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起草者说：这个初稿写得拖泥带水，神气不够，你们可要抖起精神来写呦！
从1962年12月法共召开中央全会到1963年1月中旬，多列士和法共其他领导人发表了大量讲话、报告、决议和小册子，掀起一个大规模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浪潮。他们以苏共领导的辩护士的姿态，说什么中国共产党“怀疑和平共处政策，怀疑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上一切争端的必要性，怀疑通过和平途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怀疑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残余的正确斗争，怀疑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从而怀疑对一切破坏这一团结的立场进行谴责”；说*不同意国际工人运动的路线，而“提出另一条宗派主义和左倾性质的路线”；用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含糊不清”、“自相矛盾”的论点来“危险地掩盖现实”；“走上了那些冷战的极端分子的方向”，“把印度同帝国主义等量齐观”，在古巴问题上要“促使苏美之间发生战争，从而把世界推入热核灾难”，“要把古巴人的胸膛作为牺牲，放到革命词句的祭坛上去”；“把*列宁主义歪曲到只剩下一些僵硬教条的地步”，“患上了空谈革命的疾病”，“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真正的分裂活动”，等等。法共领导人还披露了兄弟党关系中的许多内部情况，并加以歪曲，企图把国际共运中发生分歧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
由于多列士对中国党的攻击，从横的方面说涉及的问题相当繁杂，从纵的方面说涉及近些年国际共运发生分歧的整个经过，这就使我们准备起草反驳多列士的文稿时颇费考量。毛泽东同志一向强调写这类论战文章应同打仗一样，要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要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他讲什么你就跟着讲什么，他攻击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而要选择好主攻方向，使之既有利于击中对方要害，又能有步骤地实现我方的战略部署和意图。从2月8日起，8号楼工作人员以《答多列士同志》为题起草了一个初稿，十天之间修改八次，明确了把主攻方向放在国际共运中发生分歧并使这种分歧扩大化的责任问题上。多列士等人在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讲话和文章中大讲国际共运的分歧是中国同志造成的，分歧的由来是因为中国党“没有彻底接受苏共二十大的论点”。这些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按自己的意图大做文章的好题目：第一，可以借此着重论述兄弟党的相互关系应当是平等的、独立的，任何一个党提出的“总路线”都不能作为国际共运的共同路线，有的党把自己的论点和路线强加于人，谁不“彻底接受”就对谁兴问罪之师，这正是造成国际共运分歧的原因；第二，可以借此强调维护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原则的重要性，各国共产党都有遵守这些原则的义务，但有些党的领导人的言行公然违反和破坏各国共产党共同达成的协议，这正是造成共运分歧扩大化的原因。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把国际共运中的分歧究竟怎么发生的、又怎么会发展到如此地步这个人们最关心的问题，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予以澄清，其余的问题以后再写。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前七篇”的起草经过（10）
2月18日，8号楼开会讨论这篇文章的初稿，确定把“分歧从何而来”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答多列士等同志”作为副题。会上主要推敲了引证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的言论是否准确，我们反驳的论点和论据是否有力。当时8号楼写作班子对自己的起草工作提出这样的要求：引对方的论点或论据，要打就要“打得死”；讲我方的论点和论据，要立就要“立得牢”，还要想到对方可能怎样反驳或辩解，我们的讲法有无漏洞可能为对方所乘。为此，提倡对起草的稿子从各种不同角度挑毛病，还要有人故意从对方的角度向稿中某些写法发起“攻击”。姚溱同志对文章的写法非常仔细认真，他经常担当这种“进攻者”的角色，为了把文章改得更好，有时同执笔者发生激烈的辩论。2月20日，8号楼继续开会讨论修改2月18日稿，*亲自来参加，了解大家讨论的情况，并谈了他对2月18日稿总体结构方面的考虑和意见。他认为，这个稿子把“分歧从何而来”作为主题是好的，但写得太琐碎，太长，条理不够清楚，有些拖泥带水，文章的神气不够足。他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回答分歧的责任，实际上是回答分歧的实质，要说明这是一场对*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与声明的革命原则应采取何种态度的争论，是对兄弟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建立在什么样基础之上的争论。这样才可以得出我们的结论：要恢复团结，就要他们修正错误，回到共同的原则基础上来。总之这个稿子辩论的深度和力度不够，显得有气无力。小平同志最后用他带有家乡的口音向参加起草工作的同志们说：“你们可要抖起精神来写呦！”
2月21日，根据*的指点，8号楼改出一个新稿送审。2月23日下午，*主持书记处会议，对2月21日稿进行讨论修改。根据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在会上和会后作了以下一些修改：（一）关于多列士说共运中的分歧是由于中国党没有接受苏共二十大论点而产生的，2月21日稿从兄弟党关系准则的角度予以驳斥，着重指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所有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党的论点，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运的共同路线，对别的兄弟党没有约束力。书记处讨论时认为，只讲这一层意思还不够，加了一段话，说明我们对于苏共二十大的基本看法，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出的。这段文字经过几次斟酌，最后是这样讲的：“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它的积极方面，也有它的消极方面。对于它的积极方面，我们表示过支持。对于它的消极方面，即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我们历来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在兄弟党会议上，都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曾经多次明确地讲过我们的意见。但是，为了国际共运的利益，我们没有公开地讨论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里也不准备讨论这个问题。”根据当时的情况，话就说到这个程度、这个分寸，既回答了多列士的歪曲和攻击，又为以后需要时展开地阐明我党对苏共二十大的看法留下了伏笔。（二）针对多列士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攻击中国党，说什么教条主义已成为当前国际共运的主要危险云云，我们反过来给他们戴上一顶“现代教条主义”的帽子，在几次稿中都有这么一段文章，大意是：“多列士等人无条件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亦步亦趋，鹦鹉学舌，对这种字典里找不到的主义，印尼的同志们（指艾地同志）把它叫做现代教条主义，这确实是再合适没有了。这种现代教条主义是以教条主义为形式的修正主义，是以修正主义为内容的教条主义，这才是当前国际共运中最主要的危险。”这段文章，经过几次讨论基本上保留下来，但在2月23日书记处会议上，*反复加以斟酌，最后决定还是不讲了。他说，莫斯科声明已指出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运的主要危险，这个概念非常明确，不宜再提什么新概念。（三）*修改文稿，既注意思想观点和逻辑结构，也很讲究文章的气势以至修辞琢句。例如，2月23日稿中把多列士在一些问题上一前一后的说法作了对照，表明他是怎样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团团转的。这几个自然段都有一句结语，但用了不同的句式，或说他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或说这就是他所谓的“创造性发展”等等。小平同志读到这里提出，这几段文字的结语最好用同样的句式，第一段结语改为“这是跟着指挥棒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第二段结语：“这又是跟着指挥棒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第三段结语：“这又是……”；第四段结语：“这还是……”。同样句式的重复出现，形成一种强烈的节奏和逼人的气势。*很喜欢用质问的语气，来将对方的军。2月21日稿讲到如果多列士等同志敢于面对事实，他们就应当公布中国党阐述自己观点的材料，让法*员了解真相，由他们自己判断是非。2月23日书记处会议上，当读到这一段文字时，彭真同志提出还可讲得更有劲儿些，说这样的意思：你有种，你敢公布我们的材料吗？！小平同志赞成这个意思，他当场口述一段文字：“多列士同志，我们已经把你们指责我们的言论公布了，你们也能这样做吗？你们有这样的政治家风度吗？你们有这样的胆量吗？”（四）12月23日稿中有个地方涉及英共领导，讲“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一月十四日的声明说什么中国共产党没有接受苏共关于‘进行共同讨论’的要求，这种说法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捏造。尽管我们对英共是尊重的，但我们仍然不能不指出这一点”。书记处讨论时，大家觉得这段指责英共的文字还需斟酌，虽然后边补了一句“我们对英共是尊重的”，但说英共执委会是“捏造”，语气仍嫌过于生硬。当会上议论用这样或那样较为委婉的辞句代替“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这个说法时，小平同志灵机一动，根据我们当时所掌握的一个内部情况，提出可在这段文字中加一句话，改为：“据说，这是另一个兄弟党告诉他们的。我们必须郑重指出，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捏造。”加了这个短句，不仅为英共作了某种开脱，而且“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这一反击的拳头主要不是打在英共身上，而是着实地打在别人身上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恰好打在苏共领导身上。）这种写法，可谓神来之笔。 txt小说上传分享
“前七篇”的起草经过（11）
这篇文章定稿后，作为《人民日报》社论，于1963年2月27日见报。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及《列宁主义和
现代修正主义》的起草经过
毛泽东提笔写道：陶里亚蒂等同志执意地要把公开的争论继续下去。那么，好吧，就继续争论下去吧。
“前七篇”中有两篇不是由8号楼写作班子起草和送审的。陈伯达主持起草了《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第二篇答辩文章，以《红旗》社论形式发表；接着他又主持起草了《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以《红旗》编辑部名义发表。（按照毛主席的意见，为了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再论》这篇文章，《人民日报》于1963年3月1日至4日分四天连载了这一长篇论文。）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是一篇以列宁主义为武器从理论上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概括性较强的评论文章，通篇只在一处点了一下南共的名字，没有点苏共及其追随者的名字，而是在当代几个重大问题上把列宁主义的理论同现代修正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分析和揭露现代修正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熟读马列经典的陈伯达经常喜欢模仿经典作家某一篇文章的笔法及标题，《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这个标题很明显地是模仿列宁1908年4月3日写的《*主义和修正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报刊宣传中明确打起“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是从195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开始的，当时是直接指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的。这是一种方式。1960年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发表的“三篇文章”，矛头也是直接指向“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但实际上也针对苏共领导的某些错误观点。这是第二种方式。到1962年底1963年初，欧洲几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出现一股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浪潮，我们连续发表文章予以回答和反击，直接指向这几个党的领导人，间或用无人称句式揭露和批判苏共领导的言行，但仍未点苏共领导的名字。这是第三种方式。至于《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这篇文章批判的锋芒则是指向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当时我们认为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观点。这也算是一种方式。
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是一篇思想理论分量很重的大文章，它包括八个部分：一、引言；二、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争论的性质是什么；三、当代世界的矛盾；四、战争与和平；五、国家与革命；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七、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篇洋洋十万余言。文章主要以陶里亚蒂的一系列观点作为论文的由头和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涉及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其他论点。文章引经据典，系统地阐述了我党多年来提出和坚持的关于当代重大问题的理论和观点，是对中苏两党关于意识形态问题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的总结。
《再论》的引言主要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毛泽东在审阅此文时，把大标题《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并在引言部分加写了几段气酣力满的文字，指出：“我们没有料到，陶里亚蒂等同志这次竟然利用自己的党的代表大会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公开的攻击。他们既然这样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逼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我们只好公开回答他们。为此，我们的《人民日报》在1962年12月31日发表了《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对这篇社论很不满意，他们又接连地发表了几篇文章攻击我们。他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词藻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等等。陶里亚蒂同志执意地要把公开的争论继续下去。那么，好吧，就继续争论下去吧。”“总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原来这里还有一句“只许老爷开腔，不许小的吭气，是不行的”，后来去掉。）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道理。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主人对待仆人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协商、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只许主人向仆人挥舞指挥棒，口中念念有词，说是‘团结，团结’，那其实说的是‘分裂，分裂’。国际无产阶级是不能接受这种分裂主义的。我们要的是团结，坚决不允许一小撮人闹分裂。”
“前七篇”的起草经过（12）
《再论》第二部分原小标题为“马列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二次大论战”，毛泽东审稿时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争论的实质是什么”。文章着重阐明了当前这场争论是*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再论》的第三部分，在讲到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时，重新引用1960年《列宁主义万岁》中的一段话：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它会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牺牲。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