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办完母亲丧事后，剩余的就让留在大陆的三个儿子分了。至于宿舍房子，是台北收支处长王逸芬在1949年替我们安排的，当年巷口还有猪舍，现在则是近建国花市，台北的黄金地段，光是土地就价值近亿元新台币，但先父在世时拒绝友人建议以新台币20万即可自己买下当时时价超过千万元的寓所，他对好意相劝的友人说：“我一生为公，不愿到暮年来占公家便宜。”他当然希望在两老过世之后，此项公屋就干干净净地交还公家，更不要没替国家出过力的子女“来占公家便宜”。
先父的教育
父亲生于1901年阴历正月初九，该日是地藏王菩萨（这是位发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菩萨）生日，所以在台北每年他生日的清晨总是被鞭炮声吵醒，像是为他祝寿似的。
他5岁到15岁上的是家乡浙江镇海附近的小学，先是念沙头的青峙学堂，6岁改念较近的七星延陵学堂，此校当年是先祖父吉三先生与一位叔祖合资新创的。
到16岁先父就进了宁波北岸的裴迪学校，是英人所办教会学校，前四年是中学，后两年是大学预科，他念了三年之后，就转入上海沪江大学的高中部，毕业后进入大学部，民国十四年（1925）从商科毕业，已内定他到宁波四明中学任商科主任（两校均为美浸信会所办）。1926年冬我叔嵩寿以伤寒在校去世，父亲就离开此伤心之地。据笔者所知，他在四明中学教书的时候，教过一位后来台湾医学界的名人，那就是农复会的卫生组长许世巨。许是最初推动台湾家庭计划的发起人，是人口计划的执行人（会同周联彬教授），后来曾得菲律宾著名于亚洲的麦格塞塞奖。1972 年我从霍普金斯医学院毕业，在台北的校友聚会上许老告诉大家，说先父曾在四明中学教过他英文。
他在宁波、上海念书的时候有两位要好的同学。一位是叶良光，在抗战胜利后我父担任财务署长后，一直追随父亲身边，财务署台北的地下金库有三把锁，其中一把钥匙就在叶的手里。另外一位是陈舜畊，在中国铁路界是有点小名气的，抗战胜利后曾任津浦铁路局局长，到台湾后曾任台湾省铁路局局长。他影响我父亲甚多，他与蒋家关系甚深，就像俞鸿钧与蒋家的关系建立之渊源有周雍能，我父亲与蒋家的关系有一部分是由于有双方都熟悉的陈舜畊。舜老的姊姊陈志坚是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结拜姊妹，蒋经国在上海念初中时，就是由陈果夫与陈舜畊照顾的。笔者曾为他在《传记文学》写过一个传。陈先我父亲去欧州留学，当然也影响到我父亲，他后来也去法国留学。
1926年，北伐军一路破竹到上海，我父亲承陈舜畊的介绍进入上海龙华卫戍司令部任少校秘书，司令官是白崇禧，而陈自己则到蒋介石身边任机要秘书。有些奇怪的是，陈在上海这么久，还去黄浦军校教过书，应该知道追随蒋和追随白有多大区别，完全是不同系统的嘛。（幸亏后来父亲离开白，去了法国念书，回来后才被留法同学汪日章介绍到蒋的身边。）次年6月入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还是少校秘书，而此时陈舜畊已离蒋去欧洲留学去了。行军到保定时，指挥部取消，就失业了，其时北伐军已入北平，统一在望，先父或因陈舜畊在欧洲之故，也决心出国留学。承白崇禧之助，在1928年替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大学院（今之*）院长蔡孑民（元培，浙江绍兴人，1868—1940），蔡元培给他一个特约编译员的名义，月支薪100元作学费，自出国之日起支，使他有去法国留学的机会。那年10月，先父由上海乘轮赴法，因为在北伐行军时“看到各地鄙陋情形，深感市政建设当为建国之重要一环”，就选择进入巴黎大学法科附属市政学院，两年半后毕业，获硕士学位返国。
服务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夫妇建立的渊源（1）
父亲嵩庆公在1931年夏天由法国回国，“经过几个月的失业，饥不择食，经友人介入铁道部任文书科员一年余”。据他告诉家人，每天无公事可办，就到图书室去念书。但是笔者在2009年无意之间在网上发现，先父那一年不仅仅在图书室读书而已，也晋升了一级。
1932年11月，商务印书馆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向全国发出400余封征文信，寻求答案：“先生梦想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回复的142人中，有老舍、巴金、朱自清、梁漱溟、郑振铎、柳亚子、谢冰莹、林语堂、张申府等近代史上知名人士，先父以一铁道部的低阶职员，不知何故在此《东方杂志》里也留下了雪泥鸿爪，这或许是他平日在此杂志投过稿而列入征文之列，但在他自传里丝毫未提及。《东方杂志》（1933年1月第30卷第1期）记下：“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这种理想，当然来自传统儒学与在巴黎留学时亲身体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息战思潮。1931年，中国正经历“9？18”事变，惨受日本及列强的侵略，祖国能无军备吗？多年后，先父又奉命出掌国民党军队财务与军需署，所管正与军备有密切关联，与他刚回国的理想相去甚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在*的大时代中，有几人还能紧抱自己最初的梦想，而不为时势所推移？（刘瑞林编，《温故之五：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上）》，广西大学出版社；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30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西苑出版社）
1933年夏他的留法同学汪日章（1906—1992）来信，那时汪任军事委员会机要室秘书［主任是毛庆祥（1898—1998）］，谓该室有一中校秘书缺，问他“愿否屈就”，先父认为这是一大好机会，随着向铁道部请假赴庐山，与毛庆祥及汪日章同见蒋，蒋看他履历书，知道他为沪江大学毕业（蒋曾资助陈舜畊念沪江大学），又留学法国，即说：“好，好，好好工作。”（按：这就是蒋最早期的“侍从室”，是从1932年南昌“剿匪”时开始的。到抗战时，才扩大编制，正式称为“侍从室”，只是蒋比较低调，其实这里面人才济济，尤以抗战时为然，是蒋培育及观察人才之所在。）
先父晚年在台湾曾提及该次去庐山一逸事。一日，与汪等出游，帽为风吹落山去，汪日章即大声向先父笑道：“你出头了！”此次庐山之行，确是先父一生关键的转折点。汪别名荻良，亦一奇人，在蒋事业之巅峰时，即1938年抗战初，离开蒋侍从室少将第四组长的职位，去从事他的油画生涯。他留法时原是学艺术的，1947年至1949年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校长。先父周围，就有多位类此视富贵如浮云、有胸襟的道义之交（可参见敝著《黄金档案》的人物篇）。
不久，侍从官交来父亲的履历书，上面有蒋的批示：“准派为机要科长”。换一个人，一定非常高兴，留学巴黎大学，拿了硕士回国做个科长也不算过分，但我父亲看了：“大吃一惊，我对庆祥兄说：这绝对不可能，必是委座笔误。庆祥兄认为不会错，委座对你印象一定特别好。”但先父坚持要毛庆祥再请示蒋。次日清晨6时，汪日章打电话给父亲，“委座嘱即往见，至则见委座正在庭前静坐，胸腰挺直，而手置膝上，移时坐毕入书室，嘱我进见，微笑对我说：你还是先做少校秘书，好好从小做起。”（1933年父亲进入蒋机要室的任命状）先父就是这样极本分的一个人，不躐等躁进，从基层切切实实干起，由这样开始，蒋介石对先父的信任，渐渐超过了与他渊源更深、曾资助念大学的陈舜畊。在服务半年后先父就晋升中校密电股长，掌理蒋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并协助“黑室作业”，即蒋的侍从室著名于世的密电室。 。。
服务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夫妇建立的渊源（2）
先父曾提到一件事，印象特别深。
1933年9月底，福建的陈铭枢早有叛变迹象，10月初即陆续有各方面情报，我们截译密电工作也特别紧张，有一天，我适在黄季弼兄（主持黑室工作）办公室，得知正截获了一通无线密电，已译出了几个字，后经再三推敲，竟将全文译出，暴露了全面叛变计划，立刻送上委座核阅。此乃敌人自己供给的资料，比任何情报可靠。这也说明为什么，委座特别看重这一项黑室工作。
此即近代史之“闽变”，也间接证实了先父从一开始就受到蒋的信任，进入了最机密的中心。
1934年7月，航空委员会改组，蒋兼任委员长，不久意大利墨索里尼征得中国同意，派了一空军顾问团来华，团长为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民族英雄劳第将军（Genl。 Rodi），他想找一位秘书，其条件是此秘书必须为蒋委员长所熟知的人。先父就在那年11月至航委会到差（据汪日章回忆说是他推荐的，参见汪日章等著《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开始了他在国民党政府空军整整十年的生涯，由航委会秘书，而笕桥航校秘书，而航委会主任秘书、经理处副处长，最后一职为空军上校经理处长。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西安事变，蒋夫人宋美龄应变出任航委会秘书长，晋升先父为主任秘书（《国民党军事制度》，2009）。
据2009年宁波北仑小港信息网登载，在1936年抗战爆发前夕，先父做了件“傻事”：当时宁波故乡的“蔚斗小学师生鉴于国内形势十分紧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达到了高潮。三月，蔚斗、新民、良才三校决定出一份以‘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为宗旨的半公开油印刊物。编写工作由周鸣宇等实际负责。……为县政府所注意，……不久，蔚斗的多位爱国教师被捕”，先父却掩护地下党周鸣宇逃逸。“上海进步刊物《读书生活》、《妇女生活》曾以《镇海国民党当局逮捕爱国教师》为题，撰文揭露反动政府*爱国教师的罪行。蔚斗校董唐爱陆，校长乐嗣钟以及在上海的吴沛宁同志积极奔走营救，终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经吴沛宁之叔父（青峙七星延陵学校校董）、笕桥航空学校教育长吴嵩庆先生力保，迫使反动派不得不将被捕教师全部释放。爱国教师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两个月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由上文知道，先父并没担任过笕桥航空学校教育长，只是位秘书，但在1936年他是航委会的主任秘书。这里又显示出先父在政治认识上，在国民党政府*高潮中，是太“天真”了。他只知是非，而对党争毫无了解与兴趣。
在与蒋夫人共事期间，有一次他与飞虎将军陈纳德因事相争，蒋夫人对他说：“你得罪了顾问，应向他道歉！”我父亲说：“此事我有理，我决不能道歉，而且他用手拍桌，是他侮辱了我，应向我道歉。”蒋夫人听了遂向陈纳德说：“我们中国人认为拍桌子是一件极不礼貌的事情，好罢，你们两人握手言和罢！”于是在夫人面前，我父与陈纳德两人热烈握手，言归于好。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洋顾问面前一向不卑不亢。
抗战期间，1942年先父已晋升为空军经理处长，四川梁山要筑一大型机场，以接应盟国空军，需要一笔巨大经费。父亲请夫人帮忙，夫人告诉他：“我们一同去孔公馆”。到时，孔祥熙（1880—1967，时任行政院长）远远看到他们下车就用英语说：“我知道你又来讨钱了，因为你带了会计来。”随着拿笔批“照发”二字。父亲认为，此案如果用正式公文手续，不知几个月才能办通。又一次，父亲经办某案，就用便条写着需费多少，面呈夫人。过了一小时，父亲收到侍从室送来的委员长亲写“吴秘书亲启”函，拆阅之下，原来是方才呈送夫人的便条委座没有批，只在后面写：“此致孔院长，中正手启某年月日”，蒋的字比他还要工整，让我父亲感到惭愧，也让他感激。先父与蒋夫妇的关系，较从属与长官的关系要深一层。。 最好的txt下载网
服务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夫妇建立的渊源（3）
他认为，在离开空军二三十年后，夫人仍对他照顾有加。1968年，他在唐荣钢铁公司任董事长，在高雄新建好一座中兴钢铁厂，正巧蒋夫妇也寓于澄清湖官邸，父亲极盼正在欢度82寿辰的蒋也能来厂视察，特写信给夫人。第二天，蒋夫妇即亲临此厂，夫人对他说：“我给你请到了！”让先父感到温馨。
1971年3月，先父遭遇重大车祸，座车与一被警察追逐的盗车在纵贯公路上相撞。第二天清醒后，在左营海军医院得知，士林官邸打来电话，当晚空军派专机由外科教授杜圣楷（杜是我们家的好友，也是蒋的侍医之一）护送至台北三军总医院治疗。次晨，外科主任卢光舜大夫（医界前辈，曾主持筹备兴建台北的阳明医学院）带了一束花来到病房，面传夫人关切之意，并谓这束花是夫人亲自在花园中采来的。卢大夫并告诉父亲：“我们医护人员看得多了，对某人，总统关切。对另一人，则夫人关切。很少有总统与夫人同时深切关怀如对你的。”方知昨日电话与专机，都是夫人从中促成的……
与蒋夫妇能同时建立良好关系，可能是家父的教育背景、宗教信仰以及个性使然，如前述，他为人本分，从不作非分之想，也不做攒营晋身之事，先祖父教育他一切为“公”，所以一生很少为自己，甚至自己家庭着想（有时就有些过分，变得“不顾家”了）。因为是基督徒，与蒋夫妇在信仰上没有隔阂，上海沪江大学毕业的，又是奉化的邻乡人（同属浙江鄞县），在外语上也是得心应手，英、法文都很流利，做事方面也是侍从室“中正学校”严格训练出来的。日后中原板荡之时，央行的“军费”大任就降到他头上了。这也是蒋夫妇知人善任的一面：虽然古板木讷，却是一位忠实可靠的人。但在这之前，还须接受其他历练。
1943年7月，他奉命去国民党的党政高级班受训，得当时任军需署署长的陈良（字初如）的赏识，于结业后调任少将粮秣司长，从此被纳入军需财务系统，由于此而经历了黄金运台等惊天动地的历史巨变。1943年8月刚上任时，他就遇到一个惊险经历：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召集最高军事会议，带了一位高炮士兵，报告说，每日吃的主食，军米仅20两（照规定为25两）。委员长遥指着坐最后一排的粮秣司长作答，先父哪见过这样大的阵仗，刚上任，不知怎样作答。幸亏何应钦（军政部长）、陈良、俞飞鹏（后方勤务部长）说碾制、运输、储藏、洗濯都有损耗，替他解围，但蒋要他在山上多待几天，当时王惕吾（后为台湾《联合报》创办人）任蒋卫队团第二营营长，王逸芬（后任财务署台北收支处处长）任团军需主任，父亲就与他们住在一起，并请他们协助调查。
这种“粮耗”，是历史上最伤脑筋的事，他甫任斯职就须为此“耗损”说明清楚，实在是个难题。但他精力过人，脚踏实地，到部队去调查，由各种数据说明军粮之领发、碾制、运储等损耗难免，绝不能达到25两全数，这种用科学数据的统计方法，与我每日在实验室中作动物或人体研究论文，其复杂度不遑多让。他的结论是，需要管理一元化，建立全国仓库网，集中管理，以减少损耗。
通过了这次测验，他于一年后晋升为军需署副署长，1944年11月又奉命兼任兵役部经理处长，身兼两职当然是位“能吏”。另一方面，作为前西北军“军阀”的鹿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