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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吼摇天万里威”（2）
在上海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郭沫若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这点连国民党政府亦不否认。9月的一天，郭沫若突然接到陈诚转交的蒋介石的来电，命往南京晤面。9月24日，郭沫若应召来到南京，与蒋介石见面，两位北伐时期的故人再次会面。会见中，蒋介石希望他留在南京，还答应给他安排一个“相当的职务”。蒋介石说：“一切会议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蒋还问到他对甲骨文、金文今后是否还有继续研究下去的兴趣，并表示，将来可以设法帮助他把散在欧美各国的古器物学的材料收集起来。郭沫若回答说：“古器物学的研究，在中国似乎有成为一般趣味的倾向，但我自己回到中国来仅仅两个月，对那些研究就好像隔了两个世纪。沉潜在那些研究里，在我自己看来倒是一种危机。”他向蒋介石表示：“没有可能参加任何的机构。”“文章一定做，但名义不敢接受。”这实际上是谢绝了蒋介石对他的职务安排。
淞沪战局终于不可挽回，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随着大上海的瘫痪，各种救亡刊物和活动都先后停止，《救亡日报》当然也无法再在这孤岛上存活。11月21日夜，郭沫若为《救亡日报》写就“沪版终刊致辞”，《救亡日报》暂时停刊，郭沫若等也于当天离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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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的精神武装起来”（1）
上海沦陷之后，郭沫若等经香港抵达广州。1938年元旦，《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郭沫若在复刊词中写道：“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但在此时，《救亡日报》遇到了经费困难，此时《救亡日报》唯一的经费来源就是广东实力派人物余汉谋每月捐助的银元一千元。为了筹集《救亡日报》的办报费用，郭沫若准备赴南洋募捐。正当郭沫若准备行装之时，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他的行程，也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这封电报来自于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的陈诚，电报内容简单又神秘：“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事出何因，郭沫若不得其解，最后决定前往。而促成此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后来郭沫若在其回忆录中说：“八路军已经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都出来了。多年阔别，很想去看看他们。”郭沫若的回忆应该是事实，北伐时期，郭沫若与周恩来等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对周恩来，郭沫若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928年郭沫若流亡日本就是周直接安排的），有此机会得晤多年不见的老友，决定一行这也是人之常情，也当为实情。
1938年1月6日晚，郭沫若登上了广州至汉口的火车，同行的还有日后成为他夫人的于立群（于立群准备绕道武汉到延安学习）。夏衍在送两人上火车时曾开玩笑地对于立群说：“到了那边（指去陕北），不要和别人‘拍拖’（广州方言指男女交朋友）呀！”有关此事，郭沫若回忆说：“（此时）我在精神上已经紧紧‘拍拖’住她了。”由此可见，当时的郭、于两人，关系已非同一般，至少是心生情愫。临去武汉前，郭沫若在广州新亚酒店等待夏衍前来交接《救亡日报》事务，每天和于立群一起习字（于立群出自家传，写得一手好字）。在此期间，两人关系迅速升温，郭沫若曾写给于立群一首赠别诗，其中有言曰：“陕北陕北我心爱，君请先去我后来，要活总要在一块。”诗中包含的意思不言而喻。当然，郭沫若与于立群的关系后来给安娜夫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给了许多文人予以攻击的口实。对此，我们既不能一味替郭辩解和掩饰，更不能以道德家的面目对此进行道德上的判断，这种纯粹的个人私事，其间的恩怨纠葛、是非曲直都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
1月9日，郭沫若抵达武汉。自南京、上海失守后，各界名流汇聚武汉，此时的武汉实际成为抗战的临时首府。到达武汉后，郭沫若此行的谜团终于解开。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想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上恢复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中的政治部，其具体做法是成立军委会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辖四个厅，分别为管军中党务的一厅、管民众组织的二厅、管宣传工作的三厅以及管后勤的总务厅。同时，拟任郭沫若为三厅厅长。陈诚急电郭沫若来武汉，意即为此。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无论是对国民党方面而言，还是对共产党方面而言，郭沫若都是第三厅厅长的不二人选。国民党方面当然是希望利用郭沫若在文艺界的声望来延揽人才，同时也摆明统一战线的政治姿态；而对共产党而言，有郭沫若则意味着一份政治力量，甫一见面，周恩来就表达了希望郭沫若能够就任三厅厅长的意愿：“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但就郭沫若本人而言，他对此却并不感兴趣，他向周恩来表示：“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另外，我一旦做了官，青年们是肯定不会谅解我的。”得知郭沫若的态度，林伯渠也表达了希望郭就任的意愿，他开玩笑地打了一个比喻：“这是政权开放的第一次，门虽然还开得很小，我们应该用力去把它挤大些。让我们一道去挤吧！”郭沫若能感觉得出，大家都希望他能够上任。但对于出面组建三厅他还是有些犹豫和疑惑，他做不到像当年在广东投身于军旅那样毫不犹豫。与十馀年前的决绝和无所顾忌相比，郭沫若的人生境遇和人生经验都有了太大的变换，也有了许多的顾虑。郭沫若对于自己在结束政治流亡后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对于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应该再一次与政治结缘，是有所游移的，是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的。在这种顾虑中既有郭沫若对于国共合作政治态势的某种判断，也有他从参加北伐到南昌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之前那一段政治生活经验的影响，而且在郭沫若的精神个性中，其实一直存在着几分昂首天外的自由不羁。因而此时，郭沫若内心是极不平静的，他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此时他的心理在《洪波曲》中曾有披露：“我受着这种进步意见的促迫，实在不应该再有二话好说。何况第三厅厅长的位置何尝低。据说厅长的官阶是中将，这在别人已是求之不得的了。我自己是标榜着‘救亡工作者’的人，难道还要高抬自己的身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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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的精神武装起来”（2）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更坚定了郭沫若不做厅长的决心。这是陈诚主持召开的第一次部务会议，时间是2月6日。事前郭沫若并不知道是开部务会，只知道是陈诚请吃中饭，当他与阳翰笙赶到陈诚公馆时，才知道是部务会议。说是部务会，却没有通知周恩来参加，这使郭沫若感到诧异。在吃饭前有一些闲话式的讨论，吃饭后会议正式开始，弄得郭沫若有点进退维谷。会上，陈诚、康泽、贺衷寒等大讲“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极力抬高国民党，郭沫若觉得极不舒服。轮到他发言，他很严肃地说：“我认为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郭沫若继之特别强调，自己不是以厅长的资格而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说话的。他说：“第三厅既然负责宣传工作，就免不了有不少专家参加。而这些文化专门人才大部分都不是国民党员，假设拿‘一个主义’的尺度来衡量，那么就一定找不到几个人。所以我希望能改变门禁的森严。否则，不仅外面的人才进不来，里面的人也还可能从窗口跳出去。不管谁做厅长，这些原则总应该定好。”散会后，郭沫若对阳翰笙流露了心中的不悦，并决定坚辞第三厅厅长，离开武汉前往长沙。阳翰笙劝郭见了周恩来再走，但郭沫若担心见面后又被挽留，故决定不辞而别。去长沙前，郭沫若对于立群说：“我要到长沙去，说不定不会再回来了。你去陕北，我们虽然相隔遥远了，但后会有期。”
“伤心最怕读怀沙，国土今成待剖瓜。不欲投书吊湘水，且将南下拜红花。”郭沫若怀着这样的心情抵达长沙。在长沙，郭沫若见到了许多十几年未见的文友，如主办《抗战日报》的田汉、廖沫沙，音乐家张曙等。郭沫若也坦诚告诉朋友们自己来长沙的缘由，并说：“我是避难来的，我不想进政治部，仍打算到南洋募款来干文化工作。”郭沫若在长沙显得很悠闲。他看望了由延安回长沙的徐特立，见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出席长沙文化界开的欢迎会，应邀作演讲，听湘戏，进咖啡馆，游岳麓山，凭吊黄兴墓、蔡锷墓、屈子庙、贾谊祠……但郭沫若表面的悠闲仍掩饰不住他内心的焦虑。在一次宴请田汉等好友的聚会中，郭沫若开怀畅饮，于酒醉中，他指着男的骂“男政客”，指着女的骂“女政客”，最后还重重打了自己三记耳光，一迭声骂自己也是“混账的政客”。从这些小轶事中，我们大致可以想像郭沫若当时的心理状态。
武汉方面不断有函电来催促，有的是劝勉，有的是严词责备，说他不该不辞而别。陈诚也数次电催郭沫若回武汉上任，并表示一切问题都可以面商。他特别强调：郭沫若回武汉，三厅才开始组建；若不回，三厅则虚悬以待。如果说陈诚的口吻还稍显宽容的话，继之黄琪翔的电报措词则较为激烈，其中说：“你假如要再开玩笑那大家都不把你当成朋友了。将来的历史也不会宽恕你的。”如此局面，令郭沫若进退两难。郭沫若很清楚政治部的恢复在国民党方面的真正用意，也很清楚他对共产党的意义。他也完全可以想像出自己将成为国共两党微妙政治关系的一个注解和自身的政治符号意义。出任三厅厅长就意味着他要在两个角色之间保持平衡，既要冲锋陷阵，又要委曲求全。以郭沫若的个人经历和气质而言，他更愿意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自由呐喊，单纯而豪壮。尽管如此，但他又能做何种选择呢？
时在武汉的周恩来，一方面电示田汉做郭沫若的工作，另一方面则继续与国民党上层交涉，争取更加有利的条件。2月26日，于立群突然出现在郭沫若面前，她带来了周恩来等人的亲笔信，周恩来在信中明白告诉郭沫若：陈诚请他立刻回去，一切问题都可当面商量。但郭沫若仍在迟疑，他感慨万分地说：“周公之请，理当奉行。但陈诚当家的政治部是去得的么？那是地狱，寿昌！”田汉眼见郭沫若还在犹豫，便在一旁催促说：“国事如此，我不入地狱，又有谁入地狱呢？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里吗？”郭沫若终于下定了决心，明确表示了意见：“好吧，我们就去受罪吧。”田汉此刻掉头对于立群开玩笑说：“不辱使命！毕竟还是女性的力量大，爱情的力量大啊！”临行，郭沫若要求田汉与他一同回武汉到三厅工作，田汉一口应允。几天后，郭沫若结束了在长沙的避居生活，和于立群携手踏上了回武汉的列车，同行的还有田汉、张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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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的精神武装起来”（3）
国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合影。
中坐者右起：郭沫若、翦伯赞、杜国庠
由于郭沫若出面主持工作，团结了思想界、文艺界、学术界著名人士的三厅于4月1日正式成立，各种人才，济济一堂。三厅的组成人员差不多均为专家教授、社会名流、文化人士。其中包括徐寿轩、张志让、洪深、郑用之、董维健、冯乃超、杜国庠、傅抱石、史东山、应卫云、马彦祥、冼星海、张光年、张曙等。这些社会名流在很短的时间内，都集结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之下，时谓“名流内阁”，称极盛焉。三厅的这种阵容也令陈诚大为惊讶，他没想到郭沫若和三厅会有如此感召力，三厅的“名流内阁”也因此名扬一时。此处我们要谈及，徐悲鸿原为拟议中的第三科科长。徐悲鸿为此亦从重庆赶到武汉。但他不知三厅的具体地点，结果到了政治部并见到了陈诚。郭沫若知道这件事赶到政治部时，见徐悲鸿脸色难看。徐对郭说不愿意做官，并表示将即刻前往广西。郭沫若再三挽留未果，此事一直令郭沫若很茫然。他后来说：“我猜想悲鸿可能是受到了侮辱，‘革命’衙门的气事实上比封建衙门的还要难受。”与此相对应的是郭沫若对胡愈之的态度。胡愈之是三厅成员到任最迟的一位，当时他正在上海从事《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在郭沫若及武汉朋友的一再催促下，胡愈之在料理完出版事务后即匆匆赶到武汉。然而，出乎大家预料的是，他坚持不愿出任五处处长。最后，用郭沫若的话说：“为了敦促他就职，我几乎向他下跪。”郭沫若精诚所至，终使胡愈之答应上任。
在郭沫若的筹划下，三厅以组织抗战宣传周活动的形式开始了它向社会的首次亮相，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工作。1938年4月7日，郭沫若用热情洋溢的演说，拉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的序幕：“我们有最大的诚意，与必死的决心，我们要和前线将士抱一样必死的决心，把我们精神武装起来！我们要一声呼喊摧毁敌人的心胆！”在宣传周的第一天恰逢台儿庄大捷，于是临时决定组织十万人的火炬游行，以示祝捷。在十万群众火炬游行的队伍中，郭沫若走在前列，“从黄鹤楼望去，但见汉水两岸数十条火龙蜿蜒不断，万点炬火映红了江水，口号声、救亡歌声响彻云天”。对此，郭沫若一语概之：“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三厅抗战文化工作的序幕由此拉开，郭沫若亦开始以三厅厅长的身份高扬起抗战文化的大旗，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1937年7月，在周恩来、郭沫若倡议并主持
下，成立“武汉各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筹备
会”并展开献金运动。图为妇女献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