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斯大林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这一历史事实，“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苏共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兄弟党对斯大林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呢？”所以，对斯大林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错误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②
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曾大谈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说斯大林“是用斧头维持自己的政权的”。他描绘当时的社会秩序说，“在那个时期，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赫鲁晓夫甚至感叹说：“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③
对于赫鲁晓夫这番话，中共中央给予了严厉批评。说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骂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
毛泽东怀念斯大林（2）
事实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都坚信不疑：绝大多数苏联人，是不会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的。“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因此，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①
激烈交锋（1）
5。 双方的论战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一样，要想让它突然停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方发表了五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后，苏共中央于1963年11月29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苏共中央还提出，希望改善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并且表示：第一，要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增加订货，供应成套设备，特别是石油和采矿设备；第二，如果中国需要的话，可以派专家到中国来帮助建设；第三，在制订新的五年计划的时候，希望两国能够协调，互助合作；第四，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毛泽东在分析苏共中央来信的原因时认为，这封信是被逼出来的，是公开论战的结果，是斗争的结果。赫鲁晓夫本来就有三怕，一怕革命人民、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三怕帝国主义。现在，又增加一怕，就是怕公开论战。但是，还应该看到，赫鲁晓夫的这个做法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想表明他要应付那些过去跟他一起走而现在对他不满的人；另一方面是想嫁祸于我，说中苏关系恶化，在于中国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毛泽东说，我们虽然在1962年年底、1963年年初写了七篇文章，进行反击，但是一直到1963年6月14日我们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信，表面上我们似乎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是诱敌深入，等待时机。这一建议提出之后，我们在形式上就转入了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从那以后，我们又抓住苏共中央公开信转入战略反攻。现在正是展开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7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逐鹿中原，我军战略反攻开始那样。因为有苏共中央公开信这个靶子，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堂堂正正地进行公开大论战了。
于是，毛泽东建议，不要急于答复苏共中央的来信，也不同意停止公开论战，更谈不上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我们还要继续写文章，现在已经写了六评，还要写七评、八评、###、十评。平均起来，大概每个月发表一篇。他甚至表示，我们要制订一个10年计划，因为文章太多，决议也很多，答复起来很费时间。如果苏共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就奉陪到底，也许不止10年，还要更长一点时间。这点道理，我们要向兄弟党讲清楚，甚至对一些跟着赫鲁晓夫跑的兄弟党也要讲清楚。要把丑话说在前面。①
刘少奇在解释中共中央对待苏共中央来信的态度时，谈了四点看法：第一，我们一贯主张团结、反对公开论战。但公开论战不是由我们挑起的，而是由苏共挑起的。第二，苏共既然挑起公开论战，发表了那么多决议、文告、讲话、文章，我们就有权力答辩。苏共既然公开地、指名道姓地攻击我们，我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手段回答他们。第三，苏共领导一贯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他们虽然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但是还在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因此，我们还要看一看，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看看他们对停止公开论战到底有多少诚意，然后才谈得上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第四，兄弟党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公开论战也应该讲民主、讲平等，不能因为苏共要论战就论战，要停止就停止。这样不行。刘少奇认为，要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协议，然后才能停止公开论战。协议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苏共要承认过去公开指责中国党的做法是错误的，并且宣布撤销那些决议、讲话、文章。否则，就不能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保留答复的权利，我们要什么时候答复就什么时候答复。①
在迟迟没有收到中共中央的复信之后，苏共中央终于忍耐不住了，于1964年2月12日致信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提出开展“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大国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和派别、破坏活动的斗争”。但是，苏共中央没有将这封信送给中共中央。结果，中共中央抓住这一点，于2月20日给莫斯科去信说：“苏共领导一方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争论，一方面又背着中国共产党，策动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运动，明目张胆地经常宗派活动、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近几年来，苏共领导总是阴一面，阳一面，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中共中央在信中十分不满地说，你们说攻就攻，叫停就停，这种惟我独尊、蛮横无理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你们的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①
激烈交锋（2）
接到中共中央的上述来信之后，苏共中央于当天回信对此作了解释，说他们没有将2月12日的信送给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中共中央还没有回答苏共中央11月29日的信。苏共中央不满地表示，你们不仅没有答复苏联共产党，而且于2月4日公开发表文章。你们还说苏共“惟我独尊”、“蛮横无理”、“大国沙文主义习气”，你们才是这样。
在拖了几个月之后，中共中央于2月29日对苏共中央11月29日的来信给予了答复。中共中央在信中说，我们早在1962年4月就向你们提出了加强团结、消除分歧的五项主张。但是，你们把这些建议当成耳旁风，根本不予理睬，继续扩大公开论战。我们在1963年3月9日给你们的信中再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并且提出：为了停止公开论战，需要两党和有关各兄弟党讨论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协议。可是，你们一直不理会我们的建议。7月20日，中苏两党会谈结束的时候，我们又主张在会谈公报中写上：中苏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合理的基础，以便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我们的这个建议再一次遭到你们的拒绝。而且，你们不顾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忠告，在中苏两党莫斯科谈判期间，竟然于7月14日发表了给全体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华运动。②
公开论战以来，对方发表了多少论战文章，双方都有一个初步统计。苏方称，自1963年11月以来，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二百多篇文章和其他材料，并且通过电台用外语加以播发，“许多反苏文章播发几十次”。苏共声称，他们在11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信发出之后，就“单方面地停止了发表论战材料”。
据中方的不完全统计，从1963年7月15日到l0月底的三个半月时间里，苏联的报刊发表了近两千篇文章和材料，还登载了42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反华决议、声明和文章。
于是，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明确表示，你们发表了那么多反华材料和文章，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写了七篇答复你们公开信的文章。我们对公开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其他反华文章提出来的问题也没有来得及答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设想：“你说要公开论战就公开论战，你说要停止公开论战就停止公开论战呢？怎么能设想，我们会听从你的指挥棒，放弃答复权利，听任你们在全世界散布许多谣言、谩骂、诬蔑、捏造呢？那不是要我们中国共产党向你们修正主义路线屈膝投降吗？”中共中央还强调说，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是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是遵循还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是坚持还是放弃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的问题。”但中共中央表示，尽管分歧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愿意为恢复和加强团结而竭尽自己的努力。①
3月4日，刘少奇在同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时明确表示，在当前情况下中方无法停下来。因为，公开论战是苏共发起的，要停，首先它必须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是不能停下来的。从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个党，发表了两千多篇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我们对每一篇文章都是要答复的，我们有这个权利。莫斯科攻击了我们，我们就有权利答辩，为自己辩护。所以，如果要停止论战，苏共首先必须承认他们发动公开论战是错误的，撤销他们所有的决议、声明和文章，公开向全世界宣布。这样，我们就可以停止公开论战，可以放弃回答的权利，不再算旧账了。但是，在目前还谈不上停战，因为我们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而且，苏共中央召开的二中全会还决定对我们进行“坚决反击”，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我们倒要看一看，他们的“坚决反击”和“集体措施”究竟是什么。所以，现在更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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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交锋（3）
罗马尼亚代表团离开之后，中方暂停发表论战文章的期限也随之结束。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第八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第一次在文章标题中指名道姓地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这使莫斯科明显地感觉到，自三月下旬以来，中国报纸大大地扩大了“反对苏共和苏联”的“敌视运动”。特别是“八评”发表后，莫斯科立即作出了过激反应，于4月3日公布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与此同时，《真理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
此后，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大会、小会上不断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4月3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解放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声称：中共领导人“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分裂主义纲领”。他还说，有这么一种人，“他们批评我们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立场”。12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发表演说时声称要对中国领导人“给予坚决的回击”。他甚至翻开几年前的旧账，说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方面“冒险性的试验”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中国的经济已经紊乱，国内发生了饥饿。”
对于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的上述举动，一贯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毛泽东，决心以牙还牙。4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4月3日公布的三份材料。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将赫鲁晓夫4月3日至4月18日的讲话中涉及中国部分的内容全都摘录发表了。发表时，《人民日报》编辑部还加了一段很长的按语，说：苏共领导一直耍两面派手法。半年多以来，“一面空喊停止公开论战，一面继续公开反华，并且大吵大嚷，要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什么‘最坚决的回击’，采取什么‘集体措施’，还要‘公布材料，阐明观点’，摆出一付吓人的架子，好像手里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法宝似的。”至于赫鲁晓夫讲话的内容，“除了更加粗野之外，只不过增加了拍桌，跺脚，挥舞拳头，咬牙切齿等等表演而已。”苏共领导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更没有什么新鲜”。我们的经济情况已经全面好转，而且一年比一年好。所以，“我们奉劝苏共领导，你们不必为中国人民‘操心’吧，你们还是多照管一下自己家里的事情吧。”
此时，双方的论战就像一列正处于高速行驶的火车一样，要想让它突然停止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5月7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严厉批评了苏共自2月以来对中共所采取的一系列举动，并且再次强调：只有在双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能停止公开论战。但是，你们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答复完。接着，你们又发表了两千多篇反对中共的决议、声明和文章，我们还没有开始答复，离答复完毕还差得很远。“你们攻击我们多少，我们就有权利答复多少。所以，现在根本谈不上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
7月14日，被称为“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根”的第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见报。半个月后，苏共中央来信，决定于12月15日召开由26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筹备会议。接到来信后，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把文章做绝了”，要“下决心分裂了”。于是，8月30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语气十分坚定地说：“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们，你们召开分裂会议之日，就是进入坟墓之时。你们7月30日的来信表明，你们不顾一切后果，又朝着自己挖掘的坟墓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在这个紧迫的时间，究竟是自走绝路，还是回头是岸，希望你们权衡利害，善自抉择。”①
可惜，国际会议还没有来得及召开，10月14日，赫鲁晓夫就下台了。1966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随之中断。几乎就在同时，毛泽东在下发他1962年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时，改写了有关对苏联评价的部分内容，加上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这句分量极重的话。
谈判出现严重分歧（1）
1。 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1964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