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激励创造性员工能有更多创新。一项已不是秘密的武器就是“想法邮递列表”，这像一个面向全公司的可以由员工发布任何想法的留言板，例如从测试流程到下一个最佳软件。这种软件允许每个员工对新想法加以评论和打分，使最有创意的想法能涌现出来。
七、努力达成一致。现代管理中的神话人物莫过于出现能统一所有意见的英雄。Google对此的看法是“三个臭皮匠抵一个诸葛亮”，因此在作任何决策时都尽可能征求更多人的意见。在Google里，经理扮演的角色仅仅是意见的综合者而不是意见的*者。想达成意见一致经常会耗时更长，但总是使决策更有效且更容易被员工接受。
八、拒绝邪恶，洁身自好。Google有许多口号，但最根本的就是这条，特别是在管理层级中。因为任何组织中的员工都热衷于拥有自己的观点，因此Google努力营造一种谦让和相互尊重的气氛，避免公司里处处都是好好先生。
九、凭数据作决策。在Google里，任何决策都是依赖于定量分析。他们自建了一套信息管理体系，除了基于互联网的大体系还有公司内部的小体系。因此，许多分析师们可以深入海量数据中进行分析，挖掘趋势使其他员工时刻保持前瞻性。Google拥有许多类似的在线 “数字仪表盘”，可供所有企业直观的获取一些即时信息。
十、有效的沟通。每个星期五Google都将举行一次全体员工的发布会，以产品介绍或者提问回答方式。这使管理层时刻掌握知识型员工的最新动态，反过来同样如此。
由于Google是一家技术型公司，大多数员工是工程师，所以他们关注的是一个特定的群体，不过这些法则中的一部分仍适用于各种知识型的员工。
在成熟的、鲜有创新的领域，山寨化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如农业、汽车零部件制造业等。在创新度较高的行业，如网络行业、手机行业等，山寨社会的“分布式智慧”不仅可行，而且显示出比强力组织、大型公司更明显的活性。即使传统的赢利组织，也很有必要进行山寨化改造。意识形态总是落后于实际，鲜明的事实已经摆在那里，人们还不觉得其存在，正如罗素所说：“提到过去，每个时代都承认它是事实；提到当前，每个时代都否认它是事实。”
有些事件，虽然轰轰烈烈，过后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有些事情，平平淡淡，无声无息，却是一场变革的前兆。山寨10版则属于后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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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2。0版（1）
软件代码行业有点类似于传统行业里爬格子的人。尽管软件已经不是当初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产物，都被工程化了，但山寨的本质犹在。
软件行业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行业，它生产无形产品，如果仅仅局限于编写代码，即便都是山寨也很难构成一场革命。
软件和网络上的东西拷贝和沟通成本为零，所以比较容易组织零散的力量。真正的山寨社会必须能够超过这样的行业壁垒，杀到有形经济领域并且成为主导。它必须比所谓的*社会更深入、更广泛，这样才能从10版本升级到20版本。
山寨决策
假如有比我们更高级的外星人造访地球，写一份关于人类的考察报告，他也许会说：人类在认识自然方面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已经接近洞悉宇宙的秘密，他们制造各种复杂、精美的机械、电子、化学产品。但是，人类在权力、组织方面做得非常差，几乎和蒙昧时代差不多。不了解情况的人高高在上瞎指挥，基层组织和成员钩心斗角，互相掣肘，人类的组织效率极为低下。
据美国兰德公司估计，世界上破产倒闭的大企业，85％是因企业家决策失误造成的。在山寨社会，组织效率和决策效率会有很大的进步，一方面会有很多小型企业取代大公司的霸权，决策更加分散。另一方面，传统组织的理念也吸收山寨模式的优点，尽最大的可能解放全员的潜力。
工业革命之前的情况很清楚，在电视中经常有这样的镜头：一个人要见“老爷”被门卫挡住，然后给门卫几个钱，门卫就进去禀报老爷了。
旧时理论上太监没有任何权力，而实际上可能权力极大，从赵高、高力士到魏忠贤、李莲英都曾经掌握大权。赵高出现的年代很早，由于他是篡权、忤逆的宦官，后来的帝国都知道这个教训，大多明文禁止宦官干政，用刑不可谓不重。然而，这是等级森严、金字塔型权力结构固有的缺陷，太监经常能接近最有权的皇帝，总有可能和皇帝比较投缘或者通过手段博得皇帝的信任。
在古代，沟通工具不发达，皇帝要想知晓全国各地的情况比较困难，层层汇报在当时是一种有限条件下的决策方式。皇帝为了搞清楚下面的实际情况，有时也会微服私访。但这只能是金字塔型社会决策机制的一个小亮点，主流上皇帝必须依附层级复杂的官僚体制。
由于信息无法及时沟通，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例在古代非常多。
在电视剧《走西口》中，二当家的假装脚崴了，大当家刘一刀下山打劫，二当家的想乘此机会拿钱走人，被刘一刀的老婆风摆柳发现，二当家的杀了风摆柳。恰好被掳来的田青借大当家的下山的机会逃跑，二当家的就把杀掉风摆柳的事情栽赃到田青身上。我想要是有手机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情节了，因为风摆柳很容易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当家的。拿破仑折戟滑铁卢，败给威灵顿，只是因为他的副将格鲁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没有及时赶来援助拿破仑。假如拿破仑能够给格鲁希打个手机，这样的失误也就不可能产生了。
工业革命之后，这种结构也没有多大的改观，权力还是按着一个金字塔型架构的方式分配。
我小时候，秘书这个词还是权利的象征。市长秘书、县长秘书可能是无冕之王，虽然理论上也没有多少权力，但因为他接近最有权的人，他有更多的机会和最高领导沟通，大家为了竞争沟通权，秘书是一个主要通道。秘书手里掌握最重要的交换筹码，所以自然就很有权。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山寨2。0版（2）
金字塔型结构的缺陷显而易见，这与所有制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是私人所有制企业，如果还是金字塔型社会的老观念，也存在“决策沟通瓶颈”。所谓“屁股决定脑袋”，金字塔型结构的最高决策者总是会受到身边利益集团的影响和左右。金字塔型结构社会是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冲突的温床，大到国家、小到大公司概莫能外。理论上，大公司考虑整体利益的只有总裁一人，其余的人全部为自己的局部利益游说和奋斗，庞大的组织使总裁不可能知道各个业务单元的情况。为汇报而汇报、为粉饰太平而汇报、为表功而汇报的情况非常普遍。
通讯虽然消除了沟通障碍，现代社会的金字塔型决策和沟通机制与古代仍然区别不大。如果技术的变化是奔驰的汽车，思想观念的更新则像缓慢的乌龟。*说生产力是主导因素，生产关系始终落后于生产力，我要续上一句，社会心理也总是落后于生产力。我们的心理结构是缓慢变化的原始环境的产物，不是迅速变化的现代社会的产物。
如果技术的变化是奔驰的汽车，思想观念的更新则像缓慢的乌龟。
当通讯不成为问题之后，数学障碍成为另一只拦路虎。在金字塔型组织中，需要最高主管决策的事情太多，需要汇报的情况数不胜数。即使是那些很注重下基层亲历亲为的领导和总裁也只能部分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况且若敞开视听的话，任何一个大型组织的首脑办公室都会被挤爆。首脑不是超人，无法处理太多的、自相矛盾的信息，只能退守到金字塔型汇报体系中。
金字塔型决策的第三个原因是人性障碍和利益驱使。很显然，决策不透明更有利于那些作出决策的人。从人性的角度看，处于较高位置的人有一种通过仪式树立威信的倾向，地位低下的则低着头走路，只能低声下气。
“社会能够让那些被赋予较低社会地位的人接受并相信自己的地位，这是社会最大的成功——同时也是社会最大的失败。”（James Baldwin，1955）
不用我说，人人都很清楚决策的重要性以及现有决策体制的缺陷：它压抑了绝大多数人潜在的创造力，比较容易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会助长组织内部的博弈、虚假和欺骗，降低决策效率，而且常常脱离实际。从某种角度来说，金字塔型机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为了尽量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人们尝试了两招棋。
第一，能人模式。较早的能人模式是集权式的，到了市场经济时期，又流行新形势下的能人模式，找一个英明神武的领导者来决策，这就是全球CEO薪酬越炒越高的原因。加在第二段后面：前惠普CEO菲奥莉娜因经营业绩较差，与董事会意见不合，离开了惠普公司，其离职费加上补偿金高达4 200万美元，而惠普的股价与她刚刚上任时相比已经下降了超过50％。雷曼兄弟成为全球第一个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倒闭的大投资公司，而其CEO理查德·富尔德5年内却从公司拿走了亿美元的报酬。
第二，分权模式。从国家的层面，用*总理的话来讲就是：为了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在第三段后面：在大型企业，普遍采取权力下放的事业部机制，把权力下放给各部门，最上层领导不再决定一切。这种方式虽然获得了让了解信息最充分的人决策的好处，可是牺牲了大公司的优越性。大公司之所以大，是因为相互依赖统一行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山寨2。0版（3）
我总感觉改善权力体系并不复杂，很多时候不一定言必称机制，拘泥于制度设计，只要稍微克服一下利益的障碍和人性的障碍，情况就会大为改观。
2008年10月，重庆出租车因为10年待遇未变，而整体经济已经上了一个台阶，进行了全市范围的*。
新上任不久的重庆市市长薄熙来采取了一种所谓的新形式解决问题，把出租车管理方、出租车代表、出租汽车公司代表召集到一起商讨解决方案，并且在电视上直播。按照传统的用词方式一般会用“这是执政*化的一个进步”，而我用“山寨”这个词。
薄熙来做这件事情是有难度的，因为他挑战了封闭决策体系的利益分配。地球人都知道出租车公司是稳赚不赔的暴利公司，是属于政府组织和某些特权阶层的一块自留地。
重庆出租车*成功之后，好几个地方竞相仿效，最终都平安解决，没酿成大祸。否则，以后多年都不会有人敢于进行这种形式上的创新。
时代需要的东西，终将破茧而出，这就是山寨社会的自组织性。杭州市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让群众参与政府事务决策。从2007年11月14日起，杭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开始邀请市民列席会议。迄今，已先后邀请100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几十位市民代表列席会议。
杭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网直播，始于2008年4月2日的第二十六次会议。4个小时的会议，吸引了1 066人次观看，政务论坛被点击率达2 346人次，网民对此举赞赏有加。
杭州市政府又宣布，出台《杭州市人民政府开放式决策程序规定》的征求意见稿，以政府发文形式规范开放式决策。
非常传统的行业，也在尝试改革集权化的管理方案。
海底捞是一家火锅连锁店，这是一个典型的老板说了算的行当。但就是这样非常古老的行业也发生了变化，在海底捞的公司目标里，“将海底捞开向全国”只排到第3位，而“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致力于双手改变命运的价值观在海底捞变成现实”则排在前面。
海底捞给一线服务员的授权很大，包括可以为客户免单的权力。每个员工都有一张卡，员工在店里的所有服务行为，都需要刷卡，记录在案。这种信任，一旦发现被滥用，则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
为了防止决策失误，克服领导者自大的天性，蒙牛乳业发明一个“全盲定律”，由于我们每个人的视野都是有限的，都不能穷尽所有，总有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因此在决策中，大家全都是“盲人”，全都扮演着“盲人摸象”里的某个角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从总裁到门卫，无一例外。因此，每个人都需要借助别人的眼睛来延长自己的“视线”。
除了建立“互联网通道”、“信箱通道”、“会议通道”，蒙牛公司还设立“反对意见奖”——重奖那些因为提出反对意见、推翻错误方案而使公司避免重大决策失误的人。
山寨式决策、分布式智慧将来会成为社会的一种潮流。1980年，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系统性地论述了中央集权的弊端：
第三次浪潮把社会推向一个更加多样化、更复杂的层次，所有领导人物都必须仰仗更多的帮助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第三次浪潮需要一个新的领导作风。第三次浪潮领袖所需要具备的条件现在还不十分清楚。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领导人物的能力不在于他的果断，而在于他肯倾听；不在于强制力，而在于想象力；不在于夸大其词，而在于承认新世界的领导工作限制良多。明日的领导人物可能会面对一个权力更分散、参与感更强，进入更复杂多样化的社会。他们不再是全知全能的人物。
山寨2。0版（4）
托夫勒也想到了民众决策需要民众有一些必要的知识，他举的一个例子是瑞典关于能源的公众决策之前先普及有关能源的基本知识。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基层民众的知识面已经极大地拓展，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大为改观，在政府政策、公司内部管理等诸多方面，民众已经具备了参政议政的基础。
山寨式薪水
2008年，从美国华尔街金融行业开始，全球陷入了一次严重的衰退；12月29日，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奥巴马直言痛斥华尔街金融业发放巨额年终红利为无耻。根据纽约州主计审查长28日发布的报告，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和银行在2008年底共发放了184亿多美元的年终红利，与2004年经济兴旺时相当，创下了有史以来的第六次新高。华尔街的银行和金融公司一只手拿进美国政府的天文数字救助金，另一只手却为自己发放巨额的年终红利，这立即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公愤。对于华尔街银行和金融公司的所作所为，奥巴马严词批评说，接受政府救助的银行和公司，发放巨额年终红利是极端不负责任和无耻的行为。
当天，副总统拜登更发言表示，他很想把那些坐领巨额红利的家伙都抓起来，正是这些贪婪的家伙，把美国经济搞到现在的地步。有的国会议员也明确表态，要求财政部运用一切可行的法律手段，追讨这些公司和银行发放出去的巨额红利。
现代经济繁荣的背后一个极大的问题是分配不平等的加剧。在这一问题上，政界饱受非议，这是世人最大的错误，实际上政界现在分配机制比企业要平均得多。美国总统年薪不过是40万美元，只相当于大公司总裁的1％。即使“高薪养廉”的楷模新加坡，其总理年薪也不过309万新元。对企业高管的收入状况放任自流，而且收入越高越被标榜成英雄。其逻辑是政府的钱是大家的钱，理应盯住，企业的钱是人家企业自家的钱，怎么分配与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