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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到了太原的时候，这个老太婆又神气十足了，巡抚毓贤率领大批文武官吏去省城外几公里地方恭候迎驾，所准备的行宫堂皇壮丽，具有宫廷气象。
在逃难过程中，有一天慈禧向吴永讲述前后的逃难经过，她说，当义和团闹事的时候，他们都说团民是如何的忠勇，守纪律，绘声绘色，我就相信了。后来他们攻打教堂，火烧正阳门，我瞧着不像个事，心里就明白了，他们是靠不住的，不中用的。这个时候，宫廷里面的好多人都和团民混在一起了，就连载澜等人也都学着他们的装束，短衣窄袖，腰里束上红布，气势汹汹，呼呼跳跳，好像狂醉了一样，载澜居然有一次和我抬杠，拍桌大骂，差点把案都给翻了，那时我一个人也没了主意，闹到如此田地，如果不是我忍受委屈，迁就他们，安抚众心，使他们还有一点分寸，要不然，纸老虎早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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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与洋务
瞿兑之《杶庐所闻录》说，张之洞“张文襄虽主新政，而思想陈旧，亦出人意表”。
光绪初年至宣统，几十年而已，但事势悬绝，好像有二三百年的变化一样。两种势力消长，就是清流派和洋务派的较劲。
光绪初年，清流因清廷欲博广开言路之名而得势，恭王、李鸿藻、翁同龢、张佩纶、陈宝琛、邓承修、张之洞，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贪庸大僚，颇为侧目，此辈遂有清流之号。
光绪十年之后，外侮日急，应变之才尤显重要，于是洋务之名又兴，洋务派因军功、留学、出使之途上升，不由科目进，与清流异趣。为人又多骄奢、结纳呼朋，和传统士大夫气节有违，两派渐相恶，李鸿章号为通时务，又喜功名，洋务人才多辗转依附于他。
甲午战后，翁、李相互视为仇敌，新、旧党顿判。
清流认为不得不变法，康有为以一小人物，名声大过公卿，背后就有清流派鼓吹抬举的功效。
但清流终败于袁世凯，袁世凯系李鸿章派的柱石。
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时，恰值甲午战败。他马上巡视江防，宝山、江阴、镇江等处，铲除以前伪劣窳败的炮台，即刻购置泰西新式炮五十余尊，重建可用炮台，又在后山上筑新式炮台二十余座，这是江南最早有后膛炮和最早的西式炮台。他又拟于吴淞、崇明等地大修炮台，为江防经久之计（《抱冰堂弟子记》）。
作为一种补救，不可谓不努力。但专制压抑人性，压抑创造性，以致总是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内在的矛盾一当关键时刻，立即显露出来。甲午之际，各路防营皆为各统领把持，好像是自家的产业一样。兵怨械朽，不能一战。更有甚者，还有为敌人引路的，自动搞破坏的……
如仅从张之洞的作为来看，清流未必较洋务派不知兵。但他们遇到的阻力泰半相似。
于是形成这样的局面：清流始旧而继之新；洋务本新而趋于旧。
庚子（1900）之后，清流势力贬斥几尽，袁世凯与奕劻结纳，狂引洋务人才，其中又分亲日、亲美、亲德……各派，迎合亲贵，援引官僚，凡躁进喜事之人，依附夤缘，相继得志。
清流只剩张之洞、岑春煊，势力受阻，晚年默退无锋芒。
李鸿章虽为风云人物，但其为人实在成问题。《杶庐所闻录》谈到光绪初年彭玉麟巡防长江水师，锄强抑暴，威声远播，其间，打掉李鸿章手下悍将夺*、贪人财、害人命的谭祖纶，尤受人民称颂。
李氏兄弟相继为湖广总督，其间，枉断曲直，任用私人，把两湖当成自家的小国，湖北民众在其权势之下呻吟，其下江防部队，割据水陆，不可一世，统领营官，皆由私授，其陆营统军刘提督，所部淫掠不止，有如盗匪。湖北人民皆呼之为刘长毛，同僚尊之为刘军门，凡是此人的事，有司不得过问，跋扈江汉，势倾司道。
李鸿章在甲午海战惨败的次年，到俄国去签订《*》。本意是联俄制日，不料却是将鸡送给黄鼠狼。俄人以修铁路为词，把老李给骗了。为了达到目的，“俄国划拨一百五十万美金，贿赂李鸿章及其随员，菲泰在其《*》中言之凿凿”。吴相湘先生《帝俄侵略中国史》将此金额称为“李鸿章基金”。帝俄遂将魔爪伸入中国体内。
俄国人深知李鸿章这个老迈者的心理，把威胁、利诱、欺骗用到极致。
即使不能说李鸿章卖国，但他是腐朽帝国最强的外交能手，不能不说是强烈的讽刺。
李鸿章的外交密法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开门揖盗，以夷制夷。纸上看来其妙不可言，觉得他真是气势如虹的战略家并政略家。但说起来好听，行之则大可疑。
他的妙法就是将大门打开，让金银财宝露泄之，让他们内讧。这不是昏人吗？李鸿章以为，开门揖盗，如果揖一个盗，那是傻子，如果揖来多个强盗，使之互相争夺，必然大打出手，这时候主人就有所机动了，看着他们各各牵制，岂不妙哉。
如果主人特别强大有力，此法或可行之，听话就乖乖给我互相打斗，不听话就一锅烩。但若主人是一个虚弱的病夫，颠三倒四，昏昏欲睡，那就请客容易送客难了。
引狼入室，在火山口跳舞，自以为得计，实则处处吃亏，而老百姓也就生不如死了。
1896年，李鸿章出访美国时，有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对方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这种客观描述，虽然读起来很顺畅，却只是表面功夫，隔靴搔痒都不算。于个人真实面貌，距离很远。
后来清流经过整肃，元气大伤。到戊戌变法失利三年后，李鸿章病逝。洋务坐大的孑遗袁世凯不断膨胀。许指严先生认为，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新旧胜负的枢纽，操纵在荣禄的手中。而拨弄枢纽开关的，则非袁世凯莫属。
许先生说：“时荣禄握新军之全权，踞天津要区。袁世凯不过受其卵翼之一人，安能与之抗衡？光绪帝自不明形势，轻听新进之狂言，而欲令人操同室之戈，岂非颠倒耶？”
这就不一定了。所谓同室操戈，在光绪帝看来，未必如此，他已泯灭满汉界限，只认道理，不认这种认为的鸿沟。他的眼光很大，早已跳出一个家族的兴衰，而在家国高度考虑问题。另外说袁世凯不能和荣禄抗衡，也属一叶障目。策划周到的宫廷突变，有时只需一个连长就能搞定，何况七千精兵的袁世凯。
问题就在袁世凯是个问题人物，而清流派对之束手无策，改良派事前毫无筹划用心，光绪帝光杆司令，于是这个洋务的孑遗就独领*了。
慈禧西安之后（1）
戊戌变法失败，康、梁等仓皇出逃。
两年后，拒绝变法的慈禧太后在外部力量打击下，也同样仓皇出逃。
慈禧西逃，外国人既羞辱她，也给她面子，给她台阶，她在西安下诏变法，下诏是因为没招。
毕竟，无法像砍六君子的头一样，去砍外国人的头，也无法将义和团全部砍头。
义和团平定后的结局是签订《辛丑条约》，向各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加上利息最终要赔九亿八千万两，俄国为了东三省又和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战。于是只有硬着头皮改。但是她的根性决定了。她的所谓变法，改，就是不改，小改是为了大的不改，假改是为了真的不改。改须有利于我，不利于我者，坚决不改。
张之洞1900年9月，在汉口破获党人机关。不久，他亲自撰文劝诫革命党人。
此时慈禧已经出京逃难。她被八国联军打怕了，于是抚恤洋人，惩办祸首，杀戮大臣，或明正典刑，或发配极边。一是自挣面子，一是给外国人面子；一是泄愤，一是*。处理和杀戮的有董福祥、毓贤、徐桐、载漪、载澜、载勋、刚毅、英年、赵舒翘、启秀、徐承煜。行刑时，由外国人派兵监斩。1900年底，李鸿章在北京和各国公使签订合约，满足其各种压力，但是并不惩办慈禧，老太婆大喜过望，“方以首祸当议己，常悁栗不自安。及见约无之，喜过望，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
这样，在西安客居惨况中，想到了“社稷祖宗”，于是在1901年初，下诏说：“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抒己见，条议以闻。”（《张之洞年谱》）
外逃的喘息中，慈禧命李鸿章统帅全局，万不可激怒俄、英、美、日。差不多同时，下诏变法，实因为各种矛盾、压力无法解开。她特别强调“治法”可变，“常经”则万古不易。“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为日星之照世，而可为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刘坤一和张之洞这两个人的奏折版本，实际上是洋务运动在历史条件下的翻版。到了这年的秋间，李鸿章与十一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两个月后他就死去了。
1902年初，慈禧挈光绪帝由保定还京，演完其所谓“回銮”丑剧。及还宫见埋藏之金玉宝器皆无恙，而其统治得以“保全”，乃“大修颐和园，穷极奢靡，日费四万金，歌舞无休日”，“曲意徇之，各国公使夫人，不时入宫欢会，与闻内政”。女*者的个人辉煌、集权一身、列强劈头盖脸的打击、改革者的压力、时势的羞辱、矛盾纠结于一点，就是预防噩梦成真，变危机为转机。他们的信心不容低估，慈禧的定调已然昭告天下，他们还要夺取下一个两百年。
慈禧的所谓变法是消极的，因为它是以牺牲民众自由为代价换取的。自由精神是人类的创造精神，也是人文精神中的元精神，没有自由就是没有流动的空气，世界就会污浊，生命就没有价值。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却被一个叫“祖制”的伪价值给置换了。将祖制天下的稳妥与自由对立，是*者本能的发明。
1905年，五大臣出洋，实际名称是考察政治，而非考察宪政，因西太后恶闻宪政之名，故曰考察政治，其掩耳盗铃，一至于此。
慈禧西安之后（2）
这年7月中旬，清廷以软禁中的光绪帝名义，给内阁发了一道上谕：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因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悉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
兹特简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今天还有人以当时有舆论谴责吴樾的暗杀，认为清廷已做了妥善安排，却因为一颗炸弹而推迟动身，认定吴先生系从事恐怖活动，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做预备，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祝其行。有人讥讽受伤的绍英想赖掉考察出行，他听到这些话，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冠冕堂皇很容易混淆视听，当时因变法而受到软禁的光绪帝还在继续的禁锢之中；康、梁还受通缉；革命者被“围剿”；光绪帝的上谕是人家用他的名义发的……靠这五大臣，昏庸碌碌，绍英还好意思说他死而则荣……
1906年，五大臣被催回国，形势更加逼人，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宣布预备立宪。其资源借镜系以日本宪法为蓝本，日本行政未设置督抚，故欲缩减本国督抚之权，军权财政权由中央收回，王公大臣如此之议，慈禧顿转忧为喜，如此一来可收中央集权之实。
袁世凯1906年参加北京改革官制会议，他此时也倾向中央官制，日后假如君主立宪，皇帝徒有元首虚名，则慈禧如不在人世，他亦可保其地位（内阁）。
该会议决定三权分立原则：
立法部分：先成立资政院，为正式国会之前的立法机关。
司法部分：大理寺改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关，各省成立高等法院、地方法院。
行政部分：成立责任内阁，以国务总理统之。
1906年10月，慈禧谕批；军机处不变的大前提下，改了一些名称，如刑部改法部，户部改度支部，兵部改陆军部……增设邮传部等。
其余一仍其旧，等于由一人将全案推翻。军机大臣和各部尚书按满八汉五的比例组成。
仔细读后，发现它们除了借用的政治道具改良、变法之名相同之外，其利益主诉与目标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本次立宪，取法日本，故为下之下。较之前人，如林则徐、郑观应之辈，差之远矣。
慈禧在西狩之后对闹事大臣亲贵的屠戮，助长了权力层的保守惯性，包括他们面对异己挑战时的保持一致。慈禧某些话似并非全不通情理，甚至把门面话说得高深阔远，冠冕堂皇，但一经落实、转折、推行，则立马翻脸不认人。
预备立宪同样大行拖字诀。今之人文学者有谓让清朝廷搞下去，不要革命去打扰的。他没有权力这样说，没有权力预支前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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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变是守势，不变是攻势
“近二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伸一次告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套习。事过之后，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朝廷如故……”
又说：“中国之弊，在于习气太浮，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凡西人有利之事，中国效之，皆赔钱之事，必先正中国人之心，乃可行西人之善法。”（《光绪政要》卷二十六，据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转引）
这是慈禧逃奔西安时，诏议变法的话语。
这些经翰林、秘书起草的文件，于中国社会畸形病变，认识不可谓不深，而一说到纠正之法，马上就原形毕露了。
先正中国人之心，乃慈禧之流梦寐以求，依其路径，则永远不会有实现的一天。
如果先正慈禧之流的心——先行西人之善法，慈禧退出弄权，则正国人之心，乃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这一点，恰是中国的瓶颈，也是慈禧之流的命门。价值观头脚倒立，事情就愈出愈奇了。
当时的政情用一个字来高度概括，就是一个“变”字，万事万物都处在运动和变化之中，以静止的观点处理政局万难通行。变则通，不变则亡；树挪死，人挪则活。那时的中国已经到了人心思变的关头，政治改革无法回避。
庚子之变承戊戌之逆动而来，从此中国万劫不复矣。戊戌变法被政变击败，导致政体不进反退，民间更形混乱，各种矛盾错综突出。
慈禧出于她的棍子的本性，严密封锁开明派，而对众多顽固派网开一面。使得前者在朝中逐渐边缘化。
经过戊戌变法惊心动魄的搅扰，慈禧对外国人恨得要命，她借义和团做排外运动，没想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于是在逃到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