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及《尹仲容与台湾经济的重建1949—1953》一文中，出现厦门密金的支出总数是786540两及拨款日期与数量，但无细账。此总数与笔者2007年所估计的厦金支出为80万两相契合。
图 先父1949年6月12日的日记中记有那日进谒蒋介石总裁后的记录，为秘密黄金军费90余万两“最后之决定”的分配：“① 渝筑穗款43万仍在厦；② 陕港款运台暂存；③ 余15万两交联勤，其中8万余为粮款，6万余为经费……”其中，“呈刘郭报告……”中的刘（攻芸）为央行总裁、郭（忏）为联勤总司令
蒋介石1949年的日记里记载着许多有关财经的关键资料，如：
1月15日（下野前6日）：约见（俞）鸿钧、席德懋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总勿使两行外汇为后来者消耗于无形，略为国家与人民保留一线生机耳。
1月21日：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密告孙（科）吴（忠信）金融与外汇之处置与实数。对（李）德邻实告其政治、军事及人事之部署。（按：此日蒋辞国民党政府总统职，金融实数里也应包括上文2月8日央行总裁刘攻芸告诉周宏涛的黄金量。）
5月19日：……督导青岛之撤退与厦门存金之移动……
6月3日：……台湾改革币制基金已经拨定，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鸿钧、（刘）攻芸、严家淦来见，报告外汇、头寸及台厦存金之支配，并指拨台湾银行基金共计五千万美金，此乃最主要之政策得以强勉实施为慰……［按：此基金就是两星期后发行的新台币准备金——80万两黄金（每两以50美元计算）与1000万美元外汇，此原意为省的地方货币，已稳固流通了60年。］
蒋介石日记里的用词如“存金”、“现金”、“现洋”、“现货”、“基金”等，是指黄金、白银及外汇，即国库资金的总称；另有国民党军队“抚恤基金”，是1949年1月下野前夕，在南京拨给海陆空三军的数千万银元。先父日记里有关“现金”拨为军费案件则称作：“草约”、“手续”、“准备金案”及“绝密保管款”等。总之，巨额金银以百吨千吨计、辗转运送千里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1949年国民政府面临在大陆崩溃之际，此中国仅有的“现金”是万方注目的，不止李宗仁代总统觊觎（蒋介石5月2日日记：“李德邻留桂不来穗，其目的在要求军权与财权”），美国也以此借口拒绝援华（蒋介石7月3日日记：“美国务卿问顾（维钧）大使……‘何以不用台湾存金’”）。更重要的是，这是国家货币“金圆券”的准备金，是人民大众的财产，蒋就不得不隐讳其言，更要各位军政“领导”绝对保密，尤其是这密存厦门的黄金，更是绝对机密。60年过去了，此联结海峡两岸的巨大事件，应该到还原真相和解密的时候了。
这些年，笔者也在美国、台湾、中国大陆及网上搜集资料并继续访问与运金有关的耆宿，有先父旧时同事，包括海、陆、空、勤及新闻、财经等各界人士，颇有新“出土”的史料，这里要感谢许多位前辈与朋友的帮忙，当然缺失还是难免。本书把笔者十多年来追踪国民党政府“黄金档案”真相及发掘先父的军费“密档”日记的来龙去脉，在“夕阳黄金之年”挥汗笔耕不缀，不容青史尽成灰，将此史实献给海峡两岸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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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第一批（第一船次）国库黄金运台
1948年12月2日凌晨，也就是1日夜晚，外滩全面*。英国记者乔治？瓦因（George Vine）住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靠中国银行一边的客房。午夜之后，他向东望，虽在全面*下，从昏暗的路灯下依然可以见到岸边的“海星号”，甚至护航军舰；他向西望，可望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挑夫或两人挑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海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图）停靠在黄浦江边上。做新闻记者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凭着专业的直觉，就断定所挑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便立刻从黄埔滩20号的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用苦力运走”【The Soong Dynasty（《宋氏王朝》），Sterling Seagr*e著，Harper Perennial，1986，第441页。】
图 1948年12月运第一批上海国库金银到台湾及厦门的500吨级（满载700吨）海关缉私舰“海星号”的同型舰
外滩中国银行金库
2006至2008年，笔者四次飞越太平洋来到上海，查找上海档案及实地勘察外滩，首先为解一个谜：为什么从旧黄浦滩路23号的中国银行里，运出24号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
由中国银行与和平饭店之间小路（今滇池路）步入中国银行之后院，答案就浮现出来了。原来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及银元存在中国银行后院地下室的金库里，现在有武警在外站岗，当然无法进去一探究竟。但其中有一部分，开放给一般民众，我们沿着一个螺旋梯向下走去，下面豁然开朗，有存户在查看自己的贵重存物，玻璃门上写着“远东第一大库”，“始建于一九三七年”，即是日寇全面侵华的那一年。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应该是在同一层附近。就像旧时修机场，一部分作“军用”，另一部分作“民用”。我们所能看到的大概是“民用”部分。
图中为中国银行（黄浦滩路23号，中间平顶），左侧为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与中国银行有滇池路相隔，右侧白色六层楼即原中央银行（24号）
登上和平饭店楼顶，向东面望，就可看到黄浦江，现在是游客云集的外滩江边公园，当年（1948年）12月1日的午夜，缉私舰“海星号”就停泊在岸边，不远处还有一艘军舰，美盛号（或美朋号），在巡航监视。从江边往西看，23号（中国银行，17层）与24号（中央银行，6层，第二次大战时的日本正金银行）之间只有一条小巷子，从和平饭店北楼上面是看不见的。所以，那晚挑夫应该是由中国银行与和平饭店之间的小路（今滇池路）走向江边的。
图由中国银行北旁门（今滇池路）进入银行地下室，即原中央银行的国库所在
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左派的《华商报》（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
另据《中央银行档案》，几天以后，宋子文又命上海央行运广州银圆1000万元（共2500箱，每箱4000枚），也是从“金圆券”准备金里提出的，于12月8日利用淞沪警备部（司令陈大庆）夜间*时，以招商局的“海沪轮”运去广州［《民国档案季刊》1989年第1期，第53页）‘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但没被媒体、社会及一般民众注意到。
12月1日深夜的运金行动，不只轰动上海，也震惊了全中国，长沙的湖南省参议会首先通电全国：“这些金子都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是三个半月前（1948年8月19日）以发行金圆券强迫收购来的，来自民间，作为金圆券的准备金，随意移动会影响老百姓对金圆券的信心。”云云。上海人心惶惶，没过几天就在中国银行门前发生了震撼世界的黄金挤兑（Gold Rush）。国民党政府在中国银行以远比黑市价格低的纯金，有十百倍的利润及保值，让市民拿1000金圆券（每日牌价上调）换兑黄金1市两，但每天限售1000两，先来先购，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都到银行外面去排队。
黄金挤兑惨剧
据上海《大公报》12月9日记载：“……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于11月21日起开始办理存兑至12月6日，（天里）共兑出黄金15617两（合金圆券10551万元），兑出银圆941341（合金圆券9413100元）……”上海《申报》12月27日刊登：各地“国行所兑出金银，仅占库存廿分之一”，如以库存黄金400万两计，则兑出黄金全国为20万两。外滩拥挤成人海，让举世看国民政府的笑话，最后以挤死挤伤多人告终。
现在要从以下各点来试着还原历史的真相：首先是12月1日深夜，究竟有没有黄金由上海外滩运出？英国路透社于1948年12月2日向全世界发表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的新闻是否可靠？若是事实，这一次到底运出了多少两金子？由何人决定运出？其次，究竟由哪些种方式运出？从上海运到哪里？
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之最初二三十年，对于黄金运台的事都噤口不言，而主持其事的人，包括先父在内，也绝口不提，因黄金运台的事情，从大陆民众观点来看是民怨极大的。为拥护政府，许多老百姓排队兑换，据正式资料，由中央银行在上海一地就收兑了美钞3400万，取得黄金110万两及银圆500万块，占全国70％左右。事实上，在以后第九章第五节中会提到，此显然低报的黄金量占全国估计私人拥有总量的比例还是很小。
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金圆券（最高面值国币为金圆券500万元）快速贬值。以银圆与金圆券的兑换率来看，到1949年1月，银元从开始的2元金圆券换一块银圆涨到1000元兑一块，到4月23日解放军攻进南京，已经超过1000万元兑一块银圆。8个月来，通货膨胀超过500万倍，也就是说，如果家有100万美金，换为金圆券后，8个月后，这400万金圆券，只能换回美金2角！而且，再过三个月，就不到美金一分钱了。这样国民党政府如何还能不失掉民心？
广东省（浙江、新疆、海南等地也曾印出地方银圆兑换券）于1949年6月6日发行大洋票，以银圆十足做准备金，用到10月12日解放军进广州。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穗都使用银圆发薪水。但是100块银圆就重达27公斤，不是很方便。广东省银行发行大洋票填补这个空白。实际上使用不到一个月，因为7月2日国民党政府又发行了国币银圆券，大洋票就失去了流通的价值，剩余的就运去台湾，到2007年才在高雄销毁，但这些大洋票先早已充斥于旧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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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运金（1）
此外，当年参与金银外汇运台湾的军经人士都是替蒋介石总裁办事的人，蒋曾千叮万嘱要守密，在台湾谁敢随便谈此事？但是，国外与大陆人士就可以尽量发表与发掘史实。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1868—1907），罗伯哈特信件集》，由费正清教授等三人主编，由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监督，美国人李度（Lester Little）做序，在此书第30页，他写道：国民政府对海关的依赖（除了海关的收入之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的黄金（按：约260万市两）及120吨银圆，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这项记载被很多人引用，包括一位赵淑敏女士，她研究海关有年，在她所作的《中国海关史》中也有所提及。她在1985年给台北《传记文学》刘社长（绍唐）的信中就提道：有人又说黄金是1949年5月某一深夜，由当时国民党政府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派军舰，载运去台湾的。她不知那一说是正确的。现在，60年过去了，再来回顾此段史实，才知就如瞎子摸象，众说纷纭了，其实都对（此书为读者细道来龙去脉）。在1948年12月（到1949年元旦次日，见下）用缉私舰运的两次，是第一批。第二批是先父吴嵩庆（当时担任国民党军队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简称联勤总部——的财务署长，掌管全国民党军队费）经手的，是在次年（1949年）1月20日前后，约90多万两（大约33吨），是由海军运去厦门海军码头再转鼓浪屿，就是赵女士所提的“军舰密运”，但时间不是5月；另外，在2月7日至9日用中航（中国航空公司）及军机运的60万两到台湾是第三批；到5月运第四批的20多万两时，已是兵荒马乱，上海外滩码头上全是准备撤退的军队，哪需要“密派”军舰？
前中国总税务司监督、美国人李度所提的80吨黄金，是否正确，是历史上亟待证实的，首先要问谁有权把*国库黄金转移库藏地点？答案是中央银行总裁，当然幕后是蒋介石总统在主持。1948年12月谁是总裁，是俞鸿钧。他是那年5月接张公权（1947年3月—1948年5月）央行总裁位置的。这是俞第二次担任央行总裁，请看下表：
表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时历任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与行政院长
中央银行总裁 央行总裁接任时间
（开始于） 财政部长 行政院长
孔祥熙 1933年4月 孔祥熙 孔祥熙
俞鸿钧 1945年7月 俞鸿钧 宋子文
贝祖贻 1946年2月 俞鸿钧 宋子文
张公权 1947年3月 俞鸿钧 张群 （蒋中正）
俞鸿钧 1948年5月 王云五 翁文灏
刘攻芸 1949年1月 徐 堪 孙 科
3月 刘攻芸 何应钦
徐 堪 6月 徐 堪 阎锡山
10月 关吉玉 阎锡山
俞鸿钧奉蒋介石命令运第一批黄金去台湾
俞鸿钧第二次担任央行总裁是1948年5月19日，那年5月1日南京行宪国民大会选出蒋中正、李宗仁为正副总统后闭幕，该月底翁文灏内阁组成，以仅受小学教育、自修出身的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三个月不到，就发行无足够准备金的金圆券，于8月19日深夜以“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名义公布。其要点为：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据台北王绍斋等著《俞鸿钧传》（第174至180页）：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运金（2）
……民国三十七年（1948）底，大陆军事逆转，局势迅速恶化。10月，整个东北九省沦于解放军之手，12月，徐蚌会战失利……举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便在这个国脉如丝，危疑震撼之际，俞鸿钧鉴于上海中央银行里库存的黄金是国家金融命脉，唯一重要资产，因此他毅然决然的做了一个决定……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运到台湾，以策安全。当时俞鸿钧系以其亲信干部——央行秘书兼机要主任何善垣、央行秘书处处长陈延祚分司内外勤工作。由他亲自领导，组成了一个最机密的工作小组。由陈延祚负责对外联系交涉，调用海军舰只、部署沿途警卫、洽请实施*，安排驳运人手……内部，则在他的总裁办公室后面腾出一间小办公室，由他和何善垣食于斯，住于斯，撰拟、核可、缮校、用印于一切必要公文于斯，自始至终，足不出户。第一批黄金起运之夜，军方实施特别*，上海外滩一带断绝交通，行人车辆一律严禁通行。直到严密装箱的黄金一一安全运上海军巡逻舰，解缆启碇驶出吴淞口，外滩一带方始解除交通管制。然俞鸿钧又在办公室里焦灼紧张，绕室仿徨，惟恐解放军拦劫，或是途中万一有失。他一连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坐立不安。最后，终于接获台湾方面发来的密电，所运黄金全部平安抵达。他这才长长的吁一口气，如释重负的到上海北火车站去搭乘火车。这时候，国库存金已经有绝大部分运到台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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