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原定于6月20日启程，因科瓦廖夫的“汽车连出事故，致迟开三小时”，结果推迟到6月21日。陪同刘少奇访问的主要人员有苏联专家总顾问科瓦廖夫，以及中方工作人员邓力群、戈宝权、翻译师哲。
据师哲回忆，访苏期间，斯大林同刘少奇共举行了六次会谈，但他只记得两次会谈的确切日期，其他几次都没有明确的时间记载。
6月27日，代表团被安排到位于莫斯科市郊的孔策沃别墅。当天，斯大林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有斯大林，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米高扬及科瓦廖夫。中方参加人员除刘少奇外，还有高岗、王稼祥以及翻译师哲。
在一阵寒暄之后，斯大林请中共代表团转达他对毛泽东的问候。刘少奇对斯大林的关心表示感谢，并向斯大林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帮助表示感谢，并请斯大林接待代表团。
随即，双方开始讨论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问题。根据科瓦廖夫当时的纪录，双方就以下问题进行了会谈：（1）苏联向中国贷款数额及贷款利息；（2）向中国派遣各方面（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面）的专家；（3）向上海派遣专家及大城市的管理问题；（4）清除上海等港口水雷，恢复港口航行的措施；（5）解放新疆的策略及将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6）中国海军舰队的组建及军港的保卫；（7）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航线，在中国建设飞机装配修理厂；（8）决定在三四天以后召开苏共主席团会议，听取中共代表团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及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9）国家机构设置、工商企业管理等。
斯大林表示，莫斯科决定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以机器设备、各种原料和其他商品形式提供，每年平均6000万美元，分5年贷完。斯大林声明，中苏两党签订这样的协议尚属第一次。关于这笔贷款的利息，斯大林觉得百分之一的年利息似乎低了点。因为苏联向东欧国家提供贷款的年息为两厘，但考虑到中国还在打仗，所以莫斯科同意按年息一厘向中国提供贷款。考虑到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建立，刘少奇又是秘密访问莫斯科，所以，斯大林建议，贷款协定只能以东北人民政府的名义同苏联签订。
关于贷款问题，刘少奇表示完全同意斯大林所提出的各种条件，并感谢苏联对于中国的帮助。
向中国派遣专家，这是中共领导人非常关心的问题。会谈中，斯大林表示，莫斯科已经决定向中国派遣第一批专家，共15人，他们将根据中国的要求随时出发。但后来实际人数大大突破了这个界线。至于专家的待遇，斯大林坚持要按中国最优秀专家的最高标准向苏联专家提供报酬。“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苏联专家享有较高的工资，斯大林提出，“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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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提供3亿美元（2）
根据上述原则，刘少奇曾指示陈云和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定最高标准为二千五百斤小米”，另外适当规定食堂饭食价格并设特别食堂，对苏联专家给予照顾。但是，到1950年初，尤其是中方提出要签订中长铁路协定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苏方提出，在支付专家工资之外，中方还应支付一笔费用，作为对苏联专家以前工作单位的补偿。这样，中国政府需要按每人每月2000到4000卢布交给苏联政府，相当于每月10000到18000斤小米，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只有2800斤小米。
在专家问题谈完之后，斯大林又把话题转到新疆问题上。他建议，应尽早占领新疆，那里拥有丰富的石油。但是，占领新疆必须经过甘肃，而马步芳的骑兵就盘踞在这一带。14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同马步芳的较量中遭受了重大损失。斯大林认为，中共过去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在他看来，马步芳的骑兵是很容易被打垮的。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40架飞机，帮助解放军消灭这股骑兵。
应中方的请求，斯大林同意帮助在上海水域排雷，但要通过中国东北方面来实施，苏联可以卖给东北人民政府几艘扫雷艇，在大连、旅顺培训中国海员学习排雷技术。
当天，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联名致电毛泽东，报告了会谈情况，并就贷款方式、向中国派遣专家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请示。
刘少奇表示中共需要联共帮助（1）
2。 刘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联共（布）的指示和帮助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明确宣布：集中国革命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也是没有的。毛泽东批评说，“没有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想法是错误的，“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是幼稚的想法。他表示，中国在国际上只能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
毛泽东的文章对刘少奇的访苏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即7月2日，斯大林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了一次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的内容，国内外的出版物都没有详细记载。会谈的当天，刘少奇曾给毛泽东发过两次电报。7月3日、4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中苏双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把借款和定货问题具体化。鉴于国内经济机关开始成立，解放区不断扩大，既缺乏专家，又缺乏材料，“故目前还无法提出全部清单”，毛泽东同意代表团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苏方通报情况，并提出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经过两天的紧张准备，7月4日，中共代表团以刘少奇的名义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提交了一份长达一万余字的书面报告，向斯大林全面介绍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同时向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征求意见。
此外，刘少奇还向联共（布）中央提出了中苏两党关系问题。他特意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中共应当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之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刘少奇还提出，应尽可能地密切中苏两党的联系，互派代表，以便处理两党的有关问题，并增进两党间的理解。他还强调，在外交上，中共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已经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道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
刘少奇在报告中也提到了一些颇为敏感的问题，如旅顺、蒙古问题。苏联红军从中国东北撤军时，搬走了很多机器设备。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在旅顺驻军，这引起了中国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的不满。中国共产党曾解释说，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是这样解释的：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战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并用它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蒙古问题，代表团表示，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
另外，刘少奇在报告中同意由苏中两国合办一个航空公司，这就是四个中苏合营公司的由来。毛泽东后来多次对这件事表示了不满，动辄就提“合营公司”的事情，认为这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起来的，他想控制中国。
考虑到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界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即将管理这么大的国家，领导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所以，刘少奇表示，“在这方面，联共（布）中央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共产党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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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表示中共需要联共帮助（2）
斯大林用了几天时间阅读了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所写的批语表明，他对代表团的报告还是相当满意的。
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1）
3。 斯大林声称：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
在6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曾表示，联共（布）中央准备于“三四天后”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共代表团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报告。于是，7月11日晚，中共代表团与联共（布）中央举行第三次会谈，地点在克里姆林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谈的有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苏方参加会谈的主要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政治局候补委员什维尔尼克以及军队领导人和科瓦廖夫。
斯大林首先说明，这次会谈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他称赞刘少奇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我们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①在询问一些具体问题之后，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整个会谈，苏方差不多是斯大林一个人在说，“其他同志发言甚少，会议十分严肃。”②斯大林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斯大林对代表团说，你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还作了解释，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东欧各国以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由于在战争中同希特勒合作，因而在反希特勒胜利后所要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却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没有投降日本，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然企图同美国建立关系，取得美国的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的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是极不利的，于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
其次，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斯大林说，你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这个制度可能对于目前的中国“是很适当的”。“你们引述我在1926年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是偏重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也是对的”。他建议，中共应该制定现阶段的宪法，通过选举产生政府。他说，中国现在是联合政府，就不能只向一党负责，应该向各党负责。在斯大林看来，如果###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赢得多数，就可以组织一党政府。
再次，关于外交问题。斯大林表示赞成中共代表团在报告中提出的外交原则。他说，应该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同各国特别是同苏联及东欧国家的通商贸易。你们不应急于要求帝国主义国家承认，还要观察一下，看他们如何表现。你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想同你们做买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我想列强很快就会承认你们，你们可以先同他们做买卖，然后再谈承认问题。
关于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表示，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刻承认你们。他说，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同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本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不仅保护了苏联，同时也保护了中国革命的利益。联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立刻从旅顺撤兵。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还邀请所有与会人员同中共代表团一起观看电影。他选择了四部影片，并在放映时亲自向中共代表团进行解释。
在随后的十几天内，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参观了苏联的工厂、集体农庄，访问了全苏计划委员会、国家财经委员会、财政部、国家银行，了解了计划经济工作、经济管理等方面的情况。
7月23日，双方就苏联就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达成初步协议。2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到，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增加。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必须占领台湾，这需要空军。毛泽东希望刘少奇就这个问题同斯大林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此方面提供帮助，在6个月至1年的时间内，为我们培训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人员。另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至200架歼击机、40至80架轰炸机，这些飞机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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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2）
但是，斯大林拒绝在台湾问题上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他解释说，用苏联军队支持进攻台湾，就意味着苏联同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如果苏联领导人这样做，俄国人民将不会理解，他们将会把我们轰下台。
不过，在新疆问题上，斯大林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后来，解放军向新疆进军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的计划进行的。在斯大林的建议下，中共改变了1950年占领新疆的计划。8月14日，邓力群奉命飞抵伊宁，在苏联总领事馆的协助下开展工作。为加速向新疆进军，苏联派出40架飞机帮助运送解放军。1949年年底，新疆和平解放。
7月27日，斯大林邀请中共代表团到孔策沃别墅赴宴，双方继续举行会谈。重点集中在两党两国关系上。斯大林举杯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别人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厌烦。我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说客气话。西欧人由于他们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的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①
鉴于过去他对中国革命所做的一些事情，斯大林怀有歉意地问中共代表团：“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呢？”刘少奇回答说：“没有。”斯大林提到了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他承认，毛泽东当时去重庆是有危险的，CC系的特务有害毛泽东同志的可能。他对自己当初的举动解释说，美国人曾经问过我们：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要和平？我答复说：“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们管不着。”他问道：“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妨害了你们？”刘少奇回答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有个别的负责同志对和平有幻想，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