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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入敌手。得此消息，尽管胡适也是悲愤不已，但他还是反对抗战，主战与日和谈。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我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九一八”以后，胡适宣扬甘地式不合作主义，反对对日作战和对日绝交，主张中国政府应该依据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直接交涉东三省问题和善后，避免战争扩大。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读者（徐炳昶）给《独立评论》写信，希望《独立》的朋友联合发一个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并询问胡适近来的意见如何？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公开信回答徐炳昶说：“徐先生特别要知道我对于主战的意见，我可以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 “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发，大家询问胡适对时局的意见，胡认为卢沟桥只是局部事件，或者不至于扩大。7月20日，胡适在庐山还在大谈教育问题，7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一、外交路线不能断绝，二、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此大任。”7月31日中午，胡适赴蒋介石邀宴，蒋介石决定作战，说可支持六个月。张伯苓附和之。胡适心存忧虑，未作表态，临别时却对蒋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事后他说：“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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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比战难百倍”（2）
由于胡适在对日关系上的主和立场，使他在当时以及事后都饱受非议。但是，对于胡适的主和主张，我们不能进行简单的理解，不要把事情绝对化，认为在抗战期间凡是主和的就一定是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贼或者是胆小怯懦的投降派。胡适的避战求和主张，其中当然带有胡适的书生气，但其中也不乏实力的考虑和理性的态度，对此，我们也可以见仁见智。然而，有一点我们必须认清的是：尽管胡适主张对日和谈，但他的和平主张并不是一味的妥协和退让，尤其反对无条件的议和。胡适曾在《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中评论说：“……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该自己首先跪下来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个世界拒绝承认的局面。”胡适的和平主张当然更不是出自于胆小怯懦，1935年6月，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说：“至于我个人的安危，我毫不在意。我活了四十多年，总算做了一点良心上无愧做的事，万一为自由牺牲，为国家牺牲，都是最光荣的事。我决定不走开。”
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胡适当时处理中日之间关系的主张竟然是两面不讨好。在国内，胡适的主和立场在群情激昂中自是饱受非议；而日本的民众和媒体也对胡适没有什么好印象，日本媒体经常对胡适冠以的头衔是“排日的煽动家”、“学生抗日运动的指导者”，这类头衔恰恰与国内对胡适的印象相反。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日本方面对胡适的态度。据天津《大公报》译载，1936年7月，胡适赴美参加太平洋学术会议，途中经过日本。对于胡适这样一位具有很高声誉的学者，日本学术界无论是出于真诚的尊重还是出于礼貌，都应有人前往迎接。但胡适踏上日本列岛的那一天，日本全国竟没有一个人前去迎接（天津《大公报》7月29日译载）。对比周作人到日本的受欢迎盛况，胡适的日本之行显得是多么的冷清。厚此薄彼，我们当然不能从两人学术能力和学术地位的高下方面去理解。事虽小，但能明理。
委曲求全，“全”不可存，忍辱求和，然“和”不可得。中日之间的局势越来越恶化，胡适处理中日之间关系的设想也注定只是书生之见和他的一厢情愿。1937年7月31日，胡适在给蒋廷黻的回信中，谈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胡适认为当时中国已经没有了避战的资格，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思想开始出现变化。在信中，他说：“今日政府比廿四年（1935）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更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1948年l月l2日，胡适在此信后加了一个注：“此信似未寄出。但此信很可以看出我的思想的开始转变。我在八月中，还做过一次（似不止一次）和平的大努力。但我后来渐渐抛弃和平的梦想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1937年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胡适的和平幻梦彻底破灭。至9月初，胡适审察世界情势，已经完全改变了主和的立场。从此，胡适抛弃了和平的梦想，走向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由避战求和走向了苦撑待变。
1938年7月30日在伦敦，胡适曾给傅斯年一信，提出“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8月1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大部分论国际形势。廷黻前有信来，其意似欲令孔肩负和议。此事是妄想。我故有长电，说我‘六载主和，然十个月来观察国际形势，深信和比战更难万倍……故我唯有咬牙苦撑。’”10月20日，他又向蒋介石电陈“和谈比战争更难百倍”的意见，反对和谈。11月3日，胡适复翁咏霓电：“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伏更是误国。”12月29日，胡适又在病床上致电汪精卫，反对他的和谈路线，其中说：“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的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实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胡适想用此电拉住汪精卫，但就在这一天，汪精卫在越南发布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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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逼上梁山”（1）
1938年7月20日，以非正式使节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的胡适收到纽约转来的电报，蒋介石敦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以取代将要卸任的王正廷。得此消息，胡适颇有些踌躇。作为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曾许诺士林二十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也总是劝他不要走上政治的道路；但是如今国难当头，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却又不能不勉力奔走。几经考虑，胡适还是决定坚辞大使职，并拟好请辞电文：“二十馀年疏懒已惯，决不能任此外交要职。”他将回电交给朋友们看，遭到朋友的一致反对，朋友们都认为国难当前，不应“推卸此事”。胡适陷入痛苦的抉择之中，直至7月26日，“半夜后始决定，此时恐无法辞卸；既不能卸，不如‘伸头一刀’为爽快，故最后修改电文为接受此事。大意是：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胡适对实际从政，是有所保留的。一方面是爱惜羽毛，胡适的后辈朋友唐德刚曾回忆说：“有一次我问李宗仁先生对胡先生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这四个字倒是对胡先生的很恰当的评语。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另一方面则是担心加入政府之后，不免成为政府的尾巴，反而失去了他做一个政府的诤友的作用和地位。胡适一生追求人格独立，言论自由，接受大使的任命，就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对独立和自由的背离。决定接受大使任命后，胡适的心情很不轻松。7月30日，胡适写信给傅斯年，信中说：“我自己受逼上梁山（指任驻美大使），你们当有所知，何以都不电告你们的意见。万不得已，我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是日，致信夫人江冬秀说：过去曾发愿“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那二十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
1938年9月13日，胡适接获大使的任命电报：“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廷准免本职。此令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是夜，胡适感慨良多，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在9月24日给江冬秀的书信中，胡适也有类似的表白：“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接受大使的任命对胡适来说是牺牲个人的自由独立来为国家服务，这绝非矫情的饰词，而是真实的内心挣扎。他曾对少数朋友表示：“对我来说，进入政府工作，就如同一个矢志做单身汉的人结了婚，双方会失去许多自由。对我应该是惋惜，而不是恭喜。”当然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幽默和风趣的成分，不能太过认真，但这的确是一个妙譬。
胡适向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话，从整体上看，大抵是真心迹。鲁迅曾拿胡适、陈独秀和刘半农做比较，这个比较的共同条件是“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在这仓库的门前，内隐涵丰的胡适定然是在门上贴一张这样的小纸条，书“内无武器，请勿疑惑”；豪气冲天的陈独秀则会爽然直竖一面大旗，直书“内皆武器，来者小心”，同时门户大开；只有“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从这一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性格中的韬光养晦，内敛含蓄。胡适若有意于仕途官位，早有不止一次的机会。1933年3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就曾希望胡适出任###长，胡适致信婉拒，答曰要“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947年，蒋介石再邀胡适出任国民党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也被胡适婉拒，为此胡适复信给王世杰说：“今日分别后细细想过，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绝不敢就，国府要员也绝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我不愿意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由上观之，胡适之不愿进入政府，不愿失去个人之独立自由，确系其真心迹的表露。
“受逼上梁山”（2）
胡适之所以会被逼上梁山，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从骨子里来说，胡适还是一个传统文人，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曾向自己的妻子解释他接受驻美大使任命的原因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胡适绝对的将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志趣之上。1939年6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光甫来深谈，他很高兴。光甫做此事，真是没有一点私利心，全是为国家。他有时也很愤慨，说‘我头发白了，还来受这气恼，何苦来！’”胡适说的是陈光甫。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1938年12月，胡适因过度劳顿大病一场，住院七十多天。胡妻江冬秀得悉后于次年4月请友人张慰慈发电，劝胡适辞职养病。胡适理解夫人的好意，次年9月21日，他在给江冬秀的家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胡适晚年也曾回忆自己早年的生活说：“在我一生之中，除了一任四年的战时中国驻美大使之外，我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正基于这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胡适以非正式使节出使欧美期间，几乎拒绝一切娱乐活动，他解释说：“国家在破败状态。我们应该自己慎重，不可让人因我们而讪笑我们这民族全无心肝。”胡适也不愿独自享受安逸舒适的生活。1938年2月，有几家美国大学想聘他讲学，其中哈佛大学想聘任他为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或者思想史，年薪八千元。一流学府、专职学术、优厚的待遇，踌躇良久，胡适还是辞掉了，“由于战争在继续，所以对于这个经济上非常优厚，同样在道义上要求我全身心的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中去的职位，我凭良心不能接受。我有理由肯定，我将无法拥有足够平静的心灵”。在5月5日的家信中胡适说：“教书的事，我很费踌躇。后来决心都辞掉了。这个决定是不错的。我不愿在海外过太舒服的日子，良心上过不去。”
对于驻美大使的生活，胡适感到的不是风光无限，而是苦不堪言。驻美大使紧张忙碌的生活与他习惯和理想的生活距离太远了。1941年4月10日，胡适给江冬秀写了一封家信，信中向妻子解释不带她到美国的原因，“根本的问题，是你我的生活只可做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生活，不能做外交官的家庭生活。所以我日日夜夜只想早点回到大学教授的生活”。“你应该能明白我绝不是爱干这种事的。我不叫你来，只是不要你来受罪”。“我向来不对你诉苦，今天写这一段生活，要你知道我在这里并不是快活的生活，是真受罪的生活，做的是我二十多年不愿意做的事”。看来，驻美大使的职务对胡适而言就是两个字“受罪”。也正因如此，胡适在给妻子的家信中也曾透露出自己的心意，说自己“很盼望回国，情愿回昆明的北大教书”。1941年12月24日，胡适郑重其事地对宋子文说：“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这当然绝对不是客气话，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免去他大使职务的电报，心中极为欣喜，当晚10时，他便回电国民政府：“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9月8日，他交卸职务后，便又回到本属他自己的园地。1944年12月，有人再次推荐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他回答说：“我绝不要干此事。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只希望能留此馀生，做完几件未了的学术工作。我不能做应付人、应付事的职业了。”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的真实感受，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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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大使的书生气（1）
1938年10月，胡适就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肩负战时外交之重任，历时四年至1942年9月卸任。胡适上任之初正是国内抗战局势最为糟糕、最为危急的时候，日军铁蹄已蹂躏大半个中国。10月21日广州沦陷，25日武汉失守，胡适可谓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10月23日，胡适勉励使馆人员“不要灰心”，他说：“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决不可放弃责守。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
胡适作为学者任驻美大使，全无政客的深沉和韬略，而是以“诚实和公开”的态度，赢得别人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们赞誉他为“学者大使”。对于胡适使美的业绩，时人就有不同评价。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