设施的建设。☆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上层和下层阶级导致了政府负债
德国的城市和乡镇在大量负债，像凯泽斯劳滕、路德维希港或奥博豪森这样的城市已经达到了人均10000欧元的负债水平a。有些地方的负债率已接近希腊的规模。和希腊一样，一些地区的信用等级也在不断下降，这导致了银行不再向这些地区发放贷款。不只是地方政府，联邦政府也一样背负着上万亿欧元的债务和担保。其中大部分是金融市场危机的结果，也就是由德国社会中最富有的一群人的投机行为引发的恶果。其所造成的政府负债规模已接近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福利体系建立和之后的两德统一的代价a。如果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相加，如今的德国人均负债数则较1970年增加了近25倍b。
负债意味着支出大于收入，而造成巨大财政支出的罪魁祸首之一是上层阶级。他们的高风险投机行为引发了金融危机，而政府修复金融市场和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的措施对国家财政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除此之外，下层阶级也是造成巨大财政支出的原因之一。政府用以维持社会福利体系和支付社会救助行业的支出正在不断地增加。而政府财政收入缩减却是上层阶级单方面的责任，因为他们为国家财政所做的贡献正日益减少。德国税法在对其资本收益的放任程度上不论是比以前或是与其他国家相比都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由此可见，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携手造成了德国财政高负债率和低收入的局面。而中产阶级却独自在支撑着国家的日常运作。他们既要为上层阶级的财富提供保护，又要为下层阶级的各类需求付钱。
维护社会的团结、平衡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是政府的任务。在过去的几年中，德国政府针对下层阶级提出了一条公平性原则，即依靠社会救济生活的人群不应享有比普通纳税人更优越的经济条件。由于对财富的讨论及对上层阶级的认识还处于开始阶段，所以类似的相关共识还没有形成。但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强壮的肩膀就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对一个百万富翁全部收入所征的税率不会低于普通纳税人的平均水平。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德国政府不光在收入方面进行了巨大的策略调整，在支出方面也一样。主体资助和客体资助是政府财政支出中两种相对的原则。政府选择资助单一的个体或家庭称之为主体资助，而客体资助则意味着政府选择投资公共设施，比如中学、大学或其他公共服务机构。瑞典的高税负使其能够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量投资，而美国的税负较低，但美国人想游泳的话更愿意自己花钱造个泳池。德国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没有其他国家像德国一样，在这件事情上采取如此一边倒的态度。”施派尔德国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吉塞拉费贝尔a说，“我们的政府宁可像疯子一样地给人发钱，也不愿去考虑投资公共设施。”德国是主体资助的中心，而德国主体资助的中心则是家庭。各种家庭补助的名目数不胜数，就连对此负责的政府部门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当乌尔苏拉范德莱恩于2005年出任家庭事务部部长时，她授命进行了一项调查，其目标是计算出政府每年花在家庭补助上的资金总数。该项调查持续了一整个立法会议任期，最终得出的结果是1120亿欧元。乌尔苏拉的继任者克里斯蒂娜施罗德b在上任后也委托进行了后续调查。她想知道的是各项家庭补助措施的效果，而答案要到2013年才能揭晓。在那之前，各类补助只能在不知效果的情况下被继续发放。相比较而言，建设幼儿园的效果已经被证实，这应该说是一项明智的客体资助措施。但政府在无力对学前教育设施进行投资的同时却决定在2013年对每户家庭增发150欧元的育儿补贴。这又是一项典型的主体资助措施。德国每年的直接家庭补助支出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40％，但其对教育系统的投资却已经连续35年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10节
个别利益的优先权
德国到底怎么了？独具创意且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一直以来都是德国的商标。美国人到现在都没能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保险体系，而俾斯麦早在19世纪就做到了。公务员以及历史上首个公共管理体系、全民义务教育制度和现代意义的大学，谁发明了这些？德国人。更别说幼儿园这样的绝妙发明，其他国家干脆连同它的德语名字一起照搬了过去。这些都为德国人带来了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美名。完善的客体资助措施代表了德国风格。然而，如今德国的各种社会体制中却充斥了混乱。比如说工作中心，失业者虽然可以在这里领到救济金，却得不到任何帮助。而联邦劳动局在所有的政府部门中的名声是最差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劳动局没法帮人找到工作就成了德国人的共识。经过这20年中的百来次改革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今天所谓的联邦劳动局仍然不能帮人找到工作。又比如说大学，自20世纪70年代大学扩大招生以来，相应的教育制度结构调整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从那以后每一代学生都因为不尽如人意的学习条件走上街头抗议游行。他们都有理由这样做，但都没取得成果。中小学教育的情况又是怎样？自从2001年的PISA测试结果公布以来，不光是专家们心里清楚：必须对中小学教育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并加大相关资金投入，对此所有人都表示赞同。但却看不到任何进展。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性仍然是德国中小学的通病。再拿幼儿园来说，连续两届联邦政府都决定要在2013年之前扩大幼儿园招生容量，但具体实施这一决策的地方政府却因资金问题无计可施。然而更紧迫的问题则是如何将幼儿园变成真正的学前教育设施。下层阶级的孩子不但可以在其中得到照顾，更能接受教育。但是没人为此提出任何计划。关于社会救助行业，在德国对有需要者进行救助的并非是政府机构，因为政府将这项事务完全外包给了私人企业。社会救助行业因为政府的资金而蓬勃发展，他们不但无须纳税而且还几乎不受监管。而且其中大部分的救助起不到实际的作用。还有财政部，德国税务工会估计：每年有大约300亿欧元从财政部的眼皮底下溜走，而经合组织则认为，如果加大纳税检查力度，德国政府每年可增加1000亿欧元的税收收入。但财政部宁愿在人员开支上节省。1米1花1书1库1 ；www。7mihua。com
“我们迫切地需要更好更有效的社会体制。”吉塞拉费贝尔说，“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是一个重大话题，在德国却不是。”如何使社会制度更有效地运行？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在最近几十年里采取的是不作为的态度。其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所花的精力正在不断减少。政治人物失去了领导社会变革的能力和意愿。对于社会福利体系中存在的那些妨碍公民得到真正救助的问题，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他们既怯于为亡羊补牢型的政府救济金制度进行彻底的手术，也没有计划建立一个全面的幼儿早期教育系统。他们屈从于财富阶层的利益并放任富人从国家日常运行中抽身而退，也不敢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力度。政客们不愿意有任何作为，只是在干着发钱的工作。他们面对混乱的政府财政，所做的却只是无关痛痒的调整，多发几欧元的失业金、减掉几欧元的增值税。他们只会在现有制度的框架中思考，却无法创造新的制度。将时代进步的要求融入构思并创造出有效的社会体制，德国人这种特殊能力曾让其他国家羡慕不已。而如今的德国人似乎已经失去了这一能力。大众的利益曾经是社会变革的动力，而如今个别人的利益却能首先得到满足。过去的巨大社会成就来自一种凝聚力，并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受益。而如今的巨大社会变化却导致了平行社会的形成。
个别利益已经获得了优先权，政客们在试图造成一种各方利益平衡的假象。而政府也不再将追求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面对正在从两端瓦解的社会，他们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反而在平行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对其无视、遮掩甚至帮助。面对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德国已经不战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