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第1部分

总编辑序

由于现代的世界渐渐变得更加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不断变
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不断变得更加复杂。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
加，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
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
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
《剑桥近代史》，在　１９０２　到　１９１２　年间以　１６　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
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
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　１２　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
《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
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
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
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
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
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
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
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
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
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
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
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
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
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１９６６　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
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　６　卷。从那时起，公认的
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
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
变为计划出　１５　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
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　１０　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
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
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
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不由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译者的话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是《剑桥中国史》第　１３　卷的中译本。为保持
原貌，我们未作删改。有关观点、材料取舍等方面的问题，请读者自行鉴别。
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所用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
者，我们也未予改动。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出原文；少数查
不到原文的，从英文回译，删除了引号。有些地方我们加了译者注。全书由
刘敬坤统一文字体例；译者注亦主要为刘敬坤所加。全书中文专门词语的复
原以及英文注释的翻译、书目提要和书目的翻译整理由李宝鸿负责；中文名
称的查对，由刘敬坤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王学庄、
韩信夫也对中文名称作了不少订正。叶宗敭初校了全书（除去第　２　章）；南
京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潘君拯教授审阅了除第　１、第　３、第　７、第　１４　章
以外的全部译稿；谢亮生负责全书的校订工作。
本书各章的译者如下：
第　１　章　　刘敬坤
第　２　章　　高士华
第　３　章　　李宝鸿
第　４　章　　刘敬坤、赵丽江
第　５　章　　赵丽江、李启家
第　６　章　　李启家、赵丽江
第　７　章　　丁于廉
第　８　章　　高士华、董卉
第　９　章　　范磊
第　１０　章　　周祖羲
第　１１　章　　曾景忠
第　１２　章　　第Ⅰ部分　　汪朝光；第Ⅱ、Ⅲ部分　　李学通
第　１３　章　　马晓光
第　１４　章　　叶宗敭
地　　　图　　张　　　言



剑桥中华民国史





第　１　章　　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
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描述。用得过滥的“革命”一词，有
时还不如“复兴”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意无非就是“贯穿近时的变
化”，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间”。不过撰写这套书第　１０　卷到第
１３　卷的　２８　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过于简单化的水准，提供中国从　１８００　年
到　１９４９　年这一个半世纪的事件和趋势的概况。就一些范围不那么广的概括作
出范围更广的概括，无疑是历史家的主要职责，但这四卷的大多数作者都会
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概括的范围广一些，很可能离事件具体的事实就远一
些。根据这种观点，以包罗万象的各个过程（如进步或近代化）或以必然的
各个阶段（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前提，一般地说是属于超
历史的信仰领域。尽管我们无须让那些喜爱这类名词的人放弃它们，我们还
是可以认定这类名词是超越理性的信仰问题。①
然而，在不很全面的层次上，社会科学的概念能帮助我们阐明历史事件。
历史学本身虽不是社会科学，但它的任务是陈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并综合我
们今天对这些事情的认识，使我们的认识成为一个整体。为此目的，隐喻长
期成为阐述历史的主要文学手段。城市陷落，战争结束，希望飞腾，起义的
条件已经成熟，进步的前景越来越暗淡，等等，等等，我们主要使用来自感
官的隐喻描述社会事件。同样，社会科学家也不得不用文字写出结构、水平、
下降趋势、加速或平衡。然而，来自社会科学分析的中间层次的概念，却越
来越多地被用来阐述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把一个事件同另一个事件联系起
来。例如，第　１２　卷第　１　章提出“海洋中国”——一个与“大陆中国”不同的
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地区——的概念，可以用来描述外国影响进入中国
社会的渠道。在这个框架中，本章首先论及大陆中国。而且，由于第　１０、１１
和　１２　卷主要论述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史，本章力图阐述迅速发展的社会史
领域的新近成果。
读者会立即注意到，通常把“中国”作为单一实体来对待的尝试，正在
为详细研究所揭示的诸多情况所减弱。区别于外部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差异
性”，虽仍在打动旅行者的心，但这一陈旧观念却正被中国国内所发现的各
种亚文化群所打破。“中国文化”作为（中国独特的经济、政体、社会结构、
思想以及价值观交互影响所创造的）可视为同一的构成模式，在近代国际接
触的进程中，变得不是那么独特的和可以视为同一的了。随着我们知识的增
长，概括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容易了。
然而我们敢以高度的概括来开始，断言　２０　世纪的中国革命在两方面有别
于所有别国的革命——人口规模更大，面临的变革更广泛。中国的人口规模
往往使革命放慢速度，而其广泛的变革也往往延长了革命。
让我们首先研究连续不断的事件。中国在　１９　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叛乱
（白莲教，１７９６—１８０４　年；太平天国，１８５０—１８６４　年；捻军，１８５３—１８６８
年；回民，１８５５—１８７３　年）和一系列的对外战争（英国，１８３９—１８４２　年；英


① 我们格外感激玛丽安娜？巴斯蒂…布律吉埃、柯文、迈克尔？加斯特、孔斐力和马若孟就本章提出的有益
意见。



法，１８５６—１８６０　年；法国，１８８３—１８８５　年；日本，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１９００　年
的义和团国际战争）。在　２０　世纪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革命：结束古代君主制
度的　１９１１　年的共和革命①，建立国民党独裁的　１９２３—１９２８　年的国民革命，１９４９
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革命和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
命。
这些里程碑表明，在满族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旧秩序结构极为牢固，
自我维护极为巧妙，能够经受住一个世纪的民众叛乱和外国入侵。然而，正
是它本身的力量否定了它。它对工业主义与民族主义近代运动的适应，对科
学和民主的适应是如此缓慢，以致最终必然让位。
规模宏大促成了这种缓慢。例如，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架设电报线路之前，
北京与省会福州和广州间的通信，依靠的是官方驿站，一趟至少需要两个星
期。清帝国无法作出迅速反应。１９　世纪帝国主义的多次战争，主要取决于中
国周围的外国海军力量。例如，四川的　５０００　万人（现在为　１　亿人）甚至在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也未受到日军的侵袭。中国的“四万万”人口（现在为　１０　亿
人）到不久以前，一直没有通过扫盲、报纸、电信，或乘轮船、火车、汽车
旅行的方便而成为一个整体。在这块土地上，农民生活的变化只能是缓慢的。
对近代中国变革的理解，是线性模式解释和循环模式解释两个历史学派
之间争论的问题。线性观点，强调近代增长的影响不仅在人口和经济方面，
而且特别在生产技术、政治民族主义和科学思想方面；所有这一切，都有助
于一些人想象为“近代化”，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称之为全面革命。循环观点，
看到一些方面的反复：中央政权的衰落，内战和外国入侵，普遍的混乱和贫
困，中央政权的军事复兴，谋生之道的恢复与发展。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两个
模式在不同结合中相互交叉。革新与复兴并非互不相容。近代中国采用外来
的经验，但更多的还是采用自身过去的经验。
从　１８００　年到　１９４９　年，中国文化的差异性尽管已在减弱，仍顽强地继续
存在。包括在汉字书写系统（日本、朝鲜和越南靠增加它们自己表示语音的
系统而摆脱出来）之内的中国伟大传统的种种载体，像清朝保持它的统治权
一样，顽固而巧妙地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的同一性。事实上，中国的古老国家
与古老文化的共生现象，是它们共同长久存在的一个秘密。
假如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就会发现儒家学说的信条
曾使北京的帝国统治和农村的家庭家长制合法化。王朝君主政体只是在儒家
学说被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条破坏之后才解体。①国家间适者生存的
观念，意味着满族统治者和极其庄严的儒家学说都缺乏领导中国的能力。情
况很像法国革命，不是依靠启蒙思想，而是必须往回走得更远，从抛弃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以及圣母玛利亚开始。正如一个政治学家所评论的，
“总体革命，如法国在　１７８９　年开始的革命，或是在本世纪曾改造中国的革
命，目的都在取代全部价值结构与改造全部分工。法国在　１７８９　年与　１７９７　年
之间，人民使用暴力来改变土地占有、征税、职业选择、教育、声望象征、
军事组织，实际上还改变社会制度的其他每一个特征”。②
在中国，这种表述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中国革命的广泛性，在其对中


① 即辛亥革命。——译者。
① 见詹姆斯？里夫？普西：《中国与达尔文》；又见《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7　章（费侠莉著。）。
② 查默斯？约翰逊：《革命的变革》，第　2　版，第　126　页。



国全部历史的重新评价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引导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军事
装备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来自外国，实际上来自帝国主义的西方。这一事实把
中国一代革命者，置于比欧洲革命者（更不要说美国了）所曾面临的更大的
窘境。美国政治领导人可以引用英国权威的言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法
国革命者能够在他们的欧洲传统中找到支持。对于　２０　世纪初的中国政治领导
人来说，相比之下，证明他们革命有理的思想权威却大多来自国外——而这
个革命竟是在一切以自给自足闻名的国土上！这种条件下的革命不管是卢梭
的，洛克的，穆勒的，马克思的，或者是克鲁泡特金的，就最完全的意义上
说，都是颠覆旧中国的革命。在实现民族主义要求的同时，革命还对中国历
史成就的价值提出异议。这些思想上的革命要求，很难为许多爱国人士所接
受。事实上，要求科学和民主，甚至对孙逸仙那一代的许多人来说，也具有
过激的含义。这样的转移离传统太远了。对怀恋中国过去富强的爱国人士来
说，谈论复兴要好受一些。旧瓶装新酒，其他革命的后期也曾发生过。
我们今天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思考，必然是多渠道的，要使用来自经济
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学等等的分析概念。我们发现在各有关学
科中，许多中间层次的概念是很有用的，但是，在一种渠道上似乎有支撑作
用的分析模式，可能在其他渠道上没有确切对应的分析模式。甚至在它们之
间还可能出现某些不一致。鉴于每条分析线索都分阶段，我们先研究分期。



变革与连续性：分期

尽管连续性很多，中国自　１８００　年至　１９４９　年还是经历了种种巨大的变化。
政治制度，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决定性地改变了。古老儒家的社会结
构削弱了，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经济的某些部分纳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化
在城市开始。知识研究扩大了范围；这种研究通过对外国观念的选择和适应，
再次得到调整。农村生活尽管以大体相同的模式继续，却不时为自然灾害、
骚动、

叛乱和战争所打乱，终于导致革命。
面对这个国家的规模和地理差异、地方社会组织的不同以及不同领域内
发展的不平衡，要努力找到这整个变革动态的单一进程或关键，难免要失败。
不过，把这一个半世纪分为几个较短的时期，以便揭示某些趋势或主题，并
且揭示一些重要的连续性的中断，还是可能的。根据鸦片战争开始了一个决
定性的西方冲击时期，而把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定在　１８４０　年，这可能过分强调
了与变革的国内原因相对立的国外的原因。我们宁愿以　１８００　年作为　１８　世纪
繁荣、扩张、自信的中华帝国与　１９　世纪分裂和混乱的中国之间的分界线。我
们分辨出四个时期，分别由这套书中的一卷讨论：１８００—１８６４　年，１８６５—１９１１
年，１９１２—１９３０　年，１９３１—１９４９　年。

１８００—１８６４　年

第一个时期，以　１９　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在