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义务教师。尽管简师的课程比燕京大学简单得多，但冰心仍然是用心备课，教得非常认真。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虽远离前线，但能为抗战尽一份微薄的力量，也是莫大的安慰。任教期间，冰心还为呈贡简易师范写了一首校歌：“西山苍苍滇海长，绿原上面是家乡。师生济济聚一堂，切磋弦诵乐未央。谨信弘毅校训，莫忘来日正多艰，任重道又远。努力奋发自强，为国造福，为人民增光。”不知道这所学校现在变成了什么模样，不知道冰心为他们写的校歌现在是否依然还在吟唱？
居呈贡期间，由于物价暴涨，冰心一家仅靠吴文藻一个人的薪金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冰心曾在给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周叔昭的信中透露出他们一家当时生活的信息：“我们也是对于我们的环境万分知足，生活比天还高，可是我们的兴致并不因此减低，从前是月馀吃不着整个的鸡，现在是月馀吃不着整斤的肉，我们自慰着说‘肉食者鄙’，等到抗战完结再做鄙人罢。”尽管生活艰辛，但冰心精神上仍旧相当充实，对抗战充满信心，她在给周叔昭的信中说：“似乎我们还不该丧气。走一天是一天，为孩子们打出一个更光明的国家，我们这一辈人都不会活到老年，这我也知道！前途很难预测，聚散也没有一定，所准知道的只是一个信念，就是‘中国不亡’。”抗战时期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战争带给人的最大伤痛却是亲人的生离死别。1940年，冰心接到家信，她一生至爱与崇拜的父亲在忧愤中悄然离世。战乱死别，情何以堪！冰心回忆说：“我在云南的呈贡山上，得到涵弟报告父亲逝世的一封信，我打开信还没有看完，一口血就涌上来了。”父亲过世后，冰心大弟请人代冰心夫妇拟有挽联，其联曰：“分为半子，情等家人，远道那堪闻噩耗；本是生离，竟成死别，深闺何以慰哀思。”此联当为冰心当时心情恰当的抒写，是啊，“本是生离，竟成死别”！战争是悬在每个人头顶上的一片阴霾，战争的灾难和痛苦随时有可能落到每一个人身上。西南联大校门对于父亲的离世，冰心一直耿耿于怀，多年后她还万分遗憾地回忆说：“那时我们对云南生活知道的不多；更不敢也不能拖着父亲和涵弟一家人去到后方，当时也没想到抗战会抗得那么长，谁知道匆匆一别遂成永诀呢？”
“我们还不该丧气”（2）
僻静的“默庐”自冰心居住之后，就变得“谈笑有鸿儒”。那时，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为主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已在昆明开办。三校教师中清华大学的最多，不少是吴文藻的老朋友，自然而然也是冰心的朋友。西南联大未带眷属来昆明的朋友们，每到周末，总喜欢到呈贡来过星期天。对于这些来访的朋友，冰心印象极佳，她曾评论这些朋友们说：“大半是些穷教授，北平各大学来的，见过世面，穷而不酸。几两花生，一杯白酒，扺掌论天下大事，对于抗战有信念，对于战后回北平，也有相当的把握。他们早晨起来是豆浆烧饼，中饭有个肉丝炒什么的，就算是荤菜。一件破蓝布大褂，昂然上课、一点不损教授的尊严。他们也谈穷，谈轰炸，谈的却很幽默，而不悲惨，他们会给防空壕门口贴上‘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春联。他们自比为落难的公子，曾给自己刻上一颗‘小姐赠金’的图章。他们是抗战建国期中最结实最沉默最中坚的分子。”每到星期六的黄昏，冰心估摸着时间，便领着三个孩子上到呈贡西门的城楼上耐心等待吴文藻和他带来的朋友们，其中来的最多的自然是冰心夫妇的好友联大教授罗常培。那时从昆明到呈贡要先坐火车，然后从火车站骑马回来。所以孩子们一听见山路上有“得得得得”的马蹄声，就会齐声大喊“来将通名”，一听到“吾乃北平罗常培是也”，孩子们就拍手欢呼起来。
在冰心的默庐，到访的朋友们坐在一起谈战事，谈西南联大的教育，谈一些教授专心治学闹出的笑话，苦中作乐的趣事，点缀了云南的艰苦生活。有一次，清华校长梅贻琦携夫人至呈贡访冰心夫妇。谈话中大家说起一些联大教授们的趣事，冰心不禁联想起吴文藻这个“书呆子”办的一些“傻事”。有一次，冰心夫妇准备去看望冰心的父亲。冰心让吴文藻上街买一种叫“萨琪玛”的点心，并为父亲买一块双丝葛的布料。可吴文藻这个一头扎进学问、不问世事的人到点心店后却怎么也想不起点心的名字，只好对店员说买一种小孩称做“马”的点心（孩子太小，将“萨琪玛”简称“马”），店员无论如何也猜不出他要什么点心。到布店后，吴文藻又糊里糊涂地说要买一丈羽毛纱，与双丝葛相去甚远。加之吴文藻曾将丁香花称做“香丁”，冰心兴之所致，便以从清华毕业的丈夫为内容写了一首宝塔诗来和清华校长开玩笑。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来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梅贻琦看罢，哈哈大笑，并提笔随手在宝塔诗后续写了两句：
冰心女生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冰心看罢，哑然失笑，举座哄然。
战争的残酷，生活的艰辛，亲人的生离死别，还有艰苦战乱中的温情，所有的一切都让冰心重新思考生命和自己的人生。如果说抗战前冰心的生活以及她对生命的认识都封闭在精致的象牙塔之中的话，那么抗战后，冰心开始真正接触塔外的生活，她的眼睛开始看到了别样的人生。在战争中冰心真正意识到了生命的尊严和美丽。在给好友顾一樵书写的条幅中，冰心写道：“别离碎我为微尘，和爱和愁，病又把我团捏起来，正敷上一层智慧。等到病叉手退立，仔细端详放心大去之后，我已另是一个人，她已渐远渐杳。我虽没有留她的意想，望着她的背影，却也觉得有些凄恋。我起来试走，我的躯体轻健。我举目四望，我的眼光清澈。遍天涯长着萋萋的芳草，我要从此走上远大的生命的道途。感谢病与别离，二十馀年来，我第一次认识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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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1）
1940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也就是在这一年，宋美龄以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校友的名义，用前后同学的身份，从重庆写了一封信给住在呈贡的冰心，信的大意是：你躲在昆明的呈贡，不能参加抗日的工作，欢迎你到重庆妇女指导委员会来为直接投入抗战工作献身等等。与此同时，吴文藻清华的同学，时在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的浦薛风和在重庆担任###政务次长的顾一樵，都劝吴文藻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这一工作与吴文藻的专长和志趣相合。宋美龄既“请”，冰心自己也有参加抗战实际工作的愿望，同时吴文藻也愿意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于是，1940年冬，冰心一家离开云南前往国民政府战时陪都重庆。
迁至重庆后，冰心一家住在郊区的歌乐山。冰心为这个住处取名叫“潜庐”，“潜庐”有一书房，冰心将其命名为“力构小窗”。冰心的创作向来崇尚“须有自来，不以力构”，取名“力构小窗”，可能有反其意而用之的意思。“潜庐”是一处什么样的住所呢？冰心在文章里描述道：“潜庐只是歌乐山腰向东的一座土房，大小只有六间屋子，外面看去四四方方的，毫无风趣可言。倒是居于四围那几十棵松树，三年来拔高了四五尺，把房子完全遮起，无冬无夏，都是浓阴逼人。房子左右，有云顶、兔子二山当窗对峙，无论从哪一处外望，都有峰峦起伏之胜。房子东面松树下便是山坡，有小小的一块空地，站在那里看下去，便如同在飞机里下视一般。嘉陵江婉蜒如带，沙磁区各学校建筑，都排列在眼前。隔江是重庆，重庆山外是南岸的山，真是‘蜀江水碧蜀山青’。重庆又常常阴雨，淡雾之中，碧的更碧，青的更青，比起北方山水，又另是一番景色。”无论何地，冰心都能用她温柔的目光看到一种独属于她的美丽。
至重庆后，冰心任职于妇女指导委员会。参加实际的抗战工作，对冰心来说意味着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内容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她喜欢闲适、安静、简单的生活，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所带来的则是繁忙、嘈杂和琐碎。冰心开始忙碌奔波于各种场合，办公、开会、演讲，这一切都让她感觉非常陌生，过着她在抗战以前所讨厌的生活。但冰心认为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抗日的工作，很充实也很有意义，也是她一生中很少的体验。投身于抗战的洪流，冰心的心态悄悄发生了变化，“我渐渐地爱上了重庆，爱上了重庆的‘忙’，不讨厌重庆的‘挤’，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和我在忙中挤中同工的兴奋的人们，不论是在市内，在近郊，或是远近的在生死关头的防线。我们是疲乏却不颓丧，是痛苦却不悲凉，我们沉默地负起了时代的使命。……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以整齐的步伐，向东向北走，直到迎见了天上的阳光”。从这段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处于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冰心对抗战胜利仍然是充满信心。或许冰心对抗战的信念并没有过多理性的判断，而仅仅是源于内心一种简单的情感，但正是内心这种简单的情感支撑着她默默地擎起那段艰难的岁月。
作为宋美龄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校友，且为当时文坛著名的女作家，冰心自然会引起第一夫人的注意和青睐。任职于妇女指导委员会时，冰心经常会接到宋美龄的邀宴，表结纳之意。但冰心对她的这个校友、当时的第一夫人却并不怎么亲近，态度始终不卑不亢，与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曾有一次宋美龄与冰心一起参加妇女指导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会后，宋美龄对冰心的才华大加赞赏，并含蓄表达了希望冰心加入国民党之意，冰心机智地予以拒绝，她们之间的对话成为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郭沫若后来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追述过这件事：“记得在重庆时蒋宋美龄曾与谢冰心作过一番谈话。蒋宋美龄问：‘中国国民党为什么没有一位女作家？’谢冰心回问：‘中国国民党又有哪一位男作家？’这是在文艺圈子里面传播得很广的一段插话。”尽管参加了实际的抗战工作，冰心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冰心毕竟是冰心，她仍旧保持着自己行为处事的方法和原则，不攀附权贵，不阿谀奉承，这些骨子里的东西是永远都无法改变的。还有一次，为结交冰心夫妇，宋美龄想单独约请冰心夫妇共同野餐。得知宋美龄没有邀请其他人，冰心婉言谢绝了宋美龄的邀请。冰心后来说：“我喜欢爽快、坦白、自然的交往。我很难勉强我自己做些不愿意做的事，见些不愿意见的人，吃些不愿意吃的饭。”
“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2）
1941年，冰心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进入国民参政会女参政员的行列。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原定于1941年3月1日召开，可是会前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自此，中国的抗日局势开始变得异常复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各委员会内的关系也变得非常微妙。初始，冰心对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各种微妙之处并不知情。不久，七君子之一的史良，以及邓颖超的朋友刘清扬专程拜访冰心，于有意无意之间道出了国民党妇女指导委员会内种种复杂的背景与内幕。得此消息，满心真诚投身抗日的冰心，心生疑惑，继之不快、忧郁。一向与政治绝缘的冰心，不愿意把自己夹在复杂的政治纠葛之中，更不愿意卷入###的旋涡。为保全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冰心遂萌生退意，决定退出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得知冰心想要辞职，宋美龄极力挽留，但冰心去意已决，宋美龄自也无法强留。万般无奈，宋美龄只得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你要辞职，首先你得找个合适的人来接替你的工作”。后来，冰心在老师吴贻芳的帮助下，请到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毕业生，也是自己的燕京校友李满桂接替自己的工作，这才退掉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聘书。
在重庆，冰心一家的生活依旧十分艰难。有朋友曾回忆说：“合起潜庐男女主人的参事和参政的薪俸来，已经超过一千元了——可是实际上还不够山上一处开支的，每月都得亏空。”退还了妇女指导委员会薪金和聘书后，冰心顿时感到生活更加拮据。尽管吴文藻此时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任职，也算是进入了最高权力机关，但吴文藻却绝非那种长袖善舞之徒，仍一如既往从事着单纯的学术研究工作，并无任何的外快收入。在歌乐山的冰心，除了节俭，自己还在门口种上了南瓜，每至秋天，南瓜丰收，日日以南瓜做饭菜，吃得孩子们连连抗议。挚友罗常培在《蜀道难》中回忆他们当年的生活说：“他们所过的完全不是当年的‘高等华人的布尔乔亚生活’了，虽然还不至于‘日中一食’，可是晚上往往吃稀饭，孩子们每顿饭都抱怨没有肉吃，但是他们从丰招待朋友的老毛病却始终没改。残馀的半罐咖啡，总等着朋友来的时候搬出那具特制的咖啡壶来，像作物理实验似的煮给你吃；快要生锈的烤箱，遇到客人来，也可借机闻一闻鸡和猪肉的香味儿。冰心常嘲文藻是‘朋友第一，书第二，女儿第三，儿子第四，太太第五’，其实她自己又何尝把朋友放在第二位呢？”
晚年冰心夫妇
由于经济的拮据，冰心甚至不得不以卖稿应急。1940年年关将近，可冰心一家年夜饭的钱还没有着落。此时吴文藻有位老同学，恰好正在重庆主编一个名叫《星期评论》的刊物，他上门约请冰心为刊物写稿。为解生活燃眉之急，冰心便答应了下来，用后来她自己的话说：“我那时——1940—1943年——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我们就是拿《关于女人》的第一篇稿酬，在重庆市上‘三六九’点心店吃的1940年的午夜饭的）。”这样就催生了冰心当时在重庆产生很大影响的一组系列文章：《关于女人》。我们注意到，《关于女人》系列文章在刊物上发表时，冰心并没有署上“冰心”这个已经很有名的笔名，而是改用了“男士”这个有趣的名字。至于其中的原因，冰心后来说：“这几篇东西不是用‘冰心’的笔名来写，就可以‘不负责任’，开点玩笑时也可以自由一些。这就好像一个孩子，背着大人做了一件利己而不损人的淘气事儿，自己虽然很高兴，很痛快，但也只能对最知心的好朋友，悄悄地说说。”由文章的署名，我们可以看到冰心本意是想写一系列轻松的文章，或许她是想在抗战沉重的气氛中给自己和读者带来一些快乐。但战争的阴云却无时无刻不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当然也包括冰心。在《关于女人》系列文章的写作中，冰心想要轻松游戏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冰心后来也说：“我本想写一系列的游戏文章，但心情抑郁的我，还是‘游戏’不起来，好歹凑成了一本书，就再也写不下去了。”仔细阅读《关于女人》，我们会发现，尽管在文章中冰心的笔法幽默风趣，但她所描绘的人物和在这些人物身边演绎出来的故事，却又是严肃、深沉的。《关于女人》中所描写的女人，并没有骑马荷枪走上民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