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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分歧（1）
4。 毛泽东认定，苏联有反对派和怀疑派，所以要“向全世界作战”
只搞了半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就暴露出来了。不仅美国人批评，苏联人的指责就更多。赫鲁晓夫认定，“大跃进”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他想表明可以用中国的特殊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他想使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世界——对他的天才和领导水平留有印象。”他建议人们读一读他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所作的报告。“那个文件相当中肯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①
赫鲁晓夫说，中国人善于发明吸引人的话语。他们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作为“大跃进”这个口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是另一个口号，即“五年内赶上英国，再稍许长一点的时间内赶上美国！”结果，苏联人读到这个口号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然，“领导人激励自己的人民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取得进步，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想法却是荒谬可笑的。”苏联也想赶上美国，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可以订出一个确切期限的阶段——虽然我们有时候也有点跃跃欲试。”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如果他能够在5年内与英国并驾齐驱并且开始赶上美国，那他就能够把列宁的党远远抛在后面并且超过苏联人民自十月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全部进展。”结果如何呢？就在发动“大跃进”的同时，“中国深深地入了困境”，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在许多不同的方面立刻倒退了”。
据赫鲁晓夫本人说，中国的“大跃进”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使赫鲁晓夫感到十分担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开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宣扬，说每个国家都应该以中国为榜样，组织公社，照搬‘大跃进’。这种宣传在中国的报刊上比比皆是，过了一段时间，在居住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我们自己的人所出版的报纸上也出现了。说实在的，我必须承认，我们当时很害怕中国人的这套做法，他们企图让我们采纳他们的口号和政策。由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不是反对中国和‘大跃进’本身（这是他们自己内部问题，和我们无关），而是反对把他们的座右铭照搬到我们苏联自己的条件中来”。赫鲁晓夫还说，他所采取的行动主要有：一是将受到中国影响的保加利亚领导人召到莫斯科谈话，提醒他们：“假如你们坚持要模仿中国的‘大跃进’，其结果有可能弄得一团糟。”二是在苏###内解释中国的问题，指出“大跃进”的“危险性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其当西伯利亚有些地区党委也接受了中国人这些口号的时候，我们更感到这么做的必要。我们决定在二十一大上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稳定我们七年计划的基础。在向大会作的主要报告中，我努力想加强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抵制能力，不使他们受到盲目模仿中国人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的诱惑。”①
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尤金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消息传来，毛泽东极为不满。
也就在这时，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批评意见。结果，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一次公开讲话给彭德怀造成了麻烦。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波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对公社提出了批评。他说：“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现在，“我们已经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的亲切的家。”②赫鲁晓夫所讲的只是苏联的公社，也没有指名批评中国。但是，美国人直截了当地说，赫鲁晓夫的讲话是针对中国的。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分歧（2）
赫鲁晓夫的讲话发表之后不久，即7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就在头版刊登了一则关于赫鲁晓夫批评整个公社制度的华沙电讯，认为赫鲁晓夫的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该报驻华沙的记者甚至说：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
毛泽东很快就得知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和《纽约时报》的消息，并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
显然，毛泽东不赞成赫鲁晓夫的讲话，认为赫鲁晓夫在指桑骂槐，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他开始把赫鲁晓夫和美国人对公社化运动的批评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到一起，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对彭德怀的严厉批判。
此前，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各国，并在莫斯科会见了赫鲁晓夫。从国外回来一个月的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评“大跃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彭德怀的批评使毛泽东很不高兴，恰好这时毛泽东得到苏联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议论纷纷的报告，说的都是中国的困难，专挑毛病讲，其结论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严重错误。尤其是在彭德怀写信4天之后，赫鲁晓夫在波兰批评人民公社得不偿失。毛泽东很自然地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怀疑彭德怀在国外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是不是与赫鲁晓夫有勾结？结果，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的时候，把话讲得很重，而且感情冲动，语言激烈。他说，彭德怀这次是闻了赫鲁晓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法的气味，是从国际上取经来了，捞了资本来了。有人甚至怀疑彭德怀第二次同赫鲁晓夫谈话有问题，因为当时只有他们俩人，大使馆的翻译并不在场。
于是，毛泽东决心向全世界作战，包括中国共产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8月1日，毛泽东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写了一封短信，并将上述材料和他写的批语送给王稼祥。毛泽东在批语上写了几句驳斥赫鲁晓夫的话。毛泽东还表示，他打算写一篇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他认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①
邓小平亲历“聋子对话”（1）
1。 邓小平亲历“聋子对话”，毛泽东称代表团做了一件好事
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3月9日，中共中央回信苏共中央，同意举行两党会谈，并且表示：“一次谈不完，可以多谈几次，可以多举行两党会谈。”会谈地点，可选在北京，也可以在莫斯科。在收到中共中央的复信后，3月30日，苏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说赫鲁晓夫不能到中国来，遂将会谈地点定在莫斯科，并邀请毛泽东去苏联。但在此前，毛泽东就已经向苏联大使明确表示过，他现在不准备去莫斯科访问。
也正是在上述来信中，苏共中央提出了中共难以接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为此，6月14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作了答复，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共二十五条。中心思想是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强调了革命的不间断性和彻底性，批评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以及“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观点。中共中央在复信中说，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公开攻击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就没有权力禁止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回答他们。“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现在，“我们把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发表你们的文章那样，也把我们“毫无根据的攻击”你们的那些文章，“统统公开发表，让全体苏联同志、全体苏联人民去思考，去判断是非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谁都没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辩就下令‘禁止公开争论’。”
6月17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并且用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还用各种文字出版小册子。这就把中苏之间的分歧全面公开了，莫斯科对此极为不满，指责中共中央“突然认为可以公开在全世界面前不仅陈述旧的分歧，而且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提出新的指责”。
中苏两党你来我往的信件和声明，以及公开发表的争论文章，已经让人有了“山雨欲来”的感觉。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中苏两党会谈拉开了帷幕。
参加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为邓小平，副团长为彭真，成员包括康生、###、刘宁一、伍修权以及新任驻苏大使潘自力。
1963年7月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从7月6日开始，双方进行了一段长达十多天的你来我往的“聋子对话”，一直持续到7月20日。
中共中央在6月14日的来信中希望两党就斯大林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问题进行会谈。但是，这封信刺激了莫斯科的神经。苏共中央非常不满地对苏联全体党员和各级组织说：中共中央“信件的作者竟然说出了‘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体面的和侮辱性的谰言”，还“暗示‘在帝国主义者面前胆怯’、‘历史的倒退’，甚至说，‘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在我国‘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他们“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出这种话？”①
于是，在第一天的会谈中，苏斯洛夫准备了一份长达70页的发言稿，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他在发言中攻击中共中央6月14日的来信，大谈苏共中央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的论点如何正确。对于苏斯洛夫的发言，邓小平没有当场表态。在7月8日的会谈中，邓小平在发言中着重讲了中苏分歧的由来和实质。他说，从苏共二十大开始，中苏两党之间就出现了分歧。其间经过1956年的波匈事件、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和戴维营会谈、苏共二十二大，分歧最终发展成为两条路线的分歧。7月10日，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由苏斯洛夫发言，主要是回答两党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苏斯洛夫在发言中再次攻击中国共产党搞分裂，把中共中央发表的七篇论战文章说成是分裂主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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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亲历“聋子对话”（2）
当天，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想不到，苏共中央竟然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起一次新的攻击，迫使我们不能不作出公开的答复。这种情况，只能使我们感到遗憾。”中苏两党是平等的，采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态度，是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的。对于中苏分歧，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是：“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我们这样说，我们也这样做，我们是言行一致的。目前，令人担心的倒是，苏共中央不仅把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而且正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和决议，通过连篇累牍的讲话和文章，掀起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人们不禁要问，苏共同志究竟准备把中苏分歧扩大到什么地步呢？”
在7月12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谈中，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他在发言中着重批评了苏共搞分裂主义，而且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邓小平还质问苏斯洛夫，你们为什么在谈到双方分歧的时候，对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一事避而不提？
会谈期间，7月14日，苏共中央突然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作为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这一天，正是苏、美、英进行停止核试验谈判的头一天。苏共中央选择这个时间公开发表这封信，表明它不打算通过会谈来消除两党之间的分歧。
中方对此极为不满，批评苏共中央不该在会谈期间发表这封信，将两党在会谈中的分歧公开化。7月19日，中方用多种语言向世界广播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7月20日，《人民日报》又作了全文发表，并且加了编者按。中共中央明确表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①
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之后，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纸，从15日起连续发表社论，并且用个人署名的文章和读者来信的形式，吹嘘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报纸以及意大利、法国等国共产党的报纸，也纷纷发表文章，表示支持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指责中国共产党。对此，中方明确表示，“这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凡是重要的，我们也将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并在必要时予以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会谈将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7月21日，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回到北京西郊机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和首都群众5000多人到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国为数不多的几次中的一次。
尽管会谈未能达成协议，但毛泽东对代表团的表现还是相当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