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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刘少奇同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贷款协定。当天，高岗回国。由于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是秘密进行的，对外界声称是东北人民政府代表团。所以，7月31日，《真理报》在高岗走后发表一则消息称：不久前，高岗先生率领东北民主政府代表团从东北来到莫斯科，商谈商务问题。谈判进行得很顺利，达成了东北与苏联换货协定，为期一年。东北将向苏联提供大豆、植物油、玉米、大米等。苏联方面将向东北提供工业设备、汽车、石油产品、纺织品、药品等。
8月14日，刘少奇圆满地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踏上归国旅程，于25日到达沈阳。
对于这次访问，师哲作了如下描述：我亲眼看到，斯大林对少奇是信任和尊重的，他从来不主动提出讨论和解决哪些问题，每次会见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少奇的每句话，体会少奇的语意和心情，并对少奇的意见多次表示同意和赞赏。斯大林根据中方的要求或愿望进行商谈，提出意见、建议或指出解决的办法。并且他不准别人插手，以免横出枝节。因而在会谈中从未有过误会或不愉快。可以说，历次会见都是在热情洋溢、友好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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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艰难的莫斯科之行（1）
1。 在遭到斯大林的多次谢绝后，毛泽东终于开始了莫斯科之行
毛泽东访苏的想法，最早萌发于1947年，但每次提出来后，都被斯大林谢绝了。尽管斯大林有多种理由，但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令他最为担忧。因为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毛泽东以什么身份出访苏联，斯大林不能不有所顾及。直到1949年年初，斯大林还在考虑毛泽东以当时的身份出访莫斯科是否适合。1月14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声称，毛泽东现时到莫斯科来未必是合适的。因为毛泽东是游击队的领导人，尽管他打算化名到莫斯科来，但要隐瞒他的莫斯科之行是不可能的，他离开中国的消息必定会透露出去。斯大林担心，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会被西方舆论利用，说毛泽东是莫斯科的代理人，想从莫斯科得到什么指示。鉴于这种考虑，斯大林于当天致电毛泽东，建议“暂时推迟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时刻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斯大林没有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而代之以米高扬去西柏坡。他在电报中说：“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立即向您派去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谈判。”
对毛泽东来说，访问莫斯科无疑是他的一个夙愿。从1949年1月起，毛泽东在同科瓦廖夫谈话时多次提到，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当中，没有去过莫斯科、没有见过斯大林的只有他毛泽东了。有鉴于此，科瓦廖夫多次建议，毛泽东应当亲自同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本人建立联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承认了新中国，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当毛泽东看过机要秘书送来的莫斯科照会之后，激动得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这位机要秘书给毛泽东送过无数次文件，像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对苏联承认新中国何等重视和激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斯大林担心的毛泽东的身份问题已不复存在。11月5日，科瓦廖夫告诉毛泽东，斯大林愿意在任何时候欢迎毛泽东去莫斯科。毛泽东表示，他渴望能在12月斯大林70诞辰之际前往莫斯科祝寿。
11月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①
受毛泽东之托，周恩来于11月10日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愿望通知了苏联大使，请他转告莫斯科。
11月12日，在接到斯大林的正式邀请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②毛泽东同时还表示，希望科瓦廖夫能与他同行。
为了这次出访，特别是给斯大林送礼一事，毛泽东颇费了一番心思。12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中共山东分局：“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70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寿礼。”①毛泽东指示山东分局接电后务必于12月4日前将这四样特产分别购买5000斤，共20000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毛泽东特意关照，这些物品必须是最好的。
12月6日，正值北国的隆冬季节。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在访问苏联的要求被斯大林再三推迟后，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
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的目的，科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曾作了如下安排：用一个月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同斯大林谈判，签订中苏条约；第二个月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到索契疗养院。据师哲回忆，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亲自给斯大林“祝贺生日”。此外，他还想在苏联疗养和休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到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条约”。11月10日，周恩来在拜访罗申时表示，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除了同斯大林进行个人之间的友好接触外，他还想就中苏条约问题同斯大林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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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艰难的莫斯科之行（2）
由此看来，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早在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协议。关于这个条约，1949年2月米高扬在西柏坡曾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过，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他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及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同年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就条约问题提出三种解决方式：1。 不加任何修改；2。 签订新条约；3。 暂时维持原有条约，在适当时机重新签订。斯大林也承认这是不平等条约，并表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政策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对毛泽东来说，他当然想签订新条约，以取代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
毛泽东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让他终生难忘。1956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提起他第一次访苏的感受，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或许是中共同南共有着同样的遭遇，所以毛泽东说起话来也就毫无保留了。他告诉南共代表团，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交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所以，“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①
其实，在动身之前，毛泽东还很高兴，对这次访问充满着信心。在他看来，签订一项新条约将不会有问题。因为无论是米高扬还是斯大林都承认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况且斯大林已经答应，等他去莫斯科讨论条约问题。科瓦廖夫回忆说，出访之前许多问题都已磋商好后，毛很激动。尤其是，这次莫斯科之行将解决对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不带陪同人员，不带中央委员和政府领导干部，甚至少量的工作人员也不带。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苏联方面的陪同人员有驻华大使罗申、总顾问科瓦廖夫。
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驶进莫斯科北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了冷遇，他对“接待的冷淡感到不快”。苏方对此解释说，本来在车站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需绕行一趟，也无需答礼。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给报社发表就行了。①
毛泽东在车站作了一个简要的书面发言，他说：“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把毛泽东的访问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相关报道占据了头版的一半。
斯大林出尔反尔（1）
2。 斯大林出尔反尔，毛泽东颇多怨言
12月16日下午6时，毛泽东走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一阵寒暄之后，双方开始了第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除毛泽东和斯大林外，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书记处书记）和布尔加宁，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中方翻译师哲，苏方翻译费德林。
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后说道：“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回答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双方的会谈似乎就从此开始了。可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费德林在其记录里并没有提到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有人查证，俄罗斯档案文件里也找不到斯大林这句话，包括斯大林的所谓道歉。
毛泽东一开始也没有提祝寿的问题，实际上会谈是从有关战争问题开始的。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3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对此，斯大林回答道：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因此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嚣要发动战争，但它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还开玩笑说：“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斯大林信心十足地表示：和平取决于中苏两国共同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至10年，而且可以保障10至20年，还可能更长一点时间。”①随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声称，斯大林的估计同我们一样，仗很难打起来。可惜，双方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就在这次会谈后6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结果中国又打了3年仗。
接着，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将话题转到中苏条约这一棘手的问题上。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但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对修改中苏条约产生了顾虑。所以，当毛泽东提起条约时，斯大林很干脆地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但“必须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现行的1945年苏中同盟友好条约，还是现在就对条约作适当的修改”。他强调，该条约是继雅尔塔协定之后，由苏中两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该条约的主要条款。这表明上述条约的签订，已经征得了美英两国的同意。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如果改动其中的一个条款，都会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就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问题。
很明显，斯大林把苏联的既得利益同中苏条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不想拿这方面的利益当赌注。斯大林认为，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表面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走驻扎在旅顺口的苏联军队。至于涉及中国主权的旅顺和中长铁路问题，斯大林认为，“表面上可以保留协定的有关条款，而实际考虑到中方的愿望可以进行修改。不过，如中国同志对这些办法仍不满意，那么，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表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现状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要想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取得胜利，单靠中国的力量是不够的。此外，中长铁路也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强调，作为共产党人，不便在别国领土上，尤其是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说：既然苏军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么为什么，比如英国人不能在香港，而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
斯大林出尔反尔（2）
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反驳斯大林。他甚至承认，中共中央在讨论条约问题时，没有将美英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考虑进去，只想到要签订新条约。所以，他强调说：“怎么对共同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过现已清楚，目前不要急于从旅顺口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①
毛泽东已经表示过，签订新条约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但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被迫承认“不要急于修改条约”，这令他多么扫兴！难怪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毛泽东由此想到，斯大林把他看作是“半个铁托”。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批评斯大林时总少不了提起这件事。此事在他心里埋藏了多年。1956年3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终于道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斯大林70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莫斯科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②
会谈中，双方还就贷款、贸易和建立航空联系问题交换了意见。新中国刚刚建立，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很难起步。所以，毛泽东希望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科瓦廖夫说，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斯大林拒绝为中国提供贷款。有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