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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3）
由于连年的颠沛流离，繁重的工作负担，曾被冰心评价为“身体还好，……很稳，很乐观，好像一条牛，低首苦干”的吴文藻终于病倒了。1942年春，吴文藻患了严重的肺炎，住进了歌乐山下的“中央医院”。医院医生告诉冰心说，肺炎一般在一星期左右才会有转折期，才知道凶吉。但吴文藻的高烧一直延长到第十三天，这让冰心很是担心。有一天，护士试了吴文藻的脉搏，然后惊惶地告诉冰心：“他的脉博只有三十六下了。”冰心急得赶快去找熟悉的大夫。此时她两腿发软，连一个小小的山坡都走不上去了。待冰心和大夫回到病房时，冰心看到吴文藻身上的被子已被掀过来了，床边站满了大夫和护士。冰心心想，吴文藻一定“完了”。她回头看见窗前的桌上放着两碗刚送到的早餐热粥，走过去端起来就喝。当时冰心只在想，后面要办的事还多得很，没有人可依靠了，都得自己来操办，没有力气是不行的。谁知再一回头，却看见吴文藻翻了一个身，她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迸出了一身冷汗。医生高兴地又把被子给他盖上，对冰心说：“这转折点终于来了，没什么危险了。”冰心这时擦着满脸的汗，心里的大石头才落了地。一个多月后，吴文藻的病略有好转，夫妻俩就决定出院回家养病。为什么病没有完全好就出院了呢？冰心后来道出其中原因：“那时没有公费医疗，多住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住院费。”回到家里，冰心的大女儿前来向她诉苦，“说是在她过生日的那一天，富奶奶只给她吃一个上面插着一支小蜡烛的馒头”。由于经济拮据，冰心并不能给吴文藻更多的营养品养病，“回家后还是亏了一位文藻的做买卖的亲戚，送来一只鸡和两只广柑，作为病后的补品”。围绕这个所谓的“补品”，在冰心身上还发生过一个让人心酸的往事。吴文藻养病期间，冰心为吴准备广柑汁加强营养，但她却一不小心将白盐误认为是白糖加了进去，浪费了这仅有的“补品”。冰心很是心痛，但她又舍不得倒掉，便自己仰脖喝了下去。对于这段生活，冰心回忆说：“那几年我们真是贫病交加，文藻的病好了，我又三天两头地吐血。虽然大夫说这不是致命的病，却每次吐血，必须躺下休息。”
1945年8月，终于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整个山城沸腾了！听到盼望了八年的抗战胜利的消息，冰心没有大哭，没有大笑，也没有举杯庆祝，她只是静静地站在歌乐山头，默默望着满天的繁星，默默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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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小传
冰心（1900—1999），现、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原名谢婉莹，原籍福建长乐。
1900年10月，冰心生于福州一个海军军官家庭，４岁时迁往山东烟台，此后很长时间便生活在烟台的大海边。1911年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学习。1913年父亲谢葆璋出任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军学司长，冰心随父迁居北京，次年入贝满女中。1918年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此后，相继发表了《斯人独憔悴》、《去国》等探索人生问题的“问题小说”。同时，由于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开始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这些晶莹清丽、轻柔隽逸的小诗，后结集为《繁星》和《春水》出版，被人称为“春水体”。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并获得金钥匙奖，同年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在旅途和留美期间，曾把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显示出婉约典雅、轻灵隽丽、凝炼流畅的特点，这种独特的风格曾被时人称为“冰心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2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1938年与丈夫吴文藻携子女于抗战烽火中离开北平，经上海、香港辗转至大后方云南昆明。曾到呈贡简易师范学校义务授课，与全民族共同经历了战争带来的困苦和艰难。1940年移居重庆，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久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热心从事文化救亡活动，还写了《关于女人》、《再寄小读者》等有影响的散文篇章。1946年11月随丈夫吴文藻赴日本，曾被东京大学聘为新中国文学系教授。1951年回国，除继续致力于创作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超人》、《去国》、《冬儿姑娘》；小说散文集《往事》、《南归》；散文集《关于女人》以及《冰心全集》、《冰心文集》、《冰心著译选集》等。
争论和恩怨
提起梁实秋的名字，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的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争论的是是非非，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其实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有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自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梁实秋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梁实秋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宽坦，整个面相不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加以长面隆准，看来很是雍容。这一切，加上他白皙无瑕的肤色，给我的印象颇为特殊。后来我在反省之馀，才断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头白象。”
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审美趣味、他的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梁实秋出生、成长于具有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北京，受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熏染较深，对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梁实秋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国式的教育，后又赴美国留学，但是在他的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余光中曾评价梁实秋说：“我总觉得，梁先生虽然出身外文，气质却在儒道之间，进可为儒，退可为道。”此论甚为恰当。然而，命运弄人，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在他的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恰似一片飘落的孤叶。如果说梁实秋一生有遗憾的话，那么在有生之年始终没有能够回到故乡，该是他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憾恨了。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中心医院。遵照他的遗嘱：“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梁实秋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墓地很高旷，举目四顾，莽野苍苍。在解释梁实秋之所以愿意在高处筑墓的原因时，梁夫人韩菁清曾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于此时，我们不禁想起了那一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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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1）
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面对江山易帜，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的内心无疑非常沉痛，亡国之恨如刀刻般留在他心头。“国破山河在”，北京的土地依旧那般炽热，故宫还是那样辉煌，天空还是那样湛蓝，但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再属于中国。于是时，梁实秋内心的情绪又岂是屈辱或悲愤等词语所能表达的，在强烈的情感面前，语言是贫乏的，更是无力的。北京沦陷之日，梁实秋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北京沦陷之后，梁实秋首先面临着的一个难题就是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亦难，留亦难。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又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梁实秋最终还是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为抗战效力。梁实秋后来百感交集地回忆说：“烽火连天，割离父母妻子远走高飞，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这时候我联想到‘出家真非易事，确是将相所不能为’。然而我毕竟这样做了。”离家前夕，梁实秋匆忙告别父母，简单交代了一下家事，念及前途渺茫，梁实秋还立下了一份遗嘱。对于为什么要离开北京以及此后自己的打算，后来梁实秋回忆说：“我们（梁实秋、罗隆基等人）愿意共赴国难。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此后的命运如何。我将尽我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
平津火车开通后，梁实秋和叶公超等友人乘第一班火车逃离北平前往天津。战乱中临别，内心自是悲苦异常，但梁夫人程季淑却强忍悲伤，在自己丈夫离家之时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女态，她把梁实秋送到家门口，互道珍重。此时离别，却类永诀。梁实秋的女儿梁文茜曾从一个“不太懂事”的孩子的角度回忆这次生离死别的情形，别有一番意味：“七七事变，卢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开始，爸爸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一介书生意想投笔从戎。深夜和妈妈长谈计议，如何安排好我们三个孩子的生活，爸爸打算到后方参加抗日工作。我记得那是一个不眠之夜，我缩在被窝里偷听爸爸和妈妈说话，那时我将十岁，不太懂事，但是他们那副严肃的神情和低声滔滔不绝的商量事情，我心里也预感将要有什么大事发生。是的，果然不久爸爸就一个人毅然决然地走了。妈妈没有哭，但很紧张，我问妈妈‘爸爸干吗去’？妈妈小声告诉我说‘打日本’。”
到达天津后，梁实秋寓居在时任《益世报》总编辑的清华同学罗隆基家中。两人时刻关注着中日战争的形势，梁实秋日后回忆两个“书呆子”在那些日子里的表现说：“努生（按即罗隆基）有一幅详细的大地图，他用大头针和纸片制作好多面小旗，白的代表日寇，红的代表我军，我们每天晚上一面听无线电广播，一而按照当时战况将红旗白旗插在地图上面。令人丧气的是津浦线上白旗咄咄逼人，红旗步步后退。我们紧张极了，干着急。”战争形势严峻，两个“书呆子”面对“图战”，唯有相与扼腕，低首叹息。
寓居天津不久，外面传来消息，《益世报》经理在赴意大利租界途中被日军捕杀。梁实秋等意识到天津也极其危险，不可久留，于是决定转道济南奔赴南京。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数以千计从青岛徒步而来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梁实秋从前的一位女学生。两人之间的一番对话很生动地描绘出了梁实秋此时的心理状态：“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虽然这只不过是一段非常小的插曲，但梁实秋却记忆深刻，历久弥新。这充分表明，这一段对话对梁实秋的心理冲击是很大的，此时梁实秋的心理活动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一句“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其中包含了多少心酸和无奈啊！念及家中年迈的双亲，年幼的子女和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恐怕梁实秋心头也在暗自垂泪。梁实秋抛妻别雏的痛苦，我们从他后来的一段话中可以窥见一些蛛丝马迹：“六年分别，相见之下惊喜不可名状。……然而我们究竟团圆了。‘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凭了这六年的苦难，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在丧乱之时，如果情况许可，夫妻儿女要守在一起，千万不可分离。我们受了千辛万苦，不愿别人再尝这个苦果。日后遇有机会我们常以此劝告我们的朋友。”但令人遗憾的是，“夫妻儿女要守在一起”的梁实秋却又在他的后半生与他的一双儿女分离，海峡两岸，音讯全绝。每念及此，梁实秋怕也要感叹造化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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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2）
辗转抵达南京之后，情况并不像梁实秋所预期的那样乐观，战争中的南京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混乱，梁实秋回忆说：“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混乱中，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和罗隆基都油然产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在南京周旋了两天，终于有了结果。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要他“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还发给他二百元钱的旅费和“岳阳丸”头等船票一张。在船上梁实秋邂逅叶公超、张彭春等人，他在船上看到的景象是“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面对此情此景，梁实秋的“精神陷入极度痛苦”。虽然梁实秋坐的是头等舱，船上每日“开出三餐大菜”，但他却难以下咽，因为“国难日殷，再看着船上满坑满谷的难民，如何能够下咽”。此时梁实秋的痛苦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既有国破之痛，也有报国无门之慨。三天后，“岳阳丸”到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自然涌起杜甫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份身世之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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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抗战无关论”（1）
抗战爆发以后，梁实秋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也因为这个身份，1938年夏，梁实秋辗转来到抗战的大后方重庆。抵达重庆后不久，当时主持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朋友程沧波邀请梁实秋为报纸办一个副刊。对于程的邀请，梁实秋欣然接受。至于接受的原因梁实秋后来解释说：“除了开会无所事事”，“我非党员（国民党），肯以编务畀我，盛情难却”。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主编的副刊《平明》面世，他在类似发刊词的《编者的话》里有如下一段文字：“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