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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庄子跑警报”（2）
以上面一些轶事观之，刘文典被时人目之为“怪”、“狂傲”，评语相当精当。从他的身上，我们依稀看到了魏晋人物的风采。但是在刘文典的“怪”和“狂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文典对待世事人情，无虚饰、不矫情、不失赤子之真，“君子坦荡荡”。对朱自清、沈从文等刘文典并没有什么私人过节，对陈寅恪他也不见得有什么私谊，然刘文典以他的“学问”标准衡定轻重，决定亲疏，他的这种率真和坦荡却也能见出其可爱处。而在抗战时期艰苦的生活中，刘文典的这种率真和坦荡则尤显得可贵。
刘文典小传
刘文典（1889—1958），著名教授、学者。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天明等。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
刘文典幼年被送进教会学校读书。1906年入安徽公学，师从陈独秀、刘师培。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同时随章太炎学《说文》。居日本期间，爱国主义思想日趋成熟，参与编辑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宣传爱国思想和反清纲领。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回国，在上海同于右任、邵力子等办《民立报》，任编辑兼翻译，以刘天明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民主、反袁的文章。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范鸿仙，两人身亡，刘文典也手臂中弹，但所幸未有大碍。“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刘文典也于是年再渡扶桑，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秘书，积极从事反袁活动。袁世凯倒台后，军阀混战，辛亥革命成果被葬送。刘文典感到苦闷、彷徨和失望，从此毅然远离政治，立志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年27岁，由此开始了他的著书立说生涯，直至终老。
从1916年开始，刘文典就担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编辑，介绍叔本华等哲学著作，译有《进化与人生》、《进化论讲话》、《生命之不可思议》等。1927年夏，受安徽省政府之邀，积极筹备安徽大学的建校工作。第二年，刘文典担任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行校长之职。1928年11月，因当面顶撞蒋介石，他险遭枪毙，后被释放。1929年，他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不久，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邀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并一度代理过中文系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刘文典未能及时随学校转移到后方，整日闭门不出。1938年下半年，他辗转来到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1943年，因故被解聘，转而执教云南大学文史系。解放后，刘文典继续在云南大学任教，先后开设“温李诗”、“杜诗研究”等课程，还主持杜甫研究室，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
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因肺癌在昆明病逝，终年67岁。
“尽载一切众生，开到永远太平的地方”（1）
战争剧烈地改变着社会，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因为战争而处于失衡的状态。当然，战争也会改变处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轨迹。应该说，抗战之前的丰子恺并不追踪社会的热点问题，他并不是一个热心于政治的革命家；我们甚至可以说战前的丰子恺于社会是隔膜的，他全身心地融入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吟诗、作画、饮酒……在童真和自然的天地里他充分感受着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乐趣。我们可以这样说，抗战之前的丰子恺是有几分出世的，丰子恺故居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都市隐者。但战争却改变了这一切。在抗战爆发之后，丰子恺的生命轨迹发生了什么转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他的目光停留在哪里？何处是他的牵挂？
抗战爆发以后，过去集中在都市的艺术家、作家开始奔向抗战的后方。尤其是在上海战役爆发之后，文化人纷纷南下。但是，此时的丰子恺却并没有加入这支南下的文化大军，而是举家由杭州搬迁至他的故乡石门湾。对于一个在战前几乎是不问世事的艺术家，在此时有如此行为当然也是自然而然之事。对于自己的行为，丰子恺后来解释其中的缘由说：“第一缘缘堂（丰子恺故乡寓所名）是安息之所，归宿之处，温暖安逸的趣味，使我难以割舍。与其死在野外，不如与他同归于尽，一时大家舍不得抛弃这些累赘之物。第二，石门湾本地人就误认这里是桃源。谈论时局，大家都说这地方远离铁路、公路，不会遭兵火。况且镇小得很，全无设防，空袭也决不会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战争伊始，丰子恺并不想因战争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当然更谈不上参与实际的抗战活动。或许此时丰子恺只是准备做战争中的隐民，在战火纷飞中继续营造自己温馨的世外桃源。尽管汉口和四川的朋友不断写信给丰子恺，让他早日离开处于战火中的故乡，但此时的丰子恺却还沉迷在温馨田园生活的幻梦中，他不愿意离开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不愿意离开他亲手建造的带给他无限快乐的家园。1937年阴历九月二十六日是丰子恺的40岁生日，这时相距不远的松江已经失守，嘉兴也已经是炮火横飞，但处于乡村的石门湾表面却平静如初。此时的丰子恺显然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战争意味着什么，尽管他知道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但他却总觉得这场战争相隔自己很遥远。因此，即便在此时，丰家还是在为丰子恺做寿。“糕桃寿面，陈列了两桌；远近亲朋，坐满了一堂”。堂上高烧红烛，室内开设寿筵，充满了一派祥瑞之色和祝贺之意。作为一个深受佛家思想影响，具有出世思想，追求无拘无束、自然适意的日常生活境界的艺术家，抗战始发，沉迷在自我营造的幻影中，有此种行为我们也完全能够理解，毕竟他还没有亲身感受到战争的来临。丰子恺后来也反思过自己当时的行为，他说：“上海南市已成火海了，我们躲在石门湾里自得其乐。今日思之，太不识时务。”幻梦毕竟只是幻梦，丰子恺最终还是会觉醒，正如柯灵在《抗战中的丰子恺先生》中所说：“在前线流血的，在后方流汗的，在没落的涡流中挣扎的，在敌人的裤裆下扮鬼脸的，映照之下，嘴脸分明：有血型的这边来，缺人性的那边去。——中间隔着一条抗战的鸿沟。”在无情的战火中，哪里都不会有温馨的桃源。
1937年11月16日，跟往常一样，丰子恺继续着自己平静的家居生活。这一天丰子恺正在缘缘堂阅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他准备将日本侵略中国的无数事件用漫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编一本《漫画日本侵华史》。可就在这一天下午，丰子恺的家乡石门湾这个毫无军事设施的江南小镇，也成了日寇屠杀的战场。日机对石门湾狂轰滥炸，当场炸死三十多人，伤无数，其中有一颗炸弹是对准缘缘堂而投下的，万幸的是，丰子恺的家人都只是受了惊吓，皆平安无事。丰子恺回忆说：“我们的房子最高大，最瞩目，犹如鹤立鸡群，刽子手意欲毁坏他。可惜手段欠高明。”严酷的现实使丰子恺彻底清醒了，他终于明白，在无情的战火下，缘缘堂并不是温馨的桃源，他的桃源幻梦彻底破灭了。在现实的刺激面前，丰子恺决定不做日军铁蹄下的顺民，尽管舍亲别友，举家逃亡需要极大的勇气，但丰子恺依然决定“我决定到长沙！否则半路转入沟壑！但绝不愿居浙江！仙居也许比长沙好，但我决定要到长沙”！眼见的人间惨剧使丰子恺回到人间，尽管他喜欢温暖安逸的趣味，追求自然适意的生活境界，但是当国恨和家仇一痛，怒火和炮火齐烧之时，他便不再孜孜于充满趣味的自我生活天地，而是把个人解脱和一切众生解脱相统一，将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
“尽载一切众生，开到永远太平的地方”（2）
11月21日，丰子恺一家携带简单的行李，与亲友们匆匆话别，登上一只小船告别了石门湾，踏上了逃难的路途。此时的丰子恺心情颇不平静。作为一个佛教徒，丰子恺具有浓烈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认为：“真是信佛，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至少，也应该知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道。”对于留在家乡的父老乡亲，丰子恺饱含着对他们的同情，“我每次设身处地的想像炮火迫近时他们的情境，必定打几个寒噤。我有十万斛的同情寄与沦落在战地里的人”。佛家历来强调慈悲为本，作为佛教徒，这种慈悲心也自然渗入丰子恺的精神血液中。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民众逃难由此心出发，丰子恺不能不对残暴的侵略战争表示极大的愤恨，同时他还以己度人，希望能将一切众生带到一个太平的地方，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惨剧，没有残暴的所在。在离别石门湾时，看着众多亲友乡亲脸上悲戚、惶恐的神情，丰子恺极其沉痛，他哀伤地说：“这使我伤心！我恨不得有一只大船，尽载了石门湾及世间一切众生，开到永远太平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丰子恺离别故乡时的悲哀和伤感，同时我们也分明感受到了炮火硝烟中佛的慈悲和梵音的空远。
“还我缘缘堂”
“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黄发垂髫，飘零常在中流。渌江风物春来好，有垂杨时拂行舟。惹离愁，碧水青山，错认杭州。进而今虽报空军捷，只江南佳丽，已变荒丘。春到西湖，应闻鬼哭啾啾。河山自有重光日，奈离魂欲返无由。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这是丰子恺在抗战初期逃难途中填写的一首词，在这首词中有他离别故乡的伤感，有乱世飘零的忧伤，有对战火毁灭美好的感叹，有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而更重要的是词的后两句“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这种金刚怒目式的文章风格，明显与在此之前雍容有度的文风形成极大的差异，这种文风的差异表明，抗战之后丰子恺开始了由隐士到斗士的路，尤其在获悉他的精神家园“缘缘堂”被毁之后。
自1937年11月始，丰子恺携全家老幼开始逃难，一路饱经流离之苦。于逃难途中，1938年2月9日，丰子恺接到朋友从上海发来的明信片，明信片上面说：“一月初上海《新闻报》载石门湾缘缘堂已全部焚毁，不知尊处已得悉否？”得此噩耗，丰子恺默默无言，他脑海里不断浮现出缘缘堂在炮火中蓦地参天，蓦地成空的景象。缘缘堂的被毁，对丰子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当他苦心经营的人间乐园毁于一旦时，他的思想怎么能不发生转变？丰子恺的人格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受佛家思想的影响而有出世的思想，因而对世间的一切都取冷观态度和趣味主义，他能够看穿一切，坦然自若；但另一方面，丰子恺又是一个儒家文化的传承者和感情丰富的人，他不可能真正做到对世事的冷眼旁观，摒弃对群体的关怀，他不能不具有强烈的入世情怀。家园的被毁促使丰子恺面向广阔的现实，从缘缘堂的灰烬中走出来的是一个金刚怒目式的丰子恺。他写道：“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觉轻快，此犹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进！”此后，他用充满激情的笔相继写下了《辞缘缘堂》、《还我缘缘堂》等文章，文风为之一变，文章痛快淋漓地指斥侵略者，自豪地歌颂民族精神，表达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文章中他写道：“很想剖开他们的心来看看，是虎的，还是狼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厌恶惨死而欢喜长寿，没有一个人不好仁而恶暴。仁能克暴，可知我比炸弹力强得多。目前虽有炸弹猖獗，最后胜利一定是我的。”
缘缘堂的被毁对丰子恺似乎是一个界标，他的人生态度开始由佛家的消极转向儒家的积极，他的大量散文和漫画都自觉地承担了一种爱国者的责任，自此开始，丰子恺便告别了自己冷眼旁观的隐士生活而回到人间，他的文章和图画也开始具有人间烟火，凛凛然是条汉子。
1938年4月，丰子恺来到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成为《抗战文艺》编委之一，并且为《抗战文艺》的创刊号画了封面、题了签。在武汉，丰子恺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他置身于抗日的洪流中，积极从事抗战时期的文化艺术工作，尽情发挥着他各方面的才能。柯灵在《抗战中的丰子恺先生》一文中评论此时的丰子恺说：“他本来不是一个革命家，但战后呢，由我看来，却是很积极的了。虽然不免老朽，不曾上前线杀敌，但已经是一位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可敬的战士，他勇敢，坚决，乐观，和一切的战斗者一样。作为证据的，是他一年来的行动和言论。用画面强烈地控诉了战争践踏人性摧残生命的罪恶。用惨不忍睹的画面，直接揭露日寇暴行，以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在另一类作品中，则表现了人民热爱和平，企盼战争尽快结束的愿望。”
由于此时丰子恺积极宣传抗战，需常在外奔走联络，为了行动方便，他脱掉了平日惯穿的长袍，改穿中山装，神态异常活跃。此时的丰子恺与往日大家对他的印象判若两人，著名作家王西彦描述此时的丰子恺说：“从他身上完全看不到超脱出世的样子。”友人们戏称丰子恺“返老还童”，并对他说：“如果剃去长须，完全可以冒充年轻人了！”有意思的是，大约是这句话传开去了，有好几家报纸都登载了“丰子恺割须抗战”的消息。消息传开，亲友读者纷纷来信，询问是否确有其事。但事实上，丰子恺并没有剃掉他自1927年起蓄的长须，为明真相，丰子恺只得拍了一张全身照片分送诸亲友，想来此事也必定是让他哭笑不得。不过割须是假，抗战热情却是真。丰子恺曾对宋云彬、吴欣奇等友人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画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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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杀止杀，以仁克暴”
丰子恺行书《弘一诗》
丰子恺曾在《丰子恺自述》中说：“我十年流亡，一片冰心，依然是一个艺术和宗教的信徒。”确实，丰子恺毕生都没有割舍他的佛缘。1927年，丰子恺在缘缘堂皈依佛法，并由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丰子恺的老师）取法号“婴行”，成为一名佛家居士。护生、信佛等等，往往使人联想到迷信，而丰子恺的信佛却是有着普渡众生的慈悲，他曾向人解释过自己对佛的理解：“信佛为求人生幸福，我绝不反对。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顾他人，我瞧他不起。得了些小便宜就津津乐道，引为佛佑（抗战期中靠念佛而得平安逃难者，时有所闻）；受了些小损失就怨天尤人，叹‘佛无灵’，真是‘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对于佛法，丰子恺始终抱有虔敬的心情，他认为“真正的佛教，崇高伟大胜于一切”。1928年，丰子恺为预祝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