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颐和园修筑挪用海军经费，光绪帝的父亲奕■（醇亲王）在其间跳得甚欢，在光绪帝将要亲政的时候，他担心慈禧恋战，拒不交权，乃定计重修颐和园，想以此坠毁慈禧抓权的意志，使其耽于游乐享受而放权，用心不可谓不深，帝国的财政本来漫无限制，最后只有将海军军费挪作他用，甲午战争前七年就没有添置过一只战舰。
醇亲王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
再有办海军的时候外商与李鸿章及其手下狼狈为奸，各种人事漏洞造成战略、战术、武器运用不如人。
李鸿章是一方诸侯，也是威风八面、说一不二的人物，在慈禧的面前却卑微恭顺的像个奴才。
老百姓的生活，人民的疾苦，她漠不关心，尽情享乐。对那些烦琐而具体的国家事务，更是不屑一顾。她自己不干正事，却对那些想干点实事的人指手画脚，横挑鼻子竖挑眼，上纲上线。她关心的只有她的权势地位。她呆在幽暗的行宫之中，成天算计的都是如何巩固她的权位，如何打击她的敌人，如何让民众臣服于她的淫威。
慈禧治下的官场，早已经没有了理想主义那一套信仰争端与政治歧见，他们之间的互相咬噬，纯属利益驱使，所拼命争抢的，不过是权力的大小多寡罢了。帝王专制与个人崇拜给中国带来的荼毒，到慈禧秉政时期，不仅未见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依旧在这个古老的大地上横行肆虐。
悲剧之所以为悲剧（1）
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说到甲午战争，海军在大东沟被夷平，陆军也在平壤失事。此前，副将聂士成曾经向李鸿章建议，应趁日军初入朝鲜立足未稳，先以大军渡过鸭绿江迅速占据平壤，而以海军舰队扼守仁川港口，使日本军舰不能得逞。牙山、成欢之兵与北洋海军共同牵制日军，然后以平壤大军南袭汉城（今首尔），李鸿章似乎听不明白，未予实行。
张先生说，李鸿章“其精神全在守而不在战，此其病根也”。
王伯恭《蜷庐随笔》说，“器械训练，百不如人”，怎么和人打仗呢？翁同龢笑他书生胆怯，说是北洋海陆两军，训练声势如火如荼，难道还不堪一战吗？王氏答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确知不如，安可望胜？
这时张謇也说：“与日本战，海军为主力，北洋海军，船只吨数，倍于日本，镇远、定远巨舰，为日本所无，中国力能控制海上。日本陆军，与吾相抗于朝鲜，一长条地耳，陆军器械亦相若，我已占地理优势，在用兵者何如耳。”
于是王伯恭就把交流的情形拿到外间去说，那些人都笑话他，说你一个孝廉而已，却想和翁、张两状元相争，还不落下话柄吗？
其实主战、主和其结果都是悲剧。
战后订立《马关条约》与中国积弱实巨，从此将中国打入深渊。
签合约时节的李鸿章，他的重量、分量，清廷对他的借重和贬斥，充塞歧出矛盾。就像民间男女的纠葛，是见不得的离不得。
甲午之战后，陆军、海军一败涂地，李鸿章被革职留任。清廷临时抱佛脚，又想起当年的湘军来，遂调刘坤一到京，殊不知当年的湘军已经只是一个符号，也不堪振起。李鸿章军在东北惨败于日本，名誉扫地，清廷无计可施，乃起用湘军旧将，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付以关内处军事指挥大权。但湘军同属*不堪，一是严重吃空额，谓十营实不满五营，八营不足三营，军官克扣军饷视为当然，实战不堪日军一击。
后来北洋军阀的真身即由湘、淮军羽变而来！实可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的会打洞。
三四个月间，日军连陷数十城，跟钢刀切萝卜相似。
李提摩太分见张之洞（南京）、张荫桓（上海），劝其力挺变法，求有以改革之。外国人比他们还急。其后，李提摩太又再次向李鸿章论述变法的必要性。到张荫桓赴日求和被拒，北洋军覆灭，清廷惶急日胜一日了。
1895年1月初，清廷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日本不愿与其他大臣谈判，认为不够资格。被首相伊藤博文歧视，以其并无全权，备极轻蔑至令其滚蛋！清朝不得已撤销李鸿章的处分。于是李鸿章亲自出马，到日本马关和伊藤博文谈判。其间，被一日本刺客枪击打中脸颊，当场昏倒。
谈判的条款都是割地赔款。除大宗以外，还有教训孙子般，让中国开好河流，供他们的船舶开行；包括在中国驻军，而驻军的军费要由中国承担……
所以，史学家黎东方说，李鸿章的答复，其口吻，“不像是统帅口气，而像是文弱书生对流氓讲理、求饶”。
庆亲王奕劻因为贪财误了海军，此时支持李鸿章的割地求和政策。
李鸿章的技术性应对方案，无非是在虚假的夸张，你说一百万，好，绝不能再多，多一分钱我都不给，就是典型的硬中带软，真是悲哀到极点。譬如，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给人听觉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那么，李鸿章就说“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当时稍有智识者都知道这是文书高手的作为，就和屡败屡战如出一辙。
悲剧之所以为悲剧（2）
在清朝廷腐朽糜烂的大环境下，李鸿章作为签约当事人要想翻盘，那是难于上青天。给清朝打工，被人视为汉奸，他和他的儿子李经方在日本又有存款，他的节操又远远不如曾国藩，他的历史定位，也真不大好说。你说他倒向侵略者，他又确实有所周旋“反抗”，但这种反抗，实在是没有多大作用。
弱国无外交，战则败，败则和，和则割地赔款，孰为为之，孰令致之，须问致病之由来。
辽、台既割，赔款既纳，外人知东方病夫已病入膏肓。路权、税权、练兵权……悉数外移……乾隆时代，清国将外国人视为蛮夷戎狄，好像那些国家都不是正常的人类；到了道光年间的五口通商时代，自信心降到零度，感觉自己殆非人类。再到了甲午战争开打，《马关条约》一签订，崇洋媚外之心高涨不坠，下贱到恨不能捧出心肝肚肠贡献给洋人。
甲午何以致败？海军建设，不到两年，颐和园工程大起。名为海军，实则建筑，款项尽充土木之用，以及中饱私囊。另外权力膨胀的李鸿章，他也战战兢兢。盖汉人大臣无论如何声威，背后必以满人为依托、为护符。李鸿章的靠山醇亲王奕■死后，李鸿章为之痛哭不已……他死后，李鸿章也独力难支。
甲午海战，高升号首当其冲，一千二百多人差不多全数被日海军消灭；接着济远舰又受重创，其后的黄海之役也打得非常窝囊，驻扎在朝鲜的中国陆军聂士成部也处于下风，其所部叶志超更是甫战即溃，一路狂逃。
李鸿章练兵，陆军方面是他淮军的系列，海军也是他所训练。
但他的海军衙门，控制在光绪帝的父亲醇亲王手中。亲贵们饿鬼一般将此衙门当成他们的钱库，上下交征利，皆大欢喜，而战力自然不堪闻问了。再说清廷班子老旧，朝内小人派系林立，而且军队除了从事*民变之外未经考验——就是*民变，国家正规部队也在太平天国的冲击下摧枯拉朽，若非知识分子训练的乡土军队拼死营救，早就呜呼哀哉了。这不是一个超级强权，这是一只纸老虎。
张一麐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说：“今者日本视我如入无人之境，任便攻杀，试取《马关条约》一研究之，谁生厉阶，至今为梗，耗矣悲哉！”
技术性的偏差不难纠正，可怕的是体制性的强制力。《马关条约》签订后，本来微弱的制衡更加虚飘，由于失去制衡，本来不难发现和纠正的偏差，往往一发不可收拾，铸成大错。一呼百应的权力结构，雷厉风行的体制构架，两百年不变，到此变本加厉。
洋务运动，依托外国的科学技术断断续续流淌到中国，这如同在人造小河中舀水，无论舀多少，稍有闪失，水源就断了，即它不能自己重新形成一条河流，更不能形成一套自身循环的水系。它也不会有自主的科技，因为科技的发达，需要特别的人文环境。所以洋务运动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种专制体制，照样可以发展科技，照样可以让国家强大，照样可以持续稳定地发展。这种所谓的进步现象也让治世的能臣迷惑了。
日本明治维新后，战略工业得到稳健超强的发展。他国土较狭小，但譬如有二十个指头悉数紧握在一起；混球大清国呢，貌似强大，譬如有三十个指头，但只有三四个指头紧握在一起。明治维新导致其拳头中有一颗强盛勃动的心脏。洋务运动握成的拳头最多算一个可疑的起搏器。洋务运动在咸丰十一年就开局，所做的是什么呢？无非是练新军、设同文馆、购炮舰、设外语学校、派学生留学美国，办铁甲兵船，设水师学堂……其动机着眼于国防，故军事内容最多。
不可谓不努力，但一到甲午，洋务也搞了二三十年了，何此还是一败涂地呢？一言以蔽之，政体不对头，政治不上轨道，活力、生机、生命的创造意识被压抑、阻击。大清的海军貌似强大，战术一塌糊涂；陆军撒腿就跑，他干吗不跑？有什么是值得他舍命保卫的呢？
洋务运动，让清末有过一段辉煌，但是，技术上的改进终归受限于政治框架，也总是有个极限的，只不过是引进了外间技术以改变本国陋技而促成暂时的繁荣。但这并不说明它自此有了独创性，更不能说明政体结构有了些许的改变。沸沸扬扬炒新豆，只是看上去热闹非凡，最终发现还是在这个炉子里，政体框架，依然是千年一系的*专制文化。
社会依然是*丛生，民怨沸腾，社会不公已经形成了一种既定模式，不断地攫取，不断地割地赔款，这种趋势还在不断恶化。
一种霸王硬上弓式的经济促进方式。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
等他们彻底玩够了，只会给中国留下一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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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老虎与民为敌（1）
1900年8月13日，八国联军进抵北京城下，次日凌晨，联军发动总攻，从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各门进入北京，慈禧见势不妙，遂带领光绪帝、隆裕皇后及一批王公、太监于15日晨出神武门西逃。几个月后，列强成立北京管委会作临时统治。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谈到，义和团势力越来越大，如滚雪球一般，到处杀人放火，杀教友、杀洋人、杀二毛子，繁盛市场付之一炬，男女老幼咸被屠戮。先是专杀教民，不久凡是居民家中有西洋器具货物的，或与西人稍有交往的，立加杀戮。全城居民，号叫狂窜，哭声震天地，如堕阿鼻地狱。
端王载漪，一度因他的儿子溥儁立为大阿哥，更加不可一世。载漪性情粗暴，他的小孩很像他。溥儁顽劣好玩乐，最烦读书，正中慈禧下怀。这孩子对光绪帝尤为傲慢无礼，因为光绪帝好读西方书籍，他竟将光绪帝呼为“鬼子徒弟”。
当义和团嚣张时节，载漪率领团员数十人鼓噪入宫，扬言要找皇帝理论，因为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闹得一塌糊涂。
荣禄先是命令董福祥以及武卫中军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久攻不下，自身死伤惨重。荣禄反过来向使馆输送蔬菜粮食等物。是时主战主和，朝议纷纭不定。
一方面，侍读学士朱祖谋在朝议时跪地奏道，臣以为与洋人万不可战。慈禧恼羞成怒，厉声骂道，此何等大事，今举朝王公大臣均在此，尚未有建议，何物小臣，乃敢越级妄言！岂可目无朝廷耶？于是谁都不敢说一句话。
北京形势已经大乱，六月下旬，清廷正规部队如董福祥所部，荣禄直接掌控的武卫中军，也开始大肆抢劫，乱兵三五成群，闯入富户或官吏家庭，搜索物品，尽情掠取。无论珠宝银钞还是零星物件。遭难的家庭还得赔上笑脸，否则性命不保，房屋则付之一炬。
可是身居大内的慈禧太后，还在不管不顾地发号施令，她要向全世界宣战。六月二十一日，就下达了宣战的诏书。里面说“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莫不待以怀柔……讵三十年来，乃益肆嚣张……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慈禧在义和团兴起时何以利用它来打杀外国人呢？
原因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跑到海外搞了一个保皇会，鼓动外国人和华侨拥护光绪帝，这就成慈禧的莫大的心病了，于是慈禧和顽固派就把洋人恨得不得了。
刚毅、崇绮、徐桐、启秀怂恿慈禧废立，他们要废黜光绪帝，重新立一小孩当皇帝。
可是，因为跟日本一个国家尚且战败了，如何能与全世界开战呢？顽固派以为可以利用民众。作家王小*算出来的有名的公式：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如此反复循环，实基于此。而那时义和团的起来，恰恰又是以洋人尤其是传教士为打击对象。
本来义和团在山东备受*，却在河北受到官方的欢迎，毓贤、载漪、刚毅大肆推荐义和团，慈禧然之。于是他们在北京也得势了。这个时候慈禧还忘不了杀戮发配绝域边疆的张荫桓，因他是当年翁同龢的高级助手，与外国人打交道极有经验。慈禧把一腔怨气都撒到他身上。当时新疆巡抚饶应祺，吴永认为，命令到时，假使老饶稍微负责，予以缓处之，而非立即执行，待义和团事过后大局已定，再来斡旋，那么张荫桓可以不死。
纸老虎与民为敌（2）
但慈禧忌恨张荫桓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张荫桓曾贡献两只外国宝石，一赠皇上，一赠慈禧。就宝石颜色红绿不同精心挑拨，说其中的绿宝石是妾妇所用，慈禧太后出生于西宫，所以一听立马勃然变色，就将两份供品一并发还。此事须经过李莲英，而他并未对李莲英有任何表示。李莲英因此怀恨在心。像这种小事情也可以一语定生死，好赖都随她一人喜怒，大员的生死进退如履薄冰。
八国联军攻破天津，清廷看到无法抵抗，马上派人暗通款曲，馈赠食物等等，但联军根本不管这一套，直接向北京打来，使馆里面的洋人部队也马上打开大门和他们里应外合，并准备进攻紫禁城，这时慈禧还不知道，当天内务总值班的是辅国公载澜，他就急忙将情况报告慈禧，于是慈禧就挟持光绪帝，仓皇向外奔逃。
当时怀来的县令吴永，也被义和团包围，整个形势一片大乱。正是慈禧专制打压的结果，才让民间产生了如此怪胎。
怀来附近的小城百姓都逃走一空，到处是焚烧后的残垣颓壁，吴永到处搜寻食物和做饭的器具，突然接到上级一道指令：皇太后即将到达，为太后准备满汉全席一桌，王爷们要四桌一品锅。慈禧在狼狈逃窜中还向地方官索要餐饮。
当时他那个地方的义和团害怕慈禧卫队的报复，四散跑掉。已经跑得差不多了，把黄巾、红巾甩得到处都是，他们正是不折不扣的羼头，吴永硬着头皮准备餐饮的时候，吴永跑到二十里外去迎接慈禧，慈禧看到他衣冠还比较周正，赞扬他是难得的忠臣。她说，我不料大局坏到如此，你还不失地方官的礼数，慈禧哭完后，又自述沿途的凄惨状况。她说，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又冷又饿，途中口渴，命令太监打水，待到发现一口井，又没有打水的工具，找到工具后，又发现水井里漂着几个人头，不得已我和皇帝就拿玉米梗嚼着来解渴。昨天夜里我和皇帝只找到一张板凳，背靠背坐着，通宵达旦，黎明时寒气凛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