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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以义死，不以幸生”（2）
谈及刘文典的气节和人格，有一件往事似值得一提。1929年，刘文典时任安徽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学校设在省府安庆）。是年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当时蒋介石挟北伐之功盛气凌人，获悉###事后十分恼怒，认为安徽学风不正，###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反映，决心严惩。于是经###下文传令刘文典亲到南京予以说明。刘文典自视甚高，即使是对当时如日中天的蒋介石他也不是很看得上眼，甚至有几分不屑。他对蒋介石经###下达的文件用“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尤其对传令刘文典，蒋委员长召见等措辞极为愤懑。在出发到南京前刘文典曾发牢骚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至于刘文典和蒋介石见面的情景，当时的南开学生刘兆吉在《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中回忆：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刘文典被押进大牢。蒋介石还扬言要“解散安大”。章炳麟书赠刘文典的对联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很大震动，安庆大中学生举行示威，各地进步人士也来电来函声援。后来，经蔡元培等力保，陈立夫从中斡旋，蒋介石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将刘文典释放，但附前提——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
刘文典离开安大后，于次年初拜访他的老师章太炎（炳麟），并向老师讲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听罢，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抱病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赠联巧妙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颂扬了刘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气节。
有关刘文典安大事件，鲁迅和胡适在文章中都有记载。1931年，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曾经提到，他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几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在评述刘文典的同时，鲁迅还幽了胡适一默：“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1939年4月，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也提及刘文典事：“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绝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鲁迅和胡适因作文的目的不同，在叙述刘文典事件的细节上有出入，但是无论怎样，刘文典和蒋介石发生直接的冲突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好一个刘文典！
“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1）
1938年5月，刘文典悄悄告别家人，离开北平孤身南下。在朋友的帮助下，刘文典通过英国大使馆人员买到船票，经香港、海防，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乱世飘零，征途险阻，一路备受艰辛。数月后，刘文典的妻子张秋华携次子刘平章乘法国邮轮，绕道河内来到云南。战乱漂泊，举家终得团聚，相对凄然。对于此次孤身南下的心理状态，刘文典曾在给梅贻琦校长的信里有过透露，他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的决心，辛苦危险，在所非计。”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刘文典逃离北平，前往云南，不仅不是一次愉快而惬意的旅行，而且还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刘文典离开北平前，内心有没有惶惑和恐惧，他没有留下文字，我们也就无法得知。但以人之常情推测，在战乱时期，孤身离家，冒着生命危险飘泊千里前往云南，无疑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此时对刘文典而言，“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的选择必然是“大丈夫舍生而取义”。对认为“国家民族是大节”的刘文典而言，这是太自然而然的事情。国破家亡，乱世流离，逃难途中的刘文典想必也是感慨万千，后来刘文典在《庄子补正·自序》中说“五稔以还，九服崩离，天地几闭。余复远窜荒谷，公私涂炭，尧都舜壤，兴复何期。以此思哀，哀可知矣”。语句中包含国破家亡之悲痛。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师们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不少教授连粗茶淡饭都难以为继，为养家糊口而到处兼课，就连像闻一多这样的知名教授除兼课外，都还得为人治印换取润金来维持全家生活。西南联大的吴大猷教授曾回忆当时的艰苦生活说：“累不必说了。皮鞋走石子铺的路一天来回二十里，不几天便要打鞋掌。更苦的是袜子。那时我有一条黄卡叽布的裤子，膝盖都补上大膏药或补钉。在学校里有些人穿的会好些，但不管谁穿什么，也没有人觉得奇怪。”与其他教师一样，此一时期，刘文典的家庭生活也很艰难。刘文典曾在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提及自己此时的生活状况：“两兄既先后病殁于湘西，先母又弃养于故里，典今年日在贫病交迫之中，无力以营丧葬。”于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刘文典全家的基本生活甚至都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传说当时李鸿章之孙李广平居昆明，他和刘文典是同乡，有点远亲，性情也相投。刘文典时常“难以为炊”，就书“刷锅以待”四字差人送到李府。李广平立即“雪中送炭”，帮他解困。有一年除夕，刘文典全家竟然无米下锅，幸得学生送米接济才勉强度过了新年。尽管生活如此艰难，刘文典仍心牵天下，他曾写有《移居西庄舍南有流水松竹》一诗，诗中有云：“极目关河馀战骨，侧身天地竟无心。寒宵振管知何益，永念群生一涕零。”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回答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抗战时期，为避日机轰炸，西南联大教授们都散居各地，大部都迁居乡村。教授们每天到校上课，都须长途步行，而且上课期间还须时刻警惕日机轰炸的危险。任教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避居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每次上课刘文典都须步行到校。正如他在写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所言：“自千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尤非楮墨之所能详。”尽管如此，刘文典却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从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刘文典对教学的态度，而与此相关更让人感慨的一件事则是：解放后，刘文典年事渐高，云南大学为了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一度没排他的课，但他坚持要上课，并声色俱厉地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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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2）
西南联大教室旧址
刘文典曾在给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一封信中说：“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用这一段话来作为刘文典西南联大时期生活的注解应当比较恰当。尽管国势艰危，生活困苦，但刘文典却没有忘记以文化承传作为自己的使命。出于这种“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刘文典不仅是“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而且还潜心于学术研究。在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完成《庄子补正》一书，并于1939年出版。对于此书，刘文典十分自负，他曾经表明自己写作此书的标准：“前人教释此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有所得，亦茫昧无据。今为补正一字异同，必求确诂。若古无是训，则案而不断，弗敢妄生议论，惧杜撰臆说，贻误后学而灾梨枣也。”意思就是说，自己写作此书的要求非常严格，言必有据，是正宗的学问。刘文典《庄子补正》一书确也做到了立论严谨，学风扎实深厚，连一向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也作序赞曰：“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慎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得陈寅恪盛誉，时人遂以“庄子专家”称之。本就狂傲不羁的刘文典更是自信满怀，每逢上《庄子》课时，刘文典开头第一句总会自负地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他还曾自信地说：“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文典，其馀半个是冯友兰。”
现在我们的疑问是：为什么在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会选择庄子研究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为什么在抗战时期刘文典会“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视为应尽之责”？对于这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必须联系刘文典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代主任时的一段演讲。在谈及中文系的使命和任务时，刘文典说：“我们国文系，除研究文学外，还负了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研究国学。”而对于研究国学的意义和目的，刘文典补充说：“现在国难临头，国家存亡之际，间不容发，我们应该加倍的努力，研究国学……因为一个人对于固有的文化涵濡不深，必不能有很强的爱国心。不能发生伟大文学的国家，必不能卓然自立于世界。文艺、哲学，确乎是救国的工具。”如此看来，刘文典是把他的学术研究当成救国工具，把庄子研究作为挖掘民族精神的一种手段，“要求民族精神的复活，国家的振兴，必须要发扬我们民族的真精神”。且不论刘文典立论正确与否，单只这种以民族文化传承为使命的精神，确是让人由衷钦佩的，至少，这种立场比之那些民族虚无主义者要可敬得多。正是出于对国学的这种态度，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攻占香港，国学大师陈寅恪困滞于绝岛，一时下落不明。对此，刘文典极为关注，他曾在讲课时忧心忡忡地对学生们说：“陈先生如遭不测，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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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庄子跑警报”（1）
无论是在北大、清华还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刘文典都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被目之为一大怪人。刘文典的学生曾评价他说：“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对于时人评价他的“怪”、“狂傲”，刘文典自己也并不否认，甚至以此来标榜。刘文典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有许多我们目之为“怪”、“狂”的言行举止，通过这些轶事，我们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刘文典在抗战时期的生活，能更清楚地折射出刘文典这个魏晋式人物的风度。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上课很有个性。据当年的学生回忆，刘文典“上课前先由校役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五点多才下课”。有一次他上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上课。”原来那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到星期三，校园里摆了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更有意思的是刘文典讲《红楼梦》。有一次刘文典给学生做《红楼梦》讲座，由于慕名而来的听众太多，刘文典的讲座由原计划中的小教室迁到室外小广场，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文典高论。其时天已近晚，刘文典则秉烛讲授。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
在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最让人觉其“怪”和“狂傲”的举止是他对新文学创作的态度。由于刘文典认为国学才是民族精神复兴的工具，只有在国学中才能挖掘出民族精神的精髓，所以，刘文典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有一次，有人偶尔向他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自语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与此相应，在西南联大他也从来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们放在眼里。出于这种态度，刘文典对在西南联大讲授新文学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刘文典将攻击的目标对准沈从文这个老实人，当然有点不厚道，但他表里如一的态度却也甚为有趣。在一次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举行的讨论提升沈从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其他人都举手同意，唯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愤愤不平地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元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角钱！”然后还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要是教授，我岂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吗？”不知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什么时候又成为他的学生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不入刘文典的法眼，对于国学大师陈寅恪，刘文典就表示他“十二万分”的佩服。有一件趣事可以说明刘文典对国学和新文学的态度。抗战时期，由于中国空军力量薄弱，日军轰炸机能随意出动。为消磨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大后方的昆明，西南联大也是日机轰炸的目标。西南联大的师生一听到空袭警报，就停下课来，老师学生都往防空洞里跑——所谓“跑警报”是也。当时还是西南联大学生的著名作家汪曾祺曾回忆说：“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拉空袭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但是进云南省不一定到昆明来。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连续短音，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对于跑警报的经历，陈寅恪也曾写过一则趣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紧急中不忘幽默。某一天，日军轰炸机来袭，昆明城内拉响了紧急警报，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折回来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学生要搀扶刘文典，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