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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梁漱溟费尽周折抵达香港。本来在重庆已商定好张君劢、罗隆基二人随后到香港协助梁漱溟工作，但不知是何原因，张、罗二人始终没有成行。办报的一切工作就都由梁漱溟一人筹备。梁漱溟在香港进步人士的帮助下，聘请萨空了为总经理，喻颂华为总编辑，他自任社长，主持社务。梁漱溟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经费不足，经常不免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在最初筹备时，经费由黄炎培、张君劢、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五人各自捐出，合计只有港币一万多元，后虽有地方实力派人物刘文辉、龙云捐赠部分经费，但开办之初需用钱的地方很多，租房、注册、请律师、聘编辑、购纸张等，报纸没有出版，经费就已经告罄。面对入不敷出的局面，梁漱溟甚为焦急。一日，梁漱溟偶遇范长江（中共《华商报》负责人），范长江问起筹备情况如何？梁漱溟据实相告。闻此，范长江专门送来港币四千元。后来梁漱溟一位在美国的世交也给了他一笔数目可观的资助，报纸筹备工作于是渐有眉目。万事俱备后，仍有一事困扰梁漱溟，即报纸的名称。为此，梁漱溟专门去见范长江。范长江说：“要给报纸取一个响亮的名字，不仅在香港叫得响，而且在全国还要有影响。”从这一思路出发，最终两人商量取名为《光明报》。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刊物《光明报》终于在“九·一八事变”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正式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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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报纸取一个响亮的名字”（2）
梁漱溟在筹办和主持《光明报》的过程中自然也遭到了国民党的阻挠。梁漱溟到达香港不久，国民党就得知其办报的意图。为阻止报纸的问世，国民党派立法院副院长刘维炽到香港与港英当局交涉，但因《光明报》在此之前已办好了合法手续，已无法取缔。为了避免和减少麻烦，梁漱溟在报纸创刊前，听朋友劝告破天荒地购买了一些礼品，违心去拜访了香港新闻检查机关的负责人。这种近乎行贿的事，一向耿直的梁漱溟此前从未干过，但这次为了报纸，梁漱溟也不得不做这种他一向瞧不起的事情。在梁漱溟的生命中，这种事情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当时梁漱溟的心情。出乎意料的是，尽管如此，在送审的《光明报》发刊词上，还是被开了“天窗”。从此，新闻检查机关就天天给《光明报》开“天窗”，有的文章被删节太多，以致文句不通，无法阅读。为此，梁漱溟去找那位负责人，负责人直接告诉他：这是奉命行事，因为上面有交代。他还说：“你们报上的文章如果发在别的报上，如《大公报》，可以不删。可是登在你们《光明报》上，就不能不删。”
《光明报》在香港创刊后，其首要任务就是向国内外公布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最大政治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并公布同盟的政治纲领。但同盟的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如果像其他文章一样于见报之前送检，肯定不会通过。如何才能在香港新闻机构的“特别关照”下顺利见报，一时成了难题。最后还是萨空了想出了一个高招，将两个文件在广告栏内刊出。因为按照香港新闻管理办法规定，报纸的广告栏是不需送检的。杜月笙像同时决定增加这一期的印数，尽量扩大这一期的发行量。1941年10月10日，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终于在《光明报》与广大读者见面，成立半年之久的民盟这才为海内外所闻。宣言和纲领发表后，香港当局立即到报社查询。报社拿出广告账目本，上面填写了早已编造好的刊登此广告人的姓名、住址，以及所收广告费用。一切手续完备，没有任何把柄。后来，香港警方按照登记的姓名、地址去查找刊登广告者，自然一无所获。
《光明报》发表上述文稿后，蒋介石十分恐慌，立即向香港的参政员王云五等人传话，令梁漱溟立即回重庆，被梁漱溟拒绝。后来，国民党###李石曾抵达香港，他带来蒋介石“盼梁回重庆一谈”的口信，并对梁漱溟说：“介公之于先生，亦犹先生之于介公，并无恶意。”对此，梁漱溟再次辞谢。最后，国民党搬出了青帮头子杜月笙，请他出马“动员”梁漱溟离开香港。有一天，杜月笙请梁漱溟饮茶，席间杜月笙对漫不经心饮茶的梁漱溟说：“重庆方面很希望先生能去重庆，蒋先生亦盼能与先生在重庆一晤，有什么主张尽可以当面交换意见，消除误会。”杜月笙还表示：“我们这些人素以信义著于天下，说话从来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意即担保梁漱溟不会在重庆被蒋介石扣押。梁漱溟婉言拒绝了杜月笙的提议，表示他受民盟委托驻港，自应留港。杜月笙见无法说动，只好对梁漱溟说：“先生再好好想想，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
正当梁漱溟倾注他的全部心血在香港惨淡经营《光明报》时，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9日，香港被日军占领。在狂轰滥炸的炮弹声中，《光明报》创刊不到三个月就被迫停刊。后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梁漱溟与范长江等人一路险象环生乘小船经澳门、台山、肇庆等地撤退到桂林。梁漱溟曾有信给其子，叙述离港回国的惊险经历。这封信后来被友人发表在桂林的《文化杂志》上。在信中，梁漱溟引经据典，声称他个人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乃至世界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他平时藏而不露的自负成了公开秘密。在信中，梁漱溟以一位拯救人类的圣人而自居，他坚定地表示，当今世界唯有自己是孔孟之学的继承者和复兴者，“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而阐明孔孟之学的思想和得失“此事唯我能作……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对于自己肩负的使命，梁漱溟表示，“‘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而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梁漱溟用近乎神的语气判定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像的，乃不会有的事。”从梁漱溟这些近乎狂妄的表白中，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他，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或许我们看到的梁漱溟会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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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报纸取一个响亮的名字”（3）
事后不久，梁漱溟就迁到桂林郊外，开始写作他最长的巨著《中国文化要义》，而等待他的则是更多的人生传奇和说不完的话题。岁月悠悠，多少往事尽被雨打风吹去！
“在此生命无忧，入城可免受辱”（1）
1937年11月3日，此时的北平已经是寒气逼人，陈寅恪携家人踏上了奔赴长沙的逃亡之路。当是时，陈寅恪家累较重，孩子都尚年幼（三个女儿，流求9岁，小彭7岁，美延仅出生四五个月），陳寅恪夫妇与幼女夫人有病在身，自身眼疾治疗刻不容缓，但陈寅恪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流亡的路途。从此在整个抗战期间，陈寅恪便随红尘滚滚，转徏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当时北平、天津火车站风声均紧，平津亲日政权力阻文化界人士外逃。为安全乘火车抵天津，陈寅恪扮做生意人，又叫孩子们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关地名、人名，以防走失。关于这段逃难的经过，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在她的《避寇拾零》中有所记述：
“1937年11月3日早，我们携三小女及王妈、忠良等购得快车票出京。送行者有大嫂、大姐、蹇华芬等，别时伤心几哭出声。幸车站汉奸检查不严；车行甚快。到津住六国饭店。到天津者，以过了万国桥才算出了鬼门关。天津东站，俗呼老隆头者，由此也颇不易。我们一家总算侥幸平安出来，但几乎挤散。我和寅恪各抓紧一个大小孩（流求9岁，小彭7岁），忠良照料小件行李，王妈抱着才四个多月的小美延。当时必须用力挤着前进，一家人紧紧靠拢，深恐失散。直到住进租界，不见日本鬼和太阳旗，心中为之一畅。但未达目的地，身心俱不安定。从叶企孙处领到部分薪水作路费。择定乘英商济南轮南下。由紫竹林搭大汽车至大沽口外上船。王妈决意跟我走，而忠良则必须回家（照料家事）不能南行，送我们上船而别。忠良在我们家工作已过十年。同行者有袁复礼先生（未带家眷），毛准先生，及北大某教授同船。一到青岛，当夜已十二点多，搭夜车离开青岛，为方便计，由青岛站购联票直去长沙（当时在长沙已准备复校上课，希教师同学们快到长沙）。但一到济南，风声甚紧，形势大变，商店闭门，哄传‘日本鬼子就要来，我们都要逃走啦’！大批人争着逃难，谁也不知走向何处是好。火车停开，也无所谓班次，见车就上。赶到车站，人山人海，挤着要上一列车，东西观看，人满得挤不上车。幸亏刘清扬先生眷属已先上车，帮助我们每个人从窗口爬进。他们还让给我们三个座位。我们在青岛买的是头等卧车票，一家连同王妈三个大人三个小孩，却得到三等车厢中三个座位；除吃奶小孩外，两个大小孩挤睡在地上。三个大人只得笔直地坐着，转动亦不容易。经历将近二十四个小时才到徐州。幸天在下雨，没碰上敌机的轰炸扫射。夜间十点转上陇海路去郑州的火车，幸天仍在下雨，平安到了郑州。在郑州总算上了节破烂的头等车，得安睡一夜。隔壁的毛先生不肯关门睡觉，手提箱不翼而飞，所谓‘不听好人言，吃亏在跟前’者。到了汉口，旅店内休息半日，即搭粤汉车往长沙。码头上不知受了多少气。渡江时风浪很大，兼又下雨，历尽了艰辛。11月20日到了长沙，天仍在下雨，幸先发电，有人来接，得以住在亲戚家张宅，到时已深夜了。
长沙临时大学租借的教学楼
在长沙住下不多时间，时局又发生变化。1937年l2月，南京陷落，武汉告急。1938年1月，临时大学又奉命南迁云南昆明。陈寅恪又得携家人继续登程，随校南行。陈寅恪长女流求回忆说：“我家只得继续登程，离长沙时已经霜冻。经衡阳搭长途汽车，星夜投宿零陵县。随后到达广西桂林市。桂林是母亲祖籍所在，外祖父母早已去世，我们同叔外祖父母叙谈仅几天，又急着赶路，在细雨蒙蒙中登上了长途汽车，经平乐到达梧州（广西大学所在地，李校长原是清华教授，李伯母招待我们吃了顿饭），晓间登上内河江轮沿西江而下，经虎门直达香港。”
万里迁徙，自是辛苦非常，陈寅恪一家直至1938年春节前夕方抵达香港。抵港后，夫人唐筼因路途困顿，心脏病突发，三女美延也高烧发热，全家已不能前行。陈寅恪只得通过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夫妇租一住所暂留在香港。初到香港，人地生疏，且当时香港的生活费用昂贵，陈寅恪一家的生活顿时陷入困顿之中。对于初至香港以及以后的生活情况，流求回忆说：“我家在极简单家具和行李的房间内渡过逃难后的第一个春节。记得母亲曾小声对我说过：“王妈妈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年后父亲必须赶往学校上课，母亲则因劳顿心脏病发，体力不能支持，决定先由父亲一人取道安南去云南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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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生命无忧，入城可免受辱”（2）
1938年春节后，陈寅恪从香港出发，经滇越铁路赶赴当时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云南蒙自。赴滇路途颠沛困顿，为方便安全计，陈寅恪特地买了一只高级皮箱装他的用于研究著述的手稿和书籍，从铁路托运。箱中有古代东方语文书籍及拓本、照片等，还有多册经年批注而成的《蒙古源流注》、《世说新注》、《五代史记注》等。但由于当时的滇越铁路上难民拥挤，交通混乱，小偷猖獗，陈寅恪的那只沉甸甸的新皮箱被小偷误认为必藏有贵重财宝而窃走。书籍的丢失让陈寅恪伤痛不已。
云南蒙自县城燃灯寺，
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旧址
1938年4月8日，一路艰辛，陈寅恪终于抵达云南蒙自。初至云南，陈寅恪即染病卧床。此时，陈寅恪远在西南边陲，家人皆在香港苦苦度日，骨肉分离，加之从前方传来的皆是不利的时局消息，于是时，陈寅恪内心的心境是悲苦的。悒郁中陈寅恪曾作《残春》两首，其一云：“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百里苦愁花一尽，窗前犹噪雀声啾。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身世之感，离别之愁，国破之恨皆溢于言表。
西南联大期间，陈寅恪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当时的云南常遭日机空袭扰乱，大家便在院子里挖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洞，每有警报便跑出屋躲进坑内。陈寅恪曾为此诙谐了一把，专为此防空洞拟一副对联曰：“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但联大的生活也有让陈寅恪感到欣慰之处。当时联大学术氛围浓厚，虽然环境恶劣，资料图书缺乏，但联大师生仍然孜孜研读。联大教师郑天挺晚年回忆说：“当时蒙自虽地处西南一隅，比较偏僻，但有这些师友聚集一堂，每日数见，大家一起对学术问题时有磋商，这对远离家乡的我来说，真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和鼓励。”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尽管条件艰苦，陈寅恪仍抱病完成了学术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写作。
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合影
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最后，陈寅恪写道：“寅恪自惟学识本至浅陋，年来复遭际艰危，仓皇转徏，往日读史笔记及纠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然今以随顺世缘故，不能不有所撰述，乃勉强于忧患疾病之中，姑就一时理解记忆之所及，草率写成此书。”很明显，这段话是陈寅恪在交代自己写作的缘由“然今以随顺世缘故，不能不有所撰述”。细察之，此句当另含深意，实际上寄寓着陈寅恪对时代的感受。陈寅恪随顺何世？又为何要“草率写成此书”？1935年，陈寅恪曾说：“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国亡然能有史，则殷鉴不远。从善去恶，国可再建。如无史，何所鉴戒？何所取法？华夏民族无从因袭，将不复存在矣。”抗战军兴，日寇铁蹄纵驰神州大地，中华民族面临危亡。陈寅恪对抗战持悲观论点，认为国亡当在旦夕之间。但陈寅恪认为，国可亡，然民族精神文化不可亡灭，其所谓“随顺世缘故”“草率写成此节”的目的也皆在此。在《论稿》中，陈寅恪又言及“寅恪不自揣谫陋，草此短篇，藉以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也。”至此，陈寅恪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更为明确了。所谓“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即在于希望中国学人能在此危难之中保存中国学术文化，延续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扶疾入国，归正首丘”（1）
1939年春，陈寅恪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聘书。陈寅恪手札因考虑到夫人唐筼患心脏病终不能至昆明相聚，陈寅恪决定举家赴英国。1939年夏，陈寅恪至香港且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